上 古 篇
　　
　　 如果把华夏文明比做参天大树，那么素称中州的河南，无疑埋藏着其中最洪大的根。对于商丘的名字，今人虽远不像北上广那样熟知，可是在整个华夏文明的根系中，却是至为深远的一脉：从三皇开辟洪荒，到五帝奠基文明，从三代两汉到唐宋之隆，商丘大地到处埋藏着先民开辟文明的足迹，推动历史的轨辙。
　　 天皇燧人氏，地皇伏羲氏，人皇神农氏——三皇的历史记忆与精神皈依，谱写着华夏先民开辟洪荒的神话，讴歌着走出蒙昧的史诗。从燧人氏钻木取火，到伏羲氏结网渔猎、始作八卦，再到神农氏“制耒耜，种五谷，尝百草，”东方大地上，文明演进的图谱昭然可见。对火的驾驭与使用，无疑使人类掌握了改造世界的力量，一步步走出茹毛饮血的蒙昧，从此点燃文明的圣火薪火相传。风行天下，香火旺盛，燧人氏拥有了人类第一个姓氏——风姓，成为万姓之源。天皇魂归大地之后，留下万古燧皇陵，矗立在商丘大地上，永远标识着文明的起点。
　　 陶器的制作，金属的冶炼，火药的发明，蒸汽机的使用，正是人类对火的使用，一次次铸就了文明的演进，熔冶着时代的面貌。随着对火的驾驭，人类愈发强大，而如何传承文明之火，免遭烈火焚灼，愈发成为严峻的主题。不同的是，在西方文明中，从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到诺亚方舟躲避洪水之灾，人类从来都是仰慕神的恩泽。而在华夏文明中，无论燧皇钻木取火，还是大禹治理洪水，都是人类战胜自然，成就了自身的神话。这在历史记忆的深处，奠定了中西文明不同的性格。
　　 来到商丘，中原与中华对我而言不再是抽象的概念。我想中原意味着文明辐射的中心，意味着历史演进的中枢。而中华所以成为共同的民族大家庭，不仅在于五千年来文化的陶冶，同样在于祖源上的血脉相通。
　　 到了五帝时代，帝颛顼高阳氏和帝喾高辛氏先后定都商丘，帝喾的始封地迄今被称为高辛镇。《史记》云：“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彰明德。”追本溯源，黄帝为五帝之祖，夏商周三代之君同样源出黄帝。其中，帝喾元妃姜原生育了周的始祖弃，次妃简狄生育了殷的始祖契。功德所在，舜帝时“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担负起推广农业、发展生产的重任；而契则“封于商，赐姓子氏”，担负起推广文化教育、构建社会和谐的重任。祖源脉络如此，难怪此后四千多年间，帝喾的后代发展为一千二百多个姓氏，占据华夏百个大姓的一半。所谓炎黄子孙，从血脉到灵魂，继承着共同的基因。
　　 “天下明德舜帝始”，尧舜之道开辟着中华文明的道统，“尧天舜日”成为中华民族的永恒追求。虞舜晚年，将帝位禅让于治理洪水、功德在人的大禹，大禹即位后，将舜的嫡子商均分封到商丘的虞城，继承了先帝的国号，是为虞国。一千多年后，武王伐纣建立周朝，追封前圣之后，将商均三十二代孙妫满封于陈，史称陈胡公，成为陈、胡等众多大姓的得姓始祖。商丘之旅，在虞城商均墓前，得知胡姓源出商均，认祖归宗之际，不由得感概万千！
　　 在商丘历史上，留下最深刻印记的，还是商——这里奠基了六百年商朝，乃华商文化的祖庭，号称“三商之源，华商之都。”早在唐尧时代，殷商的祖先契，也就是著名的阏伯，受封于今日的商丘，被任命为祭祀大火星的“火正”，负责以大火星的运行计时节、定立法，被后世称为“火正始祖”。大火星又名商星，而此地多丘陵，商丘由此得名。迄今位于商丘古城西南不远处的阏伯台，已历时四千二百余载，被认定为中国最古老的观星台。阏伯在此划分四季，对于二十四节气的创立，建立了重大功勋。在华夏先民认识天道、顺应天时，从而发展生产、推动进步的伟大历程中，观星台乃不朽的丰碑。
　　 商丘对于整个华夏文明的功勋，还在于交通技术及其商业文明的开拓。夏康失位之际，相土将势力扩张到黄河下游，在泰山之下建立东都，《诗经》所谓“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其间马车的发明，推动了交通技术的革命，可见当时古商国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全面发展。到了王亥时代，随着牛的驯化和牛车的发明，古商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再次领先于时代。交通譬如人类文明的双腿，决定着人类步伐的跨度，有什么样的交通，就有什么样的时代面貌。依托新技术的驱动，王亥亲帅商队开展外贸，被誉为“华商始祖”。重商政策的引导，使古商国经商风气盛行，来自古商国的先民驱赶牛车、以物易物，在商业开拓中产生了商人、商品、商业的概念。
　　 商业的流通带来财富的聚集，财富的聚集促进国力的壮大。无论古今中外，在谋求国富民强的道路上，商业的发达至关重要。正如四千年后孙中山先生所说：“夫百货者，成之农工而运于商旅，以此地之赢余济彼方之不足，其功亦不亚于生物成物也。”又说：“商务之能兴，又全恃舟车之便利。”主张以保商政策，推动货畅其流。迄今改善营商环境，唤醒华商文化，成为现代中国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王亥对商业的开拓，对于古商国的崛起至关重要，商朝建立后被奉为高祖，首尊为王，获得了与阏伯、成汤并列的历史地位。“诚信仁义，商德弘扬。互惠互利，国运恒昌”。拜谒商祖殿，感悟的是华商文化的精神实质。
　　 成汤时代，“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历经八迁，重新将都城迁回商丘。出身寒微、耕于有莘之野的伊尹，与志在“请罪有夏，聿求元圣”的成汤风云际会，在此“致天之罚”、发动革命，推翻了“率止众力，率夺夏国，有众率怠弗协”的夏桀，开辟了六百年商朝。五十年间，伊尹呕心沥血辅佐五代商王，为奠定邦基、重开太平，立下了卓越功勋。伊尹于百岁高龄仙逝，以天子之礼葬于商丘，被尊为“商元圣”。虞城迄今有伊尹墓，尽管早已殿宇无存，森森古柏中流传着几千年来的故事。
　　 夏末大乱之世，伊尹的伟大在于“乐尧舜之道”，继承道统，拨乱世而反之正。殷商时代，俗尚鬼神，这从《尚书》中“惟皇上帝，降衷下民”、“皇天眷保有商”之类大量关于上帝的表述，以及近代以来出土的大量甲骨文卜辞可知。先民的这种精神状态，让人联想起中古以来崛起的基督教、伊斯兰教文明。但品味其间，充满了对自然规律、文明法则的敬畏。也许，上帝所以高于人类，在于是天道的化身，只有懂得敬畏的人们，才能享受福祉。
　　 与自谓“有命在天”、把自己比作红太阳的夏桀不同，在伊尹那里，对上帝的敬畏在于对德的坚守、对民的爱护：“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尔惟德罔小，万邦惟庆；尔惟不德罔大，坠厥宗。”又说：“民罔常怀，怀于有仁。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关于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则指出：“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这些经孔子删订载入《尚书》的智慧，无论后世意识形态如何变化，却始终颠扑不破，照耀着中国政治文明的前行。也许，这就是道统。
　　 当殷商的子孙失去了这些优良传统，背弃了立国精神，也便被上帝与人民抛弃，开启了新一轮革命。周朝建立后，历经武庚叛乱，周公封微子启于商丘，以奉商朝宗祀，这就是春秋十二大国之一的宋。宋的历史延续了商的香火，也为二千年后华夏文明的又一个巅峰时代埋下了伏笔。诸侯时代的商丘宋都，居然比明清时代的商丘古城大十倍，可见当时工商业的发达。宋襄公曾在此争霸，面对强敌却败给了自己“蠢猪式的仁义，”留下了历史的败笔。直到战国后期，宋国被齐联合诸侯所灭，历经五帝三代的商国，与它的时代一起，渐渐曲终人散。但古商丘注定是天下风云之地，秦汉兴亡之际，汉高祖在芒砀山斩白蛇起义，商丘群雄辅佐高祖开辟了四百年大汉，再次为商丘历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 古 篇
　　
　　 秦汉已降，国体渐由封建而郡县，大一统的皇朝长期西都长安、洛阳。与其它上古名都一道，商丘从此失去了全国性政治中心的地位，但注定仍是华夏的胸腹重地。随着中国历史步入更加辉煌的汉唐两宋，商丘继续扮演着显赫的角色。汉朝建立后，高祖在时称睢阳的商丘封建梁国，最初的梁王便是在开国中功高不赏的彭越。高祖次第收平尾大不掉的异姓王后，将梁国分封给了自己的子侄，与其他同姓诸侯一道藩屏汉室。郡国并行制度，成为封建制最后的余响，商丘也迎来了作为国都最后的时代。
　　 此后吕后专权，一度将睢阳纳入吕氏诸侯的控制。汉文帝时代，历经几十年发展演变，同姓诸侯已逐步成为朝廷的主要威胁：贾谊所谓“天下之势方病大肿，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恶病也。”汉文帝采取的措施之一便是重建梁国，把这一牵制东方诸侯的战略重地，分封给自己的儿子。那时的梁国统辖四十余城，“居天下膏壤之地，”成为京师的重要屏障。此后围绕天下神器，景帝胞弟梁孝王成为最著名的梁王，商丘也进入了历史上的又一次巅峰。
　　 “孝王，窦太后少子也，爱之，赏赐不可胜道。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汉景帝甚至一度表示将帝位传给孝王，商丘此时的繁盛可知。司马相如、枚乘、邹阳等著名文人，纷纷成为孝王的门客，孝王的梁园不仅极尽一时之奢华，更是成为富丽恢弘的汉赋之源，梁园文学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曲洪钟大吕。如今商丘正在建设汉梁文化园，纪念这段佳话。
　　 梁国时代，商丘在中国历史中的显赫地位，更在于平定七国之乱的关键作用。叛乱初期，吴楚联军兵锋甚锐，直扑梁国，梁军连遭惨败。汉庭决策之际，把握敌我大势，“太尉亚夫言于上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食道，乃可制也。”艰危之际，梁国接连向朝廷求救，但周亚夫顶住来自天子的压力，保持了坚定的战略定力：“亚夫不奉诏，坚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将轻骑兵出淮泗口，绝吴楚兵后，塞其饷道。”与此同时，“梁孝王城守睢阳，而使韩安国、张羽等为大将军，以距吴楚。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与太尉亚夫相距三月。”当叛军“粮绝卒饥”，顿兵睢阳之下，被迫转而向周亚夫寻求决战。但周亚夫坚持后发制人，胜敌于已败，直到“吴楚士卒多饥死叛散，乃引而去，”方发动追击，一举击败叛军。在这场战争中，“吴楚破，而梁所破杀虏略与汉中分。”战争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大一统的国体，睢阳功不可没。梁孝王去世后，汉景帝将梁国分封给其五个儿子，由东方大国变为五个诸侯国。
　　 隋唐时代，隋炀帝开辟东西走向的大运河，将江南与洛阳连接起来，睢阳成为重要的运河城市，续写着繁华。唐代安史之乱，上演了惨烈的睢阳保卫战，一代名将张巡，永远载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族谱。“时穷节乃现”，叛军卒发之际，大唐守将逃降者甚众，出身进士、在杨国忠当权时代屈居县令的张巡，展示出卓越的将才与冲天的豪气。“巡至真源，帅吏民哭于玄元皇帝庙，起兵讨贼，吏民乐从者数千人。”面对强大的敌军，张巡指出：“贼兵精锐，有轻我心，今出其不意击之，彼必惊溃。贼势小折，然后城可守也。”张巡始终采取积极防御方针，“时伺贼隙，出兵击之”，依托坚城，出奇无穷，一次次以弱胜强。张巡审时度势退出雍丘后，辗转与睢阳太守许远等会师睢阳，许远主动让贤，推张巡为帅，担负起守城重任。睢阳屏障江淮，而江淮乃唐朝当时最主要的税赋重地，关乎全局安危。睢阳之战，张巡率数千勇士，坚守孤城，抗击十余万虎狼之师十月之久。大小四百余战，歼灭叛军十二万人，创造了守城史上的奇迹。
　　 对于睢阳之战的意义，韩愈评价道：“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阻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司马光评价道：“按睢阳虽当江、淮之路，城既被围，贼若欲取江、淮，绕出其外，睢阳岂能障之哉！盖巡善用兵，贼畏巡为后患，不灭巡则不敢越过其南耳。”睢阳之战不仅拖住了大量叛军，使其无法全力西进，而且保全了财赋之地，为唐军大反攻创造了条件。直到孤城粮草竭尽，没有一个战士再能站起来迎敌，也没有一个战士投敌。城破之后，张巡等将领英勇就义，仅仅三日后唐军收复睢阳，歼灭叛军，斩杀了叛军头目尹子奇。十天之后，洛阳光复。
　　 张巡身后被追封为扬州大都督，僖宗时与许远、南霁云等守城将领图画凌烟阁，清代时更是从祀历代帝王庙，拥有了无上的光荣。在闽台民间，尊张巡、许远为文武尊王，奉为保护神，虔诚祭拜，成为中华民族的神明。今日国人可能不知道商丘，但不能不知道睢阳；民间不见得有谁知道梁孝王，但不能不知道张巡。所谓神明，精诚为神，神而明之，照耀子民的心头。
　　 五代之季，宋太祖自归德军节度使起家，以时称宋州的商丘为治所，遂以宋为号建立宋朝，商丘由是成为“两宋龙潜之地”。北宋时代，商丘成为宋朝的南京陪都，作为东京开封运输生命线的汴河，恰恰流经此地，商丘成为仅次于东京的经济中心。靖康之变，宋高宗赵构在此登基，开启了南宋的历史，商丘在宋代的地位由此可见。
　　 历史的洪流，蜿蜒前行。随着元代定都北京，以建瓴之势俯瞰中原，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从此，河南不再是政治中心，商丘也远离了国家舞台的中央，在东南沿海崛起的时代，难免令人有陌生之感。但追本溯源，华夏文明的洪流从这里向四方奔涌，深厚的中原大地上，永远埋藏着我们最宏大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