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不经意间发现了三十多年前的一本旧日记本，日记本记录着沧桑的岁月故事。打开日记本发现这是1986年我随部队驻扎在广西边关所记下的日记，字里行间涌动着一个懵懂青年的渴望，一个共和国军人的执着。
　　 看着一页页、一段段、一字字的笔迹是那么的亲切，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我的眼睛不由地潮湿了……
　　 “营房南边的公路上车辆穿梭，有东风、解放、北京、小江北，还有拖拉机、马车、自行车。特别到了收甘蔗的旺季，车辆更是川流不息，一辆接一辆，轰隆隆地搅得人们不得安宁，再加上老百姓在山上打石头放炮，他们早不放晚不放，正当你午休睡得正香的时候，一炮就把你震醒，再也睡不着了。”这一段写了部队的恶劣的环境，背面靠着大山，山上除了树什么也没有。前面就是一条交通要道，来往车辆频繁，要去对面就要等好长时间，公路的前面就是左江的支流，阻隔了行路。当年我所在的部队就是在这样相对封闭的环境，铺设通往友谊关等边关的通信线路，以备战时用。
　　 “这里生活艰苦，四五十岁的妇女就装扮成老太太的样子，三人一伙，五人一帮，到处转着找破烂儿回去卖，就连几张破旧报纸也当成宝贝一点点积攒成捆，便可收入几角钱。她们还每天分布在部队营区内等待着剩菜、剩饭，也好饱餐一顿。”在写这段日记的时候，我还担任连队文书，我深知她们这里贫穷落后，也了解她们内心的苦楚，也很怜悯她们，想帮助她们，可我当时每月只有十几元的津贴也无能为力，我也不能违反规定拿着部队的饭菜给她们。
　　 “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出门是山，抬头是山，皮肤变黑了，手变粗糙了，人也瘦多了。家人几次来信让他寄张照片回家，他始终不敢寄，他怕爸爸妈妈见他这副模样伤心落泪。”这是我写的一个入伍不久踌躇满志的四川兵的一段日记，现在读来我感到了部队在锻造着他的刚强。
　　 “人身上最可贵的品质之一不就是这种主动性吗？在电缆沟和战士们一起度过的这些日子里，我随时感觉到他们在为许多事焦虑不安，为许多事议论纷纷。跟他们在一起你会又高兴又焦急。有多少聪慧的头脑在为连队想事情，有多少颗不安的心在为我们大家的事业忧虑和喜悦啊！”这是我刚从连队文书到班里当班长时写的一段日记。当时直感到跟班里战士在一起就是不一样，会感受到过去感受不到的一种新鲜的东西。
　　 “一九八四年十月小余告别了父母亲，告别了温暖的家庭，一路欢声笑语来到了部队。兵的生活开始了，小余的心里喷发着青春的烈焰……”这篇短小的日记，我是在酝酿着写好日记中的小余的故事。小余叫余昌平，北京市郊兵，入伍前有着优裕的家庭生活，有着稳定的工作，却毅然选择当兵，并且一直在部队默默无闻地积极工作，到了广西边关的艰苦环境中他更是埋头苦干，赢得了官兵的一致称赞。采访他的时候他很谦虚，什么都不肯说，虽说采访没有成功，但看了这段短小的日记后勾起了我对这名城市兵的无比尊重。
　　 “一曲《十五的月亮》，唱沸了边关、军营，唱热了城镇、乡村。在月亮的连结下，家乡与边关拉近了距离，军与民缩短了间隔，夫与妻加深了理解……”每每看到这段日记，我就会回想起我在广西边关的夜晚，就会有诗仙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感觉，一股思乡的情绪阵阵袭来，这是远离家乡几千里之外驻守边关的独有乡愁。那时候我常常面向故乡仰望月亮，我把它当成家乡的月亮，我想托月亮给父母双亲捎个话：“儿在边关守国防，不能尽孝多原谅！”
　　 “电报也算得上是一种登峰造极的科学成就了，它的问世无疑是近代社会的一大喜事，可到了连队这里却不知它怎么同‘病重’‘病危’‘病故’这些晦气的词汇有了不解之缘，尤其是什么节假、年终、工作艰苦、战士想家这些时候来和当兵的过不去。当然也很难说这里没假。目前这个单独在此施工的连队，在这种微妙得不能再微妙的微微妙时期来几封电报不是太正常了吗？”在广西边关的一年时间里，部队执行艰巨的任务，我大多时间当文书，经常见着通信员取信的时候取着电报，有时一封，有时两封、三封，最多的时候一天竟收到五封电报，有的写着“父病重，速归”，有的写着“母病危，速回”，有的写着“父病故，速归”。每当接到电报，通信员宁肯先不发信，也要把电报先送到连长、指导员手中。连长、指导员接到电报，一个摩挲着手，一个来回走着。连队任务这么艰巨，又来了这么多电报，这可怎么办？假若放走了一个，都会攀比，“闹病号”“压床板”，不出勤；假如都放走了，艰巨的任务谁来完？所以那时部队的电报就成了连长的心事和指导员的头痛事。
　　 这个日记本伴我在部队在家乡走过了三十多年历程，多么熟悉的笔迹，多么亲切的往事。感谢日记，让我回到了从前；感谢日记，让我把历历往事铭记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