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座寺庙只为了香火和跪拜，必然是对信仰的亵渎；如果佛的存在，承担起的仅仅是一种拯救的使命，人生多少苍茫随之会被解体，生命成了一场苍白的来去。
　　 我想，当初刘庄建起白马寺，把佛教和经书请进中国，并不止于此吧？二千多年的时光，能够顽强地绽放着永不褪色的光芒，它一定有着秘而不宣的独特魅力。
　　 母亲信佛，我们兄妹也都信佛。上溯到姥姥的家族，都信佛。
　　 母亲爱说一句话，佛在心中就行了。于是她放大着她的善良，践行着她所认知的所有佛的昭示，而就在这样乐此不疲的过程中，她获得了幸福与愉悦。自然，也有勇敢。
　　 故此，我对佛对寺庙从小就有特殊的情感。边耀，是我心上刻骨的乡愁，而边耀的木瓜寺，便是那乡愁里最动人的歌谣。
　　 我固执地认为，木瓜寺就是边耀的魂，不管它香火鼎盛，还是一片废墟，或者，是正在重建的模样，始终有一种智慧不死不灭，随着寺前的那道龙泉日日不息地流淌在那一方土地。
　　 “乾隆二年，梅涞二州总治任怀德捐银六两。”这是应县北楼口恒山庙保存的一段碑文。北楼口，位于边耀南七八十里处。碑文中的任怀德是北楼口人，同时也是边耀人口中流传了一代又一代的任总兵。
　　 传说当年任怀德穷困潦倒，去大同参军路过木瓜寺。那一日，木瓜寺的维静老和尚做完佛事，上炕打坐，渐渐力不能支，就势躺倒，夜里梦到猛虎三次扑身。惊醒后，汗水淋淋，又隐约听到山门外时起时伏的鼾睡声，就叫来小徒弟月青掌灯开启山门，只见门外台阶上横卧着一个衣衫破旧的小伙子。上前唤醒，问明了家乡姓名，请到内屋，好生款待，并给其换了干净衣服。任怀德当夜就在客堂住下，第二天，老和尚又给他带足盘缠，打点上路。十年后，任怀德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仍走投军时的旧路，当来至木瓜寺时，感激当年维静老和尚的恩德，施舍钱财，重修庙宇，粉饰佛殿，并留下老虎皮一张，让维静师傅打坐时铺垫。
　　 父亲说，他还见过那张白色的老虎皮，毛已经几乎磨光了。可惜一张留了几百年的旧物，在动乱中不知所踪。
　　 我以为这仅仅是传说，带着飘渺的色彩，可似乎又有点不甘心，于是拔通了之前认识的北楼口长城守护者聂大爷的电话。
　　 “是，是有这么一个人。他生活困难，有一次他去油坊想要賖点油，老板将他撵出了油坊，说如果你能发迹，我就把门前的过门石翻个个儿，受到了奇耻大辱的任怀德就决定从军改变人生。临走时，本村的姐姐任秀芝看到他赤着脚，便把姐夫一双半旧露指的鞋送给他，等姐夫李万银从地里干活回来，任秀芝便把送鞋给弟弟的事告诉了丈夫，李万银想到内弟投军远行的辛苦，赶紧从衣柜里翻出一双新鞋去追，结果任怀德以为姐夫追来是索回旧鞋，跑得更快了，他一口气跑出了五六十里……”
　　 我不知是惊奇多些，还是惊喜更甚些，这与在边耀流传下来的任总兵的故事竟是一模一样。原来，他是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而他的一口气跑出五六十里让夜里木瓜寺前累不可支的鼾声大作顺理成章。
　　 我决定再去一趟北楼口。
　　 似乎并不用我多问些什么，聂大爷就知道我需要了解哪些东西，他有条有理地为我讲述着。与这样的人交谈，真是一件轻松而愉快的事情。
　　 “父亲任有福，兄弟三人，任怀德是老大，弟弟分别是任怀信和任怀玉。他屡立战功，分到梅涞二州做过总治，后来又调到陕西做总兵，官加三级，禄进六次。这些都是在他父亲的碑文上发现的。而任怀德墓原来也在北楼口村北，只是被水淹了，他的后代现在在繁峙……他弟弟任怀信的棺木从山东运回来时，是那种圆肚子凸出来的形状，外面用黄绸子包着，油画着“渔樵耕读”，他的身上放着六弦琴，1971年坟被冲出来，棺材打开我们看到的……任怀德死后运回的棺木是在城墙上用撑杆吊起来抬回北楼口的……任怀德家住南关，他出生时，北楼营的驻兵正巡夜，看到他家灯火通明以为有什么事情，就去报告了巴总，巴总也生怀疑，却不敢私入民宅，只好一同守在门外一夜，结果第二天早上听到了婴儿的哭声……任怀德落魄的时候就睡在破庙，要么睡在街上……任怀德第一次立军功是当时出征的大军正在做饭……”
　　 任怀德的故事真是很多很多，但不管他被人们以传说的名义渲染出多少神奇的色彩，最终，恒山庙上的碑文是不容篡改的，任怀德，曾是活在现实世界的一个真实的人。他，果然就是被木瓜寺收容过的那个落魄的少年。
　　 我缄默不语，再思，再想，木瓜寺在我的心中变得更为庄严与神圣起来。
　　 可是，木瓜寺领着我还在奔跑，在时间的遗址之上，找寻隐约的往事。
　　 2019年7.19日，我坐上了去武汉的车。那是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城市，在那里，我意图追寻一些苍老的故事，我要找到一位叫做杨焕玉的老人。
　　 与任怀德不同，杨焕玉在木瓜寺生活过，而与任怀德相同的是，在去木瓜寺前，他同样贫苦。
　　 一家五口人住在一间半破土房内，几亩坡地由于盐碱过重和干旱缺水，一年到头连种子都收不回来，家里的主要收入是靠父亲给寺庙画壁画、塑佛像、做手艺换一些高粱米。后来，父亲患了青光眼因没钱医治而失明，随之，那些手艺就再没法做了，没有了生活来源的他们为了活命只好将刚出生三个月的弟弟卖了十块大洋。再后来，母亲带着妹妹被迫改嫁，他牵着父亲的手沿街乞讨。直到父亲也病死了，在夜晚只能找个墙角睡觉的他异常辛苦地长到了十岁。当渐渐长大的他不愿再困囿在没有边际的苦涩里，想要出去找个活路时，四叔带着他走出高镇子村，沿着桑干河向南走去。天黑时，他们走到了边耀的木瓜寺，寺里的老和尚见他可怜就收留了他，教他吹笛子、吹唢呐、拉二胡。直到1946年，杨焕玉参了军。
　　 算一算，老人今年该是89岁了。而如果不是前几年他打发自己两个儿子去木瓜寺，与村人讲起这一段旧事，怕是我们断然不会知道而今还有这么一个人与木瓜寺有着如此的牵绊。辗转打听后，当我拔通电话，听到电话那头清朗的声音时，激动与惊喜鱼贯而入，他比我想像中思路清晰多了。在那一刻，我竟倏然觉得老人很可能就是一座活起来的木瓜寺，我也更想知道走出木瓜寺后，他趟过了怎样的路。
　　 经过了长途的颠簸与一波三折的寻找，当我们在东湖疗养院见到老人时，有一种亲切来自边耀的山与水，来自木瓜寺。
　　 看起来，老人的气色不错，天蓝色的衬衫给人一种明亮的感觉，短短的头发显示的则是精神与干练。
　　 他在木瓜寺生活了四年，十几岁的孩子是能记事的，所以他对那个年龄所能敏锐感知到的事物记忆犹新。
　　 他说，收留他的老和尚50多岁，叫然明，是当家和尚。他还有三个师弟分别是然亮、然清、然贵，然亮是管家。当时木瓜寺的法号排名为湛、然、法、界、本、虚、空。他去的时候“湛”号之人已没有了，在木瓜寺左边一座大坟里埋着的便是“湛”号的老和尚了。“然”下面就是“法”，法辈中有三人，他只记得其中有一位叫法龙。"法“之后，那就是"界"了，界辈中有四人，大师兄叫界真，界玺为二，三与四记不起来了，而界玺就是杨焕玉当年的法号。
　　 作为一个贫苦无依的孤儿，是不幸的，却又是幸运的。然明师傅让他学会了吹管子，于是每次出外做法事，从外面请会吹管子的人所要付出的20块银元就省了下来。因此，界玺可以受到优待，比如冬天可以戴皮帽子，衣服可以穿灰色的细洋布，也可以穿棉鞋。
　　 以子孙常住形式存在的木瓜寺有着自己的生存之道，那时的木瓜寺远近闻名，每年都会做二到三次法事，每次可得80银元。特别是浑源的西方城每年都会到木瓜寺请他们去做一次法事，念经三天。就像他自己说的，常常会想起和那些小和尚一起学吹乐器，一起生活的场景。我想那个时候的他应该是快乐的，木瓜寺，收容了他的颠沛流离，让他可以吃饱，穿暧，让他有了一群陪着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可能杨焕玉天生就不是一个甘于命运桎梏的人，他向往更广阔的天地，于是在十五岁的时候，当怀仁县公安局的30多个人在木瓜寺住了两天后，他就跟着他们的局长去参军了。从此，这个孤儿开始了在战火中的淬炼。他参加了围攻大同战役，参加过石家庄攻坚战；也参加了解放应县战役、太原战役、平津战役；他还参加了抗美援朝第一至第四次战役。到了和平年代，他先后在秦皇岛师部举办的速成小学、山西祁县第八步兵学校学习，后来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深造。1962年，他在武汉军区政治部工作两年后，被调往了军区司令部通信兵部所属通信总站担任长途电话中心站政治协理员，晋升为正营职，后又被授予少校军衔。1976年，他又被任命为武汉军区在河南平顶山组建的坦克大修厂，筹建指挥部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再后来因为他参军入伍最初就是在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怀仁县公安局，对公安工作比较熟悉，所以转业到武汉市警官学校任副校长。
　　 当他以副局级离休干部待遇开始了离休生活的时候，他这一生的起起伏伏倒也不免让人唏嘘一番。
　　 他的老伴说，他命大，参加那么多战斗，只在张家口战斗中被敌军炸伤了右腿。而他自己说，不知是小时候栖身寺庙时的法名“界玺”在施展法力，还是什么其他什么原因，我这一辈子的仕途升迁比较缓慢，却已经享受副局级离休干部待遇，我有一个幸福的家，我的子女都已成为国家干部。
　　 时间很短，不足以把往事一一摊开，而我已知，于眼前的老人来说，木瓜寺是一种结束，也是一种开始。他与任怀德路过了木瓜寺，却把人生在木瓜寺静默成了截然不同的两重天。
　　 还是想说，如果一座寺庙只为了香火和跪拜，必然是对信仰的亵渎；如果佛的存在，承担起的仅仅是一种拯救的使命，人生多少苍茫随之会被解体，生命成了一场苍白的来去。
　　 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到东土时，受到梁武帝的迎请。梁武帝问道：“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少，有何功德？”达摩祖师答道：“实无功德。这些只是福德，算不上真正的功德，只能获得人天小果。”梁武帝问：“如何才是真正的功德？”祖师答道：“若得根本智慧，清净空寂，圆融无碍，才是真正的功德。真正的功德，不是以世间有为法所能求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