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老家在绍兴的安昌镇。说是安昌人，其实父亲在安昌已没一个亲戚。按他自己的说法，即为“爹娘死过，叔伯全无”。
　　 尽管如此，父亲始终惦念着他的故乡。
　　 据父亲讲述，在他还不会走路时，祖父就离开老家去上海谋生。祖父做的是酱菜生意，前店后作坊，规模最大时，酱菜腌到十几只七石缸，雇工至少有二三人。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之后，祖父贱卖了所有家产，携妻儿随难民逃往老家。谁料，途中装有全部金银细软的包袱遭窃，情急之下祖父只好借道诸暨，从此阴差阳错地在诸暨落脚生根。
　　 父亲读到初中毕业，他就读的是曾位于泰山庙的“诸暨县中”，是当时诸暨最有名的中学。我曾见过他在学堂里用过的几本教科书，厚厚的线装本，发黄的纸张，里面尽是繁体字。
　　 初中毕业后，父亲考进了铁路南京列车段，端上了令人羡慕的“铁饭碗”。父亲后来对我说，本来他已通过体检，预备去参军的，但因为是独苗单传，所以最终还是被涮了下来。为此，他一直后悔不已，耿耿于怀，当初若真到了部队，凭他的学识、才能，极有可能混个一官半职，因为那辰光去当兵的，不少人不识字的。然而，命运却安排父亲在铁路系统干了一辈子。
　　 父亲在列车段做乘务员，即铁路内部俗称“跑车”的工作。他开始跑的是“慢车”，也就是那种不管站大站小逢站必停的列车，因为服务技术过硬，很快他便上调去跑“快车”了。
　　 父亲每次说到他跑“快车”的经历时，总免不了把头一侧，有种说不出的自豪与得意。
　　 后来，因为祖父身边无人，父亲先调到上海，又到杭州，最后回到了诸暨。做了几年通信工，然后升职做了工长，所谓工长，乍一听也带个“长”字，其实那是个铁路系统小得不能再小的“官”了。但即便这样，父亲照样干得非常投入。我见过他的许多张奖状，年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有一年，他雨夜值班抢修线路的事，还登上了报纸。
　　 父亲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琴棋书画皆通。他还写得一手好字，有人评论他的字：大字挺拔，小楷隽秀。
　　 无论毛笔字、钢笔字，还是铅笔字、粉笔字，他写起来一样匀称、工整、好看。那时，他单位上墙的各种“墙报”及作为宣传窗口的一块“黑板报”，就是他施展“拳脚”的用武之地。
　　 像父亲那样不论用什么笔，字都写得漂亮的人，我并不多见。
　　 我读书时，学生家长要写“家长的话”给班主任看。记得我把父亲写的便条交到学校一位姓苗的老师手上时，一下子把他惊住了，整所学校教师几十人，不乏名牌大学的高材生，但找不出一位字写得能与我父亲相媲美的。
　　 父亲会拉二胡、弹风琴、吹口琴。父亲有两只口琴，一支是绿色塑料外壳的，另一支外包了一层的白铜皮。父亲高兴时常吹吹口琴，《洪湖水浪打浪》《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等，父亲边吹口琴边会用脚尖一翘一翘地配合打拍子。因为他的口琴吹得好听，路过的人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来聆听，呆呆地听完为止。
　　 父亲拉二胡，拉的最多的曲子是《白毛女》中的“北风吹”及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父亲的《二泉映月》特别拿手，可用“如泣如诉、荡气回肠”来形容。年幼的我当时只觉得旋律动听，但并不理解。
　　 等我人到中年，尤其是没了父亲以后，常常感慨万千，每每就会随着《二泉映月》的旋律丝丝入扣地融入其间，不能自拔。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照古时人”，《二泉映月》深沉委婉，带着淡淡的忧伤和期盼，就如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在娓娓地诉说他当年颠沛流离，但又矢志不渝的人生经历。
　　 一曲听完，我的眼眶不由噙满泪水，心里久久难以平息……
　　 我不知道父亲当年演奏《二泉映月》时的感觉，我当时没想过问他，他也没有说，现在是不可能再问他了。
　　 我十分庆幸有这样的一个父亲，使得我们比一般同龄人有更丰富的审美情调和精神生活。
　　 除了自己演奏，父亲也极爱听音乐，尤其喜欢民乐，诸如《春江花月夜》《金蛇狂舞》《喜洋洋》等，我对音乐的最初的一点知识，差不多都是从他那里听来的。
　　 最早是“潜海姑娘”，后来是广东音乐，什么“步步高”“彩云追月”，再就是“梁祝”“渔舟唱晚”之类，其中如我所知，《二泉映月》是父亲最爱听的一曲。他住院的日子，想听音乐，大姐弄来一只碟机，几乎天天播放他喜欢的音乐，当然放得最多的便是《二泉映月》了。
　　 父亲唱歌也唱得不错，那些五六十年代流行的经典老歌他几乎都能唱，比如《九九艳阳天》《红梅赞》《珊瑚颂》等等。记得那时我跟父母住在一起，我媳妇新嫁不久，一天，她在楼上突然听到了楼下传来高亢圆润的歌声，仔细一听有人在唱《九九艳阳天》，觉得有点奇怪，心想是谁跑到我家来演唱？寻声下楼一看，原来是我的父亲——她的公公，正一边干活一边在引吭高歌，一时间让新媳妇惊愕不已。
　　 父亲有很多藏书，他的书藏在家里一口雕花双门柜子及老式写字台的几只抽屉里，那是当时家中唯一上锁的地方。
　　 书是父亲的宝贝，也是他的精神依附。他的书很杂，有字帖字典、杂志画报，更多的是小说，古今中外，大大小小各种离奇古怪、样式各异的小说都有。
　　 我印象最深的是十几本薄如蝉翼，直体石印的线装书，书中有不少插图，蝇头一般大小的字。这十几本书，父亲总藏在枕头底下，每晚在床上总要翻上几个钟头才睡，很多年以后，才知道那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父亲平时一有空闲就捧起他的书，如痴如醉地阅读，以至常犯烧焦米饭之类的错误，为这，经常受母亲的埋怨。于是，父亲便改在夜晚看书，往往一看就到深更半夜，也有几次大概是看得太入迷的缘故，父亲床头的台灯一直会亮到鸡叫三遍东方发白。
　　 年轻时的父亲记性非常好，看过的书他都能原原本本的复述下来，加上他的理解与想象，补充和扩展，往往能把书中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精彩传神。我从懂事起就爱听他讲故事，我们居民区与我年龄相仿或大我几岁甚至十几岁的年轻人，几乎都是听他故事长大的。我想，现在我能写一点东西，应该和父亲的遗传基因有点关系，也是从小被他潜移默化的结果。那时侯，我就觉得父亲是世上最了不起的父亲。
　　 父亲喜欢游泳，水性很好。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带我们兄弟俩到江水里去游泳。十年内乱期间，经常有直升飞机往江里空投传单，江里游泳的人听到飞机嗡嗡声，都争着去抢红红绿绿的传单，父亲游得最快，总是头几个抢到手。
　　 我还记得，我曾跟着父亲郦家祠堂湖摸河虾。父亲一个猛子潜下去，好长时间都不上浮，正担心时，他会突然从你面前的水面冒出来，手里捧着大钳子的老虾公。那天饭桌上的油爆河虾，大概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河虾了。
　　 父亲的象棋棋艺颇高，周围几乎没什么对手，整个火车站能与他对弈的也不过一二人。当时经常与他摆阵的，是车站客运室一位姓王的“山东佬”。
　　 “当头炮、马来跳”“屏风马，士角炮”，二人旗鼓相当，互不相让，不吃饭，不喝水，常常是早上开战，一直斗到夜深。
　　 像父亲与山东佬那样，走棋走到“戒冷戒热戒肚饥”的棋友，我到现在还未见过第三人。
　　 父亲就是这样子，玩什么都必玩到极致。退休后，曾经一段时间他喜欢打麻将，几乎每天都出去玩。
　　 或者是怕父亲输钱，更担心他输掉身体，对于他搓麻将，全家人都有反对的，当时我也横加指责，甚至于给其脸色。但现在想想，实在很后悔！父亲自娱自乐安享晚年，有何不妥？即便爱惜他的健康，好言相劝也就是了，恶语相加终究有点大不敬的。
　　 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小时候吃饭，差不多都是我们几个小孩子先上桌。那时一般家庭规矩很多，一家之主没上桌动筷，小孩子是不许吃饭的，一点鱼肉之类的好菜也要摆到大人面前。我家可没这样那样的规矩，有什么好菜，大都是几个孩子先吃，好多时候等父亲忙完工作来吃时，往往只剩残羹冷汤的，父亲一点也不在乎。
　　 长大后，我们几个有时叫他老爸，有时候叫他“老头子”，连我的女儿及外甥也经常跟着这样叫，他人或以为这样是没大没小，没规没矩，可父亲却从不生气。
　　 父亲待人处事相当宽厚，然原则问题却不含糊其事。
　　 他单位有一位同事，文革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当时人人自危，明哲保身。平日里与这位同事交情甚密的“哥们”，纷纷与其划清界线，甚至不敢与他说一句话，打一个招呼，生怕受到牵连。然，父亲明知有引火烧身的危险，仍不时地安慰他，鼓励他，不止一次地帮助他渡过难关。
　　 父亲对同事朋友仗义，面对亲戚的求助也来者不拒、慷慨解囊。我小时候，家里很穷，一家老小六口人，全靠父亲每月五十四元工资支撑度日。那时，母亲娘家的众多弟妹们，时常轮流到我家“做客”，往往是春节前一月就来，要耗到第二年农忙即将开始才回，一住就是好几月。当时居民实行定粮制，添了人口寅吃卯粮的，为填补缺口，父亲一声不吭地想办法买黑市粮，使得我家原本拮据的生活，更加举步维艰。
　　 不仅如此，每次接到几个兄弟姐妹要钱要物的信件时，母亲也愁肠百结，但父亲从未有过半句埋怨，总是千方百计设法解决。他经常对母亲说“应该帮帮他们，我们条件总比他们好过一些”之类的话。
　　 母亲的哥哥，我的大舅，三年自然灾难时期，因为写了些“反动日记”，被人告发锒铛入狱。高墙里的他也是频频来信要这要那，炒米粉、红糖、棉毛衫裤，吃的穿的，甚至练针灸用的银针，烘干碾碎的“胎骨”……因为与大舅的这层关系，已很大程度地影响了父亲的“政治生命”，然父亲毫不顾忌一切，照旧给大舅寄信邮物，继续保持联系不断。
　　 父亲待人接物的处世原则态度，我至今仍心生佩服。
　　 当我们几个孩子做错事的时候，父亲有时会用比较严厉的绍兴詈词“贱骆驼”“讨饭呸”等等责骂姐弟几个，甚至于也用“栗子拷”敲过我们的头，其实他是很爱我们的。
　　 记得小时候，小弟提前上床睡不着觉的辰光，父亲便会一边用手轻轻拍小弟的身子或床沿，一边轻轻哼他的儿歌“宝宝要睡觉，宝宝要睡觉，宝宝的鼻子像爸爸，宝宝的眼睛像妈妈，宝宝的耳朵呢？又像爸来又像妈。”不等他唱几遍，弟弟便会美美地睡去。有几次，我好奇地端详弟弟的耳朵，但怎么也看不出小弟的耳朵有什么特别之处。
　　 那年，我上小学二年级，晚上在车站广场看露天电影时，不慎跌折了左手几个手指，父亲连夜陪我去杭州铁路医院就诊，刚睡下的值班医生找借口不愿为我作缝合手术，无奈，我和父亲只有在挂号处的长条椅上等待天明。夏天的夜晚，日光灯下，又热又闷，蚊子多得要命，我躺在长椅上，父亲脱下汗衫盖住我的双脚，又用一张报纸作扇为我驱蚊驱热，还不时观察我的伤口，为我揉伤，耐心安慰我。
　　 第二天我醒来，看见父亲红肿的眼睛，光着的上身被蚊子叮咬起了无数个红疙瘩。
　　 大姐参加工作没几天，刚学会骑自行车，不小心把右手肘关节摔成个粉碎性骨折，治疗后手臂仍不能伸直如初。那段时光，父亲每天天未亮就把大姐叫醒，帮大姐扳伸锻炼伤臂，晚上临睡也是，足足坚持了有好几个月，硬是把姐的伤臂恢复了十之八九。
　　 父亲也爱带着我们这些孩子玩。春季，头天夜里刚下过一场雷阵雨，第二天，天还蒙蒙亮，父亲就叫上我们一群孩子到陶朱山上拔野竹笋，有时在戚家岭，有时爬到胡公台去。他熟悉山中的每一片竹林，哪里笋多，哪里笋少；哪些个竹出黄泥笋，哪些个长苦竹笋，他心中比谁都清楚，他总能比我们挖到更多更好的笋来。
　　 暑假里，父亲刚领了工资的那几日，多数会带我们去看场好看电影，更令人开心的是，电影散场后，父亲照例会领我们走进期待已久的冷饮店，八分一小碗的红枣汤，一角的绿豆汤随便我们挑选。当时大米每斤才一角三分八，像父亲这样舍得带孩子去这种场合高消费的家长，实在不多。
　　 我喜欢父亲做的菜，货真价实，决不“偷工减料”，母亲的就不一样。比如同是茭白与肉，母亲往往做成“茭白炒肉片”，薄薄的几片肉，根本没法满足小时候我们对猪肉的渴求，而父亲却做成“红烧肉炖茭白”，厚厚实实的猪肉一块是一块的，茭白也煮的格外入味。
　　 父亲烧的牛肉也很特别，牛肉切得方方整整的，麻将牌一般，加绍酒、茴香文火中慢慢炖熟，那味道吃过的人都忘不了。不久前的一天，我小姨对我说“你爸烧的牛肉真好吃”，听了这话，我心里真是相当的难过。
　　 父亲的好菜远不止这一道的，还有很多，我很怀念我父亲做的菜。
　　 父亲中等个子，长得却很墩实，像他自己所形容的那样“虎背熊腰”，据说这是典型的古越人特征。别看他手宽脚大、看上去有点粗朴，然干起活细腻得很，他补的衣服补丁平整，针脚细密、匀称，乍一看还以为是缝纫机补的，我还记得他就着昏暗的灯光为我们几个孩子漏夜补衣裤的样子。他用旧铁丝拗衣架，不像别人要模型，但弯折得却分不出大小，就好比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该弯的地方圆，该直处就直，简直就是工艺品，那时好多人都请他制作。他做的衣架我家一直在用，几十年照样纹丝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