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开教研会，十几个年轻老师在一起讨论说：新调来的教务主任规定了新的讲课流程，其中有两条非常不切实际，有人提议要教研组长跟教务主任说说，这样行不通。我接过话题告诉大家说：“不要直接反驳领导的指示，那是要吃大亏的，领导会认为你否定他的工作能力”。当时我建议大家对待这件事要善巧方便，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教大家和稀泥或不敢坚持真理？其实我当时因为时间不够还没把话说完，在这里再补充一下，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大多数老师都听过我讲传统文化，我可以想象，有的老师会问：你不是说做人要诚实，要忠诚，要有骨气吗？你说的对！做人应该是这样。但要看你上面的“君王”是暴君或昏君？还是明君？如果是明君，你就可以做魏征做包拯；如果是暴君或昏君，你要直言不讳那你就是自己找死。在现在这个狂躁的时代，又有多少“明君”呢？我们没有古人那种舍命舍家的烈性，但在这个时代又要生活和养家糊口，面对非“明君”的指示，这就需要有智慧和忍耐了。面对上面布置下来的不合理工作，只要不违反法律，不违反道德人伦，我们自己吃点苦，受点累，挨点骂又算得了什么呢？正所谓“抬人家的碗，要受人家的管”。只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工作，怀着一颗慈悲心，一颗为众生付出的心，把不好的成分降到最低，也就没什么遗憾了。圣人云：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们要在不善的环境里锻炼自己，建立起自己的一道坚固的防火墙，善良、谦卑、恭敬，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时时保持一颗正量、干净的心。在这样的环境里锻炼出来的我们将来不管走到哪里，不管遇到什么事——我们都会坦然地说：呵呵，我经历过，小菜一碟！
　　 作为下属，听领导的话，多请示，多汇报是一种智慧。但这里有个原则，若上级布置的工作违反了法律法规，违背了人伦道德，那就要善巧地避开或尽量拖延，若这样做也不行，那就要坚决顶住，大不了不干走人也不能昧着良心做事。就像文革当中的周恩来，受尽四人帮的欺辱，也要冒着风险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受打击的一些老干部。周总理这种忍辱负重，圆融大度，大智若愚的风范，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中国这个社会，是个人际关系社会，做人做事千万不能只凭着一腔热情直来直去地去干。古人云：人直无用，树直有用。当然，做人也不能圆滑，要圆融。圆滑让人生厌，圆融受人尊敬，和谐四方。直率跟耿直是两码事，正直跟愤青也是两码事。这里有一则真实的故事很有启发性：
　　 两德统一后，因翻越柏林墙而被射杀的东德青年格夫洛伊的家人起诉开枪士兵亨里奇，要求追究亨里奇的法律责任。在法庭上，亨里奇的辩护律师辩称：亨里奇作为一名守墙士兵是在执行命令，作为一名军人执行命令是天职，他别无选择；如果要说是有罪，那罪也不在己。而旁听席上的人们也多数接受了上述辩词，从心理上默认了亨里奇是无罪的。
　　 然而，法官赛德尔面色严峻、义正词严地反驳道：作为一名军人，当发现有人翻墙越境时，不执行上级命令（开枪）是有罪的；但是，你可以打不准，而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你在举枪瞄准自己的同胞时，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而这也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赛德尔还说：在这个世界上，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发生冲突之时，良知才应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因为“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赛德尔的话在庄严的法庭上回响，给人以深深的心灵震撼。旁听席上，许多人的眼睛里闪烁着泪花，有的人相拥而泣。亨里奇的眼睛里也噙满了泪水，胸口剧烈地起伏。他将目光投向格夫洛伊的家人，说了句“对不起，我错了”，就低下了头再也无力抬起。最终，他因蓄意射杀罪被判三年半徒刑，且不予假释。
　　 当履行职责成了一种罪恶，就会有一种东西比职责更值得遵守——那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良心。你有服从命令的义务，但你有打不准的权力。换言之，如果你是柏林墙边持枪的士兵，看见有人翻墙，你的责任就是把枪口抬高一点；如果你是1960年独自巡逻的民兵，看见有人逃荒，你的责任就是放他们一条生路；如果你是城管，看见小贩四散奔逃，你的责任就是跑得比小贩慢一点。
　　 “把枪口抬高一厘米”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成为文明国家的军警在面对非刑事犯的同胞时，这是最高的思维底线和行为准则。
　　 服从，但不盲从；圆融，而不圆滑；忍让，但不怯懦；直率，但不耿直；坚韧，但不坚刚；智慧，但不智商；高尚，但不高傲；坚定，但会变通••••••
　　 大象无形，智真成道。潜龙在渊，厚积薄发！愿读过此篇文章的有缘人都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