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将每年的1月27日定为纳粹大屠杀纪念日，以警醒后人对上一个世纪那一系列的屠杀的漠视与健忘。远离战争，珍爱和平，从来都是绝大多善良人们的美好愿望，而从愿望变成现实，显然需要不断的努力，比如上述的纪念活动。
　　 和多灾多难的犹太人一样，作为炎黄子孙，我们的历史上受到外族的入侵更有甚之。受辱与抗暴几乎贯穿着我们的文明史，先秦有犬戎，两汉有匈奴，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初唐有突厥，五代有契丹，然后是靖康耻、崖山罹难以及清军入关等等。当然，你可以说，这些民族多半现在已经是我们共同的大家族成员了，我们之间的矛盾是内部矛盾，我这样说有碍民族友好。这样的说法是很单薄的，毕竟此一时彼一时，再者，即便是亲兄弟，欺凌和杀戮性质和蛮夷在结果上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更可恨。
　　 人类的历史假设是不断进步的，那么应该是越到现代越文明。然而，诡异的是被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剧变的二十世纪，却是人类兽性的一次集中大爆发，祸及数以亿计的人们，包括漂泊了几千年的犹太人，也包括固守家园的中国人。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犹太人正在受难的时候，在广漠的中华大地上，无数的中国人也同样遭难，包括我们一直引以为傲的帝国首都北京——那时叫北平，那时首都在南京。
　　 南京大屠杀的惨烈是一面血淋淋的镜子，照出侵略者的残暴与非人，我们自然会义愤填膺。而另一方面，在远离南京的一些其他的沦陷区，这种凌辱和对立似乎没有那么突出，会让我们产生错觉，好像诸如南京之类只是集中的个案，其他地方没准真能“共荣共处”。有一个很诡异的说法称台湾的日据时期，对于公共事业投资也不小，似乎动机也没那么肮脏，这种说法市场不小。尤其是一些披着公知外衣的知识分子时常大放厥词，遮蔽侵略和强暴的事实无形中（可能是有意）扮演着拉开离心力的角色。
　　 史景迁有本书很出名，叫做《王氏之死》，副标题是：大历史下小人物的命运。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者，他总是用文学化的手法来表现个体以折射历史的面纱，成果卓越。其实道理很简单，越是平凡的人、普通的事，往往离真相最近。比如，在侵略者铁蹄下生活的人们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和内心波澜？北京的一个普通的羊圈胡同以及羊圈胡同里生活的一圈人似乎就已经给出了我们最接地气的参照。
　　 我说的是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
　　 出于久仰，抽空读了一下老舍先生《四世同堂》。读得很快，一百来万的字没有超过一周的时间。在中国现当代作家里，老舍先生的语言功力应属翘楚。也因为如此，他算是极少的几位让我们从小就接触的文学大师之一。现当代作家当中，如果拿小学算的话，至少我们那时候，他的文章选进教科书的最多，我至今都还记得一篇叫《草原》，还有一篇叫《猫》，可能还有一篇叫《养花》。而只要是他的散文，一定是必背的。尚且不具备审美的我们就会觉得他的文字就是无端的好，现在才知道，能让一个孩子凭借直觉都觉得好，那一定是不必寻常的好。
　　 之后继续学过《龙须沟》《茶馆》,读过《骆驼祥子》《月牙儿》，折服于他对于小人物的精准刻划，以及他文字当中浓郁得化不开的北平特质，按照现在的视角来看，如果我们习惯性地把作家和地域联系起来，那么汪曾祺之于高邮、莫言之于高密、贾平凹之于商州、刘心武之于河南、孙犁之于北洋、阿来的西藏、姜戎的草原，张承志的新疆甚至于王安忆的上海等等都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如果说谁能和北京联系得最近，尽管北京向来都是人文荟萃之地，那么我说老舍先生绝对是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没有多少争议。
　　 比如话剧《茶馆》，就是北京社会的一个缩影，里面的人来人往分别就是北京当时的一个小社会，至今似乎也只有北京人艺才能演得原汁原味，而北京人艺也似乎一直把《茶馆》当作压轴的宝贝儿，老舍的作品，北京人艺的表演，相得益彰，珠联璧合。
　　 作为老舍先生最重要的作品，《四世同堂》用足够长的篇幅展示了抗战期间全景式的北京，而更让人动容的是，这幅阔大的画卷上面分明已经映射了整个中国，一幅幅真实的图景告诉我们，我们当时蒙受的是怎样的国难，在这样的国难面前，作为最为平凡的那群人是怎样地在生活，如果是战争留给我们表面上的惨痛是山河的破碎与人民的伤亡，那么还有一份遗产我们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国难面前我们的国人会有怎样的分化，怎样的心路历程，怎样吞吐，怎样消化，怎样前行？
　　 小羊圈胡同是北平的一个普通的居民区，里面祖祖辈辈住着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作为皇城根下的老北京，他们的经历比其他地方自然要丰富的多，身上至今都有一种特质，就是惯看兴衰成败以及潮来潮往。在他们眼里，几乎没有新鲜事儿，也无所谓多大的官和多么有钱的主儿，一般活得比较自我也比较舒适，他不会觉得开一个出租一准比大学教授就低人一等，因为你随便碰到一个骑三轮的，他会告诉你，他祖上没准就是个车骑将军或军机大臣，都是历史的游戏而已。《四世同堂》当中辈分最高的祁老太爷口头禅就是，不管遇到多大的事情只要备三个月的米粮和一坛酱菜就可以了，有吃有穿，还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他作为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长，亲历了庚子事变和八国联军侵华，在他眼里，十一国都不能把老北京怎么样，区区一个日本无非也就是打个抽风走人，他怎么能想到抗战一共抗了八年。
　　 事实上，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甚至在我们一贯的认识当中，是藐视日本的，包括甲午海战，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国会输，“天朝上邦，地大物博”是我们的自恋，“东夷倭国”“小日本”是我们对那个岛国的轻率的判断，直到他们战胜了大清朝，打赢了日俄战争之后，在上层引发了震动，反对觉得自己已然是一败涂地，倒是小老百姓还是沉浸在一如既往的幻觉当中。结果，日本人来了，不走了，打赢了上海，打赢了武汉，打赢了南京，真真实实地站在我们的身前身后，老百姓们才真正意识到了自己是真正的亡国奴，开始吞咽亡国奴酿成了苦果，人逐渐非人化。
　　 亡国奴是奴才，是活着的。他们不会像南京那样斩尽杀绝，他们得留下你给他们当奴才。不是他们的天良尚在，而是因为你有所用途。奴才的用处还是很多的，首先，奴才可以为主子无条件使用，他们可以榨取你们的粮食，用树叶和糟糠替换你们的大米白面，用纸币换取你的真金白银，还有无止境的军需提供——每家每户都必须提供铁，以至于废铁成为紧俏产品，连香烟上的锡箔都非常抢手。没有烧杀抢掠，只是因为你尚有利用价值，仅此而已。
　　 我想起台湾的日据时代，杨渡《一百年的漂泊》描述了自己家乡专门就是给日本提供军马的，一旦军马有所闪失，全村都战战兢兢。而且日本人对于武士道的钟情使得他们一贯认为打仗是勇敢者的行为，是荣誉的体现。已被洗脑洗得相当成功的台湾孩子即便是想为日本打仗是没有资格的，直到最后兵源枯竭才动员台湾人参战，属于不得已为之。
　　 侵略者就是侵略者，所谓的共荣只是一个幌子，绝对不可能从骨子里平等视之，一旦表皮被撕破，狰狞面目立马原形毕露。
　　 祁天佑是个中规中矩的商人，温和儒雅，在四世同堂的家族里属于中坚力量的第二代，在胡同里受人尊重，在圈内有着声誉良好。在整个行业限于困境时，他为了不让伙计失业，苦苦支撑自己的生意，可是因为一次日本人自身的失误，多配了十双鞋，偏偏由他负责。他们鞭打他，让他写上“奸商”两个字背负身后，还让他大声高呼：我是奸商，并被拖行。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老先生何尝受过这样的侮辱？在蒙受了日本人的凌辱之后，他自己走进了冰冷的河水。
　　 一个亡国奴是没有资格和人论及是非的。
　　 郊区的常二爷大约是老祁家的租户，常年给祁家照看祖坟，他与祁老太爷已经超出了一般的主仆关系，很平等（并不是所有的有产者都是黄天霸，这是片面化阶级观的价值体系，这里不谈），老爷子进城看望祁老太爷，遇到看守城门的日本宪兵，被掳掠了几块大洋之后辩论了几句，被连续掌掴，还罚跪了半天，七十多岁的老人到了祁家痛苦不已，然而，也别无它法。
　　 拉黄包车的小崔，稀里糊涂地被日本人砍去了脑袋，还被悬挂在城门口示众；饱读诗书的钱先生被打得死去活来；祁瑞轩被不明不白地蹲日本人的监狱……亡国的境遇面前，所有的法律、道德、公序良俗都灰飞烟灭，人性的凶残黑暗就像潘多拉打开的盒子，侵略者群魔乱舞、为所欲为，一切都是空谈。
　　 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北平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不介入其中，想必难以深刻体会。
　　 有压迫就有抗争，似乎是一个很天经地义的逻辑，钱家的儿子和日本人同归于尽，祁家老三投笔从戎，连舞狮子的刘棚匠都选择了离开。但是，我们不能不说，我们的抵抗不够决然，并非意志不坚决，这点在小说的主人公祁瑞轩身上得到最为鲜明的写照，祁瑞轩也是这本小说真正的主人公，他体现了传统中国人的儒家传承和现代知识分子的两厢结合。
　　 作为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祁瑞轩是很清醒的，他知道侵略者的可憎，他也清楚只有反抗是唯一的路径，但是作为第三代的老大，他尤为明显地处于“忠孝不能两全”的尴尬境地，儒家的传统精髓忠孝仁义使得他必须全力照顾好一家人，要尽力保全这个四世同堂的完整与延续，所以，他只能选择留下，至于对于侵略者只能作力所能及的抵抗。他起初的主要做法无非是支持老三离开参军，支持不愿呆在北京的刘棚匠离开而按时给予他母亲抚养费，规劝老二不要和日本人搅合在一起，自己坚决不当汉奸，更不会和那些汉奸同流合污，为此，他付出了很多，还有他那贤良的妻子和他一道担负，从无怨言。
　　 客观地讲，祁瑞轩捍卫了一个被欺压民族精英阶层的道德和尊严，为此，他辞去具有奴化的教职，当掉仅有的皮袄，还蹲过日本人的大狱，一家人几乎沦为吃糠咽菜的境地，其中的苦楚很多，是很不容易的。问题是，他这样的做法能改变多少呢？几乎什么都没有改变，老三和刘棚匠当兵是他们自己的初衷，想做就去做了；他想规劝老二不做汉奸，可老二汉奸当得自我感觉特别良好；他想顾全家人，可父亲依然受辱自杀，妞妞被饿死。如果没有一个英国佬愿意聘用他做翻译，祁瑞轩包括他的全家只能困死在小羊圈胡同。
　　 这是现实，要么抵抗、要么屈辱，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祁瑞轩的才华以及他相对还好的运气。拉车的崔四当了替死鬼、剃头的孙七莫名其妙地死了，常二爷死了，李四也和白巡检两头受气，连尚未长大的程顺还阴差阳错地捡了个寡妇当媳妇……一个羊圈胡同，大多数下层人在亡国的背景下苟延残喘度日如年。这才是真正的亡国奴生活。一种财富和资源上的疯狂掠夺，一种在精神和意志上的无限摧残，一个奴化和奴性引导的永不停歇。
　　 不要小视这样奴化，在齐邦媛的文章里好像就有这样的记录。45年日本战败的时候，那些年轻的学生一会儿失落，因为他们当时受的是日本的教育；一会儿又高兴：不对啊！我是中国人，我们才是胜利者啊！50年的“皇明化”政策已经让当时台湾的孩子身份产生了模糊。类似的还有北宋末年，宋徽宗颜面大失地收回了幽州，本以为老百姓盼望王师什么的，谁知到那儿老百姓根本不大买账，从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洲到北宋末年，多少年过去了，谁还记得谁啊！这才是问题的恐怖所在。
　　 更为恐怖的是对于有些人来讲，时间压根就不需要那么久。我们不能不说老舍先生对于汉奸写得真叫个传神，冠晓荷夫妇，蓝东阳、高亦陀、祁瑞丰夫妇写得让我后脊梁冒汗，分明就是在眼前晃悠的几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就那么愿意当汉奸，我们总觉得只要是个人即便当汉奸总是有些心里波动的吧！还就不是，真是个贱坯子，诱饵很简单，“有奶就是娘”，“管它姓蒋还是姓汪”。这是很多人的生活逻辑，理由还很冠冕堂皇，就像大赤包的口头禅：乱世出英雄。其实这都自己高看了自己，哪里是什么出英雄，分明就是急吼吼的趋利行为，如杨朱的口号：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不能不承认，这样的人很多，多到老舍大约都不愿意过多地分析他们的性格成因，毕竟，这对于老舍来说是很轻易的一件事。
　　 几个汉奸的结局都不好，几乎是死光光的，这不是老舍的情感偏好，而是事实上当汉奸只能的结果。
　　 无缚鸡之力的钱先生选择了实实在在的战斗，印传单，造炸药，鼓动更多的人投入到战斗当中，包括冠晓荷家的大姑娘高弟和小妾尤桐芳，也事实上炸死了一些日本人，成为人们心目当中的英雄。而他的行为也影响了一度犹豫和文弱的祁瑞轩，他终于和钱先生一道并肩战斗，按照通常的说法就是“祁瑞轩经过了血与火的考验，终于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了”。其实，我不是这样认为的，祁瑞轩因为钱先生的影响有个主心骨是个事实，但他即便到最后，依然是一个坚守底线的知识分子，这个底线就是爱国顾家，仅此而已。至于钱先生的爆发，除了老派知识分子的的骨气之外，如黄宗羲顾炎武秉承“天下有责的”气概之外，不能排除他也有着强烈的复仇心态。
　　 往往越想表达什么，就会用力过猛，作为高大上的钱先生在小说中不算太出彩。反倒还是祁瑞轩最好可信。
　　 我不是什么索引派，但是老舍先生本人和祁瑞轩有些重合也不算突兀，只不过他当时选择了离开。很容易想象出来，抛妻弃子的他当时一定也是经过太多挣扎的，他只不过想比祁瑞轩走得更远一些而已。不过性格上的东西是很难改变的。解放之后，老舍先生尽管被认定为“人民艺术家”，但是对于新生活的描摹因为并非所长，所以有时也用力稍重，反倒不大可亲，他自己也很苦闷，写的东西很多时候得不到周扬、严文井、刘白羽等领导的认可，时常数易其稿，感叹力不从心。显然，他的投湖与写作的不顺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回头再看，他后期的柔弱（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的话）恰恰是他的高贵，写作于他而言，他不能背弃生活，这是他终究是大师的关键所在。
　　 和一众左派作家不同，老舍的小说并没有过多地正面描写抗战的激烈，也没有刻画高大全的正面人物，甚至你都不能把他定型为一本抗战小说，他就是在记录一段我们民族上的灰暗历史，以及那段历史下面各色人物的轮番登场，在这些人物的展示下，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地看到了自己，从而多多少少要对自己进行一次清洗：如果我们在当时的情形下我们会怎样？如果我们的民族再次有此劫难的话，我们该当如何？
　　 不是每个人都能排着胸脯信誓旦旦的。
　　 很早以前，电视剧拍过《四世同堂》，后来也翻拍过，两部电视都是用和同一个主题歌，骆玉笙老先生的京韵大鼓《重整河山待后生》：
　　 “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月圆之夜人不归，花香之地无和平。一腔无声血，万缕慈母情。为雪国耻身先去，重整河山待后生。
　　 如今后生已成先生，我们记住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