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段家史如果拍摄电影，镜头是这样切换的：一个中年人穿着露出脊梁的背心，在烈日炎炎的荒原一块杂草丛生的水稻田里拔芦苇，汗珠滴在草叶上……
　　 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少年在麦场上喜气洋洋地骑着自行车兜圈子，引来路人羡慕的目光。熟悉的人目光中有疑问：怎么把两千多人口才分得的两个自行车指标，刘副场长下令给了这家人一个……
　　 那是物资极为匮乏的年代，人人关心粮票布票糖票肉票等，生活必需品全都要票，自行车就不用说了。
　　 1963年，在岳普湖县木华里垦荒的农一师前进二场，近两千人才分配到了两辆自行车指标。早在半年前消息就传出，职工们家家想要但谁也知道没有希望：连长、指导员这一级的干部都不一定轮得上，别说一般职工了。
　　 兵团农场是军事化管理，稀缺商品也得下级服从上级。
　　 谁知主管生产，水利，基建的刘副场长下令：给水管站看水员老陈——我的父亲！
　　 我家有了第一辆自行车，这是那个饥饿时代发生的值得写在家史上的事情。
　　 1958年大跃进，职工一天干活十几个小时，两头不见太阳，人能扛得住是因为那一年还能吃饱。1959年“持续大跃进”时就扛不住了，月定量下降到28市斤原粮，没有油肉，家家闹饥荒。
　　 父亲在远离农场的闸口看水，往返场部三十公里没有像样的土路，沿着河堤羊场小道走，借维吾尔老乡的毛驴。回家时带点老乡果园的干沙枣，返回闸口时驮着口粮，蔬菜等。我们家基本可以吃饱，没有得浮肿病。那时，我在喀什疏勒县上学，假期回家看到父亲一身灰土，赶着毛驴回来，一家三口团聚，心里很高兴。毛驴要走七八个小时，我心里暗暗嘀咕，要有辆自行车多好。疏勒县南疆军区军人不少骑着“永久”“飞鸽”。
　　 父亲看水的闸口在一个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六间土块房住着几个公社的看水员，只有父亲一个汉人。父亲懂维语，为人善良，常常带着阿司匹林，痢特灵，红汞碘酒，给老乡治伤看病。维吾尔重情谊，常常给父亲送沙枣，杏干等，还给他起了维吾尔名字“卡斯马洪”。
　　 分水点后不远处有个洼地，闸口渗水形成一亩多水滩。父亲决定在这里开荒种水稻。维吾尔老乡劝他别费劲儿，那片水滩芦苇丛生，水稻根本站不起来；而且这里盐碱地，缺水，农民祖祖辈辈没有种过水稻。
　　 但是，父亲非常执拗。一位维吾尔公社社长对父亲的计划很支持，鼓励父亲试验种稻子，这一带农民没有种过水稻。他借给父亲水稻种子，说做个种水稻的样板吧。
　　 父亲用坎土曼在泥水里把那片洼地深挖平整，排除多余的水，撒播种子。水稻刚露头，芦苇就疯长。父亲整天泡在泥水里不停拔草。有骑毛驴路过的老乡问，是你的上级“群卡德尔”（大干部）给你压的任务吗？父亲答“约克（没有）。”又问你自己能留下多少？答还是“约克”。老乡不停地摇头骑驴而去，留下一句谚语：用自己的油炒自己的肉——自讨苦吃。
　　 夏天最热时，分水闸口来了一位“群卡德尔”刘副场长。刘副场长骑着马，跟着一个背着驳壳枪的通讯员，顺着大河边的羊肠小道溯水而至。这可是到荒无人烟闸口最大的官儿。父亲连忙去老乡那儿找来鸡蛋，白面馕，酸奶子，诚惶诚恐招待副场长吃了午饭。幸亏战争年代过来的干部，不在乎吃住。房子破旧狭小，只有一张红柳条子编的床。父亲安排副场长在床上午睡，毡子铺在地上请通讯员躺下，自己悄悄离开去抱草喂马。父亲是黄埔18期毕业，学的就是骑兵。对马很熟悉。
　　 午休起来，刘副场长出门四下张望不见父亲，叫通讯员找。通讯员从房子后面绕过来说，老陈在后面地里拔草。这里有地？有庄稼？刘副场长有点惊奇，走到房后一看，烈日炎炎，没有荫凉，父亲背心早成渔网，脊背黑红，小腿全是泥巴。这里六个看水员只有父亲一个开荒种地，而且种的是非常辛苦的水稻。
　　 刘副场长仔细看了水稻，问大概能收多少，父亲答争取三百斤。刘副场长点头称赞，临走时叮嘱：粮食是国家统购物资，一粒也不许留下，全部交库房。父亲答一开始种我就打算一粒不剩交给国家！把种子还给公社。
　　 秋天，那个公社社长带了七八十个大小队长来参观，说解放军农场的老陈，证明了重盐碱地里也可以种水稻！稻子黄了，水管站组织了五六个看水员到闸口，半天把水稻割完，借了老乡的牛车拉回来。用最原始的方法人工脱粒，装了满满两麻袋，叫父亲赶着牛车交到场部粮库。
　　 那位粮库保管员满脑子“阶级斗争”，他知道父亲是“起义人员”，质问：“粮食种植计划上没有水稻。你这个水稻从哪里来的？”父亲告诉他是自己种的，他居然怀疑是不是拿钱买的，“残渣余孽向共产党邀功请赏”！
　　 父亲不愠不火，把牛车赶到离刘副场长家不远的林带边，静静地等着。果然，到吃中午饭时，刘副场长从办公室回家，一眼看到父亲和牛车，立即喊道“是不是大米？”父亲微笑着点点头，说库房不收。刘副场长一边捏着麻袋，一边发火了，说：“什麽？不收？我带你去交！哪有不收的道理！”
　　 1963年春节，全场先进生产者表彰大会召开。刘副场长安排一百多代表吃抓饭，并说这是水管站老陈种的水稻；等我们水多了，大力推广，天天吃抓饭！代表们一片欢呼----饥饿时代还有什麽比抓饭更能激动人心的呢？
　　 父亲没有资格吃抓饭，但有资格炫耀：表彰会上抓饭的大米是我种的！
　　 春节后，上级给农场分了两辆自行车指标，据说光副连以上干部就有四五十人申请购买。刘副场长把供销科长叫来说，商业是张副场长分管，我这次越界行权！而且耍一把特权——自行车指标戴帽子给水管站老陈！他在五六十里路外看闸口，吃的用的都靠借老乡的毛驴驮。辛苦不说，这丢咱们军垦农场的脸哪！
　　 那辆飞鸽自行车196元，相当父亲近5个月的工资。自行车推回来，全家高兴。我放暑假回家，骑着崭新的自行车在麦场飞驰，唱着那首著名的歌曲“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自行车跑……”这一瞬间，对自行车的喜爱在我心里深深萌发，就像父亲在那片水田里播下的种子……
　　 转瞬五十多年过去，我清楚记得曾经骑过的自行车：飞鸽，永久，凤凰，白山，红旗等等，锰钢车，载重车等。现在乌鲁木齐退休了，住进了高层楼房。除了出城兜风，我一般不用孩子的私家车。我常常骑着24速的捷安特自行车，到小区北边的尚未开发的平顶山，那里有弯曲颠簸的小路，有野生的蔓草，有上下坡，有人工林，没有汽车，行人稀少，正好适合我寻找年轻时的感觉——颠簸弯曲，上坡下坡，野草跘脚，树枝拂面……
　　 走着，骑着，唱着——我时时回望着来时的路，时时回响父亲在世念叨的话，我家的第一辆自行车是刘副场长批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