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以前是有河的。波浪也很宽。
　　 从东边慢慢淌过来，到了村子，转身绕到村北，拐一个弯，紧紧贴着村西，出村后笔直过去，两里许后，又拐弯一次。这次，河去了另外一个村子。
　　 刮东风的时候，河面上的波纹细细起着皱，上面漂着碎柴草、细枝、树叶什么的，它们似乎躺在那儿，好长时间才移动一点儿。如果刮西风，水面就像村里姑娘烫的大波浪，一层层卷着。
　　 站在岸上，可以听到噗嗤噗嗤的声音，水轻轻爬上来一点儿，又很快溜了。长在河边的水草，从水里站起来，来不及伸展，忙着蹲回水中。噗嗤一下，从水中抽出来的绿梢梢欢快地摇晃一下。如果风刮得不明显，河面的水纹是朝东的。河边的水草总是朝东面弯着腰，像我奶奶拜佛时的模样。只不过，奶奶拜的佛是朝南的，而水草的佛在东面。
　　 村里有许多池塘，像一个个散落的标点符号。我们一天天地长大，那些像逗号一样的池塘已经满足不了我们，于是，我们偷偷跑到河里。水性好的，会游到对岸，然后站在水浅的地方向我们得意地招手，带着些挑衅。我双手攀着脸盆沿，一点点地游过去，但还不到河中心，心里发怵，慢慢掉头，又游了回来。一直到离开村子，我都没有机会游到对岸。
　　 河傍着我们的村子，像一条绸带，给村庄打了一个结。我曾经一个人沿着河一直朝东边走。太阳白晃晃的，河的对岸零零星星长着树，蝉声却一点儿都不零星，密密地传过来，似乎比我脚下的河还宽，密得让人浮起来。有时看到一两只船，吱咕噜，吱咕噜，或往东，或往西。
　　 偶尔能看到纤夫，弓着背，两只手像悬又不像悬，脚不像是走，而是蹬，肩上背着一截木棍，后面拖着一条粗粗的绳，那条绳子的顶端系在船上。看到纤夫，就知道那船上肯定装满了东西，是要紧东西，不是肥料，便是粮食，船舷几乎贴着水面，波浪如果高兴些，那水差不多可以跑进船舱。但，我从来没见过一只船跑进水，它们总是有惊无险地驶过去。
　　 偶尔也有船停泊在我们的村庄里。
　　 船泊在我们村西的石桥边，用一根粗绳缆在石墩上，又把一支很粗的竹竿插入水中，船固定下来。男的跟姓周的一户人家商量，想把船上的毛竹堆放在他家门口的河埠头边上，还想借他们半个院子，他准备在这儿扎竹椅子。他给出的回报是，送他们十把竹椅子。很快，这桩交易成了。
　　 男的约摸四十来岁，或许还不到，长得比较沧桑，整日不言不语，勾着头做事，把一支支毛竹锯成一段段，像一节节超大版的甘蔗码在那儿。我们从他身边走过，他不看我们，倒是他的锯子发出欢快的声音，“啾了啾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听到他的锯声，老是有一种错觉，觉得那锯声似乎在提醒我走路歪了歪了，于是，我的脚步慢慢歪了，尤其走到他跟前时，我的脚步更歪。如果他突然来一个紧急刹车，“啾了啾了，啾！”，在我的脚步趔趄的同时，“啪”，一截竹筒掉到了地上。
　　 毛竹被锯开后，在节眼处有一层麦色的膜，非常薄，也很柔软。知道笛膜是以后的事了。也不知是谁说的，那层膜可以用木槿花的籽孵化出小鸡。我们听了异常兴奋，想像小鸡孵化的场景，那肯定很热闹吧。我们以为小鸡一出来就会叫，就会跑。村庄里有着太多的木槿花，一朵花就有一撮花籽。啊，那该有多少只小鸡呀。我们几乎要惊叫起来。
　　 我们去捡竹膜，他不反对，也不热情，表情寡淡，但动作敏捷。他一脚踩在毛竹竿上，两手握锯，上下，上下……锯慢慢吃进竹子，他抿着嘴唇，越来越紧，忽然松开，地上“啪”一声，又一截竹筒被锯到地上。有时一手摁住毛竹，一手拿锯，那架势让我联想到屠夫。原谅我笨拙的比喻，他样子虽然苍老，但他跟五大三粗的杀猪胚根本不是一个层面。屠夫身上有油气，俗气，还有杀气。他老气，还有秀气。至于他秀气在哪儿，我也说不出，就是觉得他身上有一种气息，这种气息让人觉得他与众不同。
　　 我们有竹园，很遗憾，园里的竹子并不十分高大。修长的竹竿，我们用来做赶鸭梢，大人用它作晾衣竿，像他撑来的参天大毛竹，我们是第一次看到。我们很震撼。
　　 我们显得急躁，他还没锯下来，我们早伸出七八只手。这时，他沉着脸，手里的锯停下来，用另一只驱赶我们，似乎我们是一群苍蝇。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手缩回来好，还是伸着好。他的女人见了，走过来，冲他数落了几句，转过头来露出一个笑脸，还帮我们捡竹膜。他见状，往里挪了一下位置。
　　 毛竹被锯成一截截后，他用刮刀沿着竹节转圈，把竹节上粗糙的表皮清理干净，像给人搓澡一样。我们看到他一天到晚忙碌，却没见他扎出一把竹椅子来。因为捡了他的竹膜，我们欠了他一个人情，替他担忧是分内的事。
　　 他又是削，又是砍，忙忙碌碌。地上堆着他的工具，除了砍刀、锯，还有一大堆我们并不认识的家伙。有的像饭勺，但里面却长着一排牙齿，有的像一支调羹，只不过它的柄更长。
　　 我怀疑他就是喂竹子吃饭，要不，那些工具怎么看起来像餐具。
　　 他不言不语，但手底下很热闹，咻咻，吱嘎嘎，噼啪噼啪……似乎他每天的任务就是让这些声音响响亮亮的，虽然他自己几乎没说过一句完整的话。码在角落里的竹筒慢慢浅下去，取代它的是竹片、竹条。
　　 他把大竹筒拿到火上煨，一边煨，一边拗，还时不时让竹筒转个身。竹筒上渗出一滴滴的水，掉到炭火上发出“咝咝”的声音。竹筒被他拗成一个个弧度。我们有时会担心，竹筒会不会被拗断？事实上，他从来没有拗断过。椅背上的弧度、椅垫周围的弯度都是不一样的。他拗的时候根本没有去量尺寸什么的，但每个竹筒的弧度他都了然于心，几乎没有偏差。一根毛竹在哪个环节派什么用场，他心里清清楚楚。那些煨过火的竹筒冷却后，便定型了。
　　 他把拗好的竹筒一节节扎起来，嵌、插、拼，一丝不苟。
　　 竹椅子总算扎出来了，结结实实，却没有一棍钉子，全凭他的手艺活，把一节节竹筒扎成一把椅子。我们不由替他松了一口气。现在他每天会有七八把椅子扎出来。有人来买时，他从不参与，都是他老婆出面。他还是埋头扎他的椅子，似乎那些买卖跟他没有一点关系。
　　 每天晚饭后，他背着琴袋踱到石桥边，找一空闲处取出二胡，上蜡、校音、试音，短暂的寂静后，悠扬、舒缓的琴声从石桥出发。夜还没有完全笼罩村庄，三三两两的人们从村外的庄稼地里回来，一脚高一脚低。村里没有灯火，暮色不走，谁也不点灯，只有晚饭时才开灯。
　　 二胡坐在他大腿上，他一手持弓，一手在琴弦上抹、滑、打，非常娴熟。尤其那颤间打得极漂亮，有种丝丝缕缕又密不透风的感觉。他的琴声一下子把夜幕拉下来，桔黄的灯光一盏一盏拧亮。代表人间烟火的杂音、噪音隔着木格窗无序而无忌。琴声不像他沉默里透着冷峻的性格，而是略带幽怨伤感，似乎满腹心事，可又似乎在低头倾诉，在夜色中左右飘荡，或低缓，或急越。他随着琴声，耸肩，低头，摇晃，又抬头，摇晃……村人见了有些好笑，说他抽羊角疯。
　　 只要不下雨，他每晚到桥头去拉二胡。偶尔会有人认真地听，但大多数的时候人们只是聊天、抽烟，他的琴声只是别人闲聊的背景。他也不计较，旁若无人地拉。他微闭着双眼，把世间的一切屏蔽在琴声外。
　　 后来有了一个懂他琴声的人，那个人是我们小学的施老师。她是上海知青，是有两个孩子的母亲。施老师教我们跳新疆舞，教我们唱“娃哈哈呀娃哈哈”。施老师住在另一个村子，或许听了别人说我们村子里来了一个会拉二胡的人，她向我打听这个人的事。我把自己知道的全部告诉了施老师。其实那就两句话：他会扎竹椅，他会拉皮胡。我那时把二胡说成皮胡。施老师笑着帮我纠正，那是二胡。
　　 后来的事我是道听途说。那个扎竹椅的人从小跟他盲人叔叔学拉二胡，十六七岁时曾考上过省里的越剧团，不知什么原因，他被别人替代了。对于一个从农村里出来的人，在省城根本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别人说你没考上你就没考上，于是，他回到老家跟父亲学扎竹椅，作为一门手艺养活一家人。他老婆虽然不识几个字，但为人贤淑，跟着他风里来雨里去，从无怨言。
　　 我发誓，我绝不相信施老师会看上那个扎竹椅的人，尽管他会拉琴。有人说有一天晚上施老师忍不住抱了他，也有人说是拉二胡的人拉住了施老师的手。我亲眼看见扎竹椅的老婆拉着施老师的手说话，很亲热。他们根本不像恶煞的人。
　　 后来，他们撑船走了。他们出村，笔直，两里许后，往左拐弯。
　　 那时，波浪真的很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