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旧是那条小路，被雨水浸透，弯弯曲曲地从房前延申，一脚下去，细腻的泥浆呈弧形向两边崩离。见得父亲正在修路，铺就的路比原来宽了两倍，平整而光洁，仿佛被熨帖上了一层锡纸。父亲放下手中的锄头，站得笔直，对着我笑，我赶紧向他走去。
　　 转瞬，父亲便变了一张脸，他操起地上的锄头，凶神恶煞地朝我扑来。我离他很近，在他先前带笑的眉眼里向他靠近的，可现在，几乎是顷刻间，我便转身而逃。就在父亲修筑的这条好像锡纸一样光洁的路，我没命地跑，而他，正举着锄头在我身后怒吼。
　　 我嘶吼着，从睡梦中醒来，还是我一个人的深夜，没有父亲，没有锄头，也没有原来那条小路。一切都寂静得好似一张锡纸。这只是一个梦，我突然便落泪了。或许，我该庆幸，因为我不需要逃窜。可此时却有种惊吓之后的凄凉，那就是我必须得面对一个现实，父亲已经不在了。不在这世上已经很多年了。那个魔鬼，对，母亲是这样说的，那个魔鬼已经走了。
　　 我对于父亲的记忆是很深刻的，父亲是个石匠，有着使不完的劲儿。打石场离家并不远，父亲每天一早出门，开山凿石，点火放炮，天黑才回家。因为打石场都是翻滚的尘土，所以母亲总是在逢集的时候去镇上的杀猪匠那接回半桶猪血，和着白菜煮汤，据说清肺。约摸在我十岁的时候，便接替了母亲这份工作，因为母亲行动不便，那是在她十几岁的时候落下的病疾。当然，也正是因为母亲的不方便，才会嫁给比她大十几岁的父亲，我从小便知道。
　　 父亲是个魔鬼。知晓这件事情的不只是我们母女三人，全村，乃至于全乡镇都知道。在整个关于父亲的印记里，打骂是贯穿他生命的唯一线索。哪怕我们正坐在桌子边吃饭，只一言不合，父亲便是一顿劈头盖脸的痛骂，然后突然掀翻桌子，将他能够得着的物件一并砸烂。母亲死死地拽住他，让我们快跑。于是，我们家的哭声便在顷刻间让这个村子炸开了锅。
　　 “老梁家又打架了。”
　　 所有人都知道。我和妹妹就站在那条小路上，不敢离开，不敢靠近，看着父亲拖拽着母亲，从屋里一直拖到外面。母亲毫无还击之力，哭泣，咒骂。于是，父亲更愤怒了，对着死死拽住他小腿的母亲拳打脚踢。而父亲也未曾忘记他的两个女儿，间或抬起头，指着我们怒骂。
　　 “你给老子还敢跑，我打断你们的腿。”
　　 “快走啊，他是个鬼，会打死你们的。”
　　 直到看热闹的人多起来，在父亲赤手空拳的时候，才有人敢靠近。于是母亲终于能坐起来了，哭泣声逐渐停止，我们战战兢兢地收拾着残局，而父亲便坐在那抽烟。母亲需要在床上躺上一两天，我们就那样看着她，不敢走动，不敢说话，不敢发出任何声响。只听得父亲在外面敲敲打打，叮叮当当地，将那些被他砸得七零八落的桌椅板凳重新修补好。
　　 当然，这只是为他的下一次发疯做铺垫，终究的，那些不懂还击的物件就好似腿脚不便的母亲，只能在他的手里修养，破碎，重组。
　　 这样的日子伴随了我们十五年以上。那年除夕，滂沱的大雨似乎是要为新年的钟声洗礼，我们正坐在桌边，等待一家之主的父亲在零点之时点燃象征新年的烟火。
　　 “你在笑什么？”父亲对母亲问到。
　　 “没有，没笑什么啊？”或许母亲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笑，也或许，这本就是个该笑的日子。而父亲，却一次次地逼问，几声之后，便将桌子上的瓜子糖果掀翻在地，死死地骑在母亲身上。那夜，本该用鞭炮炸响的村子却被我们的哭声炸响。在母亲身上拳打脚踢过后的父亲拾起扁担便向我和妹妹追来。
　　 雨还在下，没有一丝亮光，我们没命的疯跑，甚至，连路在哪里都忘了。就着树木，手脚并用的从那些坡坡坎坎爬过、滚过，无处躲藏。那根扁担，是父亲送给我们的最有力的新年礼物，除了母亲身上的青紫，我和妹妹也不例外。
　　 他何时修补那些桌椅的我们并不知道，就是那一次，母亲终于带着我们逃离了，除了我们仨，什么也没有带走，就那样的，在新年第一天，躲到了一个父亲怎么也不会找到的亲戚家里。据说，他在村里挨家挨户地寻我们，还放话了，谁敢窝藏我们母女仨他就让谁走不了干路。当然，他的话还是有震慑力的，谁也不敢和他理论，任凭他每家每户、犄角旮旯的搜索。
　　 母亲搭上了火车，以她行动不便的腿脚跻身于川流不息的大军中。我和妹妹住进了学校，离家二十公里的地方，却从没回过家，没有母亲拖拽住父亲的小腿，我们害怕，父亲做石匠以来练下的腿脚会追上我们。母亲说，原来，她也可以挣钱了，不担惊受怕的日子，真好。
　　 那是特别平静的几年，我们谁也没有回过家，放假的时候，我和妹妹便在几个姨妈家住，和母亲通电话，和表兄妹们跨年，想笑的时候就可以笑，想疯闹的时候就撒野地跑。至于父亲，我们只是在逢集的日子里听到村里的乡邻转述，他逢人就问母亲在哪；我们还知道，他一锄一锄的，将半山腰那块地挖成了田，用塑料膜铺在田埂上，然后再一担一担地挑水上山，种上了稻谷。这是村里最大的笑话，听闻的时候母亲也在笑，笑那个神经病，仿佛间，在母亲的笑里，那是一个和她从来就没有瓜葛的路人甲。
　　 当然，那个神经病确实和母亲再也没有过任何瓜葛，从那年的跨年开始，父亲就再也没有见过母亲了。
　　 我和妹妹也回过家，隔壁的奶奶是我们的同谋，每次回家前都要给她打电话，确定父亲出门了我们才回去。然后从门缝里挤进去，偷走印着我们名字的户口本，用完之后，再偷偷地还回去。还是以同样的方式，像个小偷一样地溜进自己的家中，望一眼修补过后的桌椅，听大家描述那个神经病的业绩，再笑着和隔壁的奶奶道别。而每次，他总能有所察觉，在我们走之后跑到隔壁奶奶家闹，问她是不是见过我母亲。没见过，当然没见过，谁也不愿意和那个神经病讲上半句话。
　　 田是没种成的，那些歪歪斜斜的秧苗在土地开裂之后终于消失了它们存在过的踪迹，或许，就好比父亲眼中的母亲，终究消失了痕迹。
　　 再往后，父亲便是晚上出门干活了，无论刮风下雨都带着草帽，背着背篓。土地被他翻好，种下种子，生根发芽，便再也没有之后了。不应季的种子总有那么几根坚强的挣扎着，像是证明父亲的劳作，证明他的存在，证明着，他就是一个笑话。当然，能证明的还有很多，在我路过的时候，总能瞟见自家的田间地里，还有几苗庄稼，还能驻足。我也见过父亲，戴着草帽，在锄地，但他没看见我，我也没有叫他，因为我还不能确定，不知道自己能否跑得过他。只是，他渐老了。
　　 父亲从每天晚上的出门变成了不定期的出没，隔壁的奶奶依旧在电话里向我汇报父亲的近况，我笑着听。“他就是个神经病”！母亲在说起这句话的时候笑眯眯地，我看着她，没有附和，也没有评论，就像每次路过望见的那一块块庄稼地，望着那一棵棵庄稼苗，除了沉思，什么也没剩。突然间又想到了半山腰上那块专属于父亲的田，两指宽的裂缝，有些难过，莫名的伤感，转身走了，母亲还在笑，脱离了父亲的魔爪，她随时都可以笑了。
　　 据说父亲许久没有露面了，彼时我已经研究生在读，母亲依旧在给我的电话里笑，说起她从邻居的电话中听到的关于父亲的举动。而这许久到底是多久？谁也不知道。他们委婉地叮嘱我回趟家，回家看看，父亲已经追不上我了。而回去看啥呢，我不想避讳，就是看看，那个神经病有没有葬身于曾属于我们的家中。
　　 我报了父亲的失踪，带着一家四口的户口本。当然，我已经不需要从门缝里钻进去了，门板上已经有了蛛网，我伙同邻居奶奶，用榔头砸开了门上的锁。好似离家还没几年吧，因为我看到邻居奶奶还变化不大呢！只是除了那个户口本，我什么也没有带走，因为证明我们存在过的，仿佛就剩下那些桌椅板凳了，那些被父亲修了又修的桌椅板凳。
　　 母亲确实和父亲没有了关联，从那个离家的新年开始，此生都再也未曾得见。当然，我见过父亲的，在他劳作的田间地里；而父亲没有见过我，因为我们最后一次正式的见面，他已经不能追上我了。就那么冰冷地、安静地躺在那，就是一个神经病的样子，看不出半点力气的痕迹。他倒在了离家两千公里的街头，怎么去的？为何而去？谁也不曾得知，没有线索，无人过问。离家之后，母亲与他的第一次见面便是一抔骨灰，我带回来的。我想，那是我唯一能做到的、作为一个孩子的交代。
　　 父亲被安葬在了那块他亲自挖成的田里，当然，没有水，只有裂缝。那是母亲第一次回到家，我们像参观一样地从牛棚走到堂屋，走得很缓慢，谁也没有说话，连眼神的交流都没有，所以我不知道母亲在想什么。可那一刻，却有眼泪滚落，像是被父亲追逐的那个除夕，只是那次是恐惧，而这次，却说不出原因。或许，父亲把这个家还给了我们母女仨，可我们，却再也没有住过。破败的房屋早已没有了遮风避雨的用途，残垣断壁，也只有父亲那样的神经病才能栖居吧。
　　 母亲还是在外漂泊，而我们都成了家，有了属于自己的、能肆意大笑的场所。孩子在和母亲逗乐，掀翻了桌子上的糖果，也是一个除夕，但这里没有扁担，不需要鞭炮来炸响零点，所以孩子还是肆意妄为，在房间追逐嬉闹。而我和母亲，都看着散落的糖果，突然间哽咽了。
　　 村长打来电话，说是老屋要拆了，让我们回家看看，有需要收拾的赶紧处理。我给母亲去了电话，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还有什么能收拾呢？屋子太小，放不下那些被父亲敲打过的桌椅。
　　 而我们都回去了。看着挖掘机一点一点地推进，本就摇摇欲坠的房屋轰然倒下，再看着原地挖出了一个大坑，瓦片桌椅，被慢慢砸碎，通通埋进了土里。而后变成了一块崭新的土地，新鲜的黄泥土，定是一个很好的菜园子。
　　 母亲说，我们又多了一块地。
　　 临行前去看了父亲，母亲从车上拿下了给父亲准备好的纸钱和酒。孩子在半山腰的田里追逐，那嬉闹声，不知道是否会惊动到已经沉睡了的父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