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很漫长，记忆会流失，但总有一些人，一些事浮在你的脑海里，愈久弥新。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也早在江南落地生根，娶妻生子。但总是忘不了我的第一个师傅苏秀才。虽然师傅教给我的技艺已经生疏得拿不出手，但师傅的音容笑貌，却常常在脑海里。有两次我还在梦中遇到师傅，师傅总是问我一句话，宁宁，你又给我扎昏了几个人？然后就是她爽朗的笑声。那银铃般干净的笑声，将我从睡梦中唤醒。然后，我就睁着眼睛，在暗夜里“过电影”。
　　 我师傅那时大约有四十多岁吧，喝酒、喝茶都是高手。她喝酒一点都没有女人的斯文，不论是男是女，凡是谁要跟她碰杯，一斤“二锅头”倒满两个大搪瓷杯，不等人家说话，端起来，一仰脖子，咕咚、咕咚灌下去，气不喘，脸不红。只此一次，人家再不敢约她喝酒。
　　 师傅喝茶有点讲究，她永远用玻璃杯喝绿茶，一小口、一小口抿着喝，只有喝茶的时候，她才有女性的温柔。
　　 师傅虽然人到中年，却面容姣好，风韵犹存。她长得不高不矮，身材有些发福，胸脯浑圆饱满，一张圆脸黑里透红。她有着小巧的鼻子，眉心长着颗黑痣，时常与两只滴溜滚圆的黑眼珠成等腰三角形。她的薄嘴自然红，真的称得上是樱桃小嘴，两只嘴角上翘，让人觉得她总在微笑。
　　 十五岁那年，母亲就开始替我发愁。她常常望着我一头秋风里乱草窝般的长发说，你这又没书读，又没啥技能，以后咋办呢？那个年月，估计家家都愁。大学已经快十年不招生了，社会上到处还在斗斗斗！大字报，大辩论，今天反击这个风，明天反击那个风，天怒、地冤、人愁。那个夏天，母亲整天的念叨，让我好生心烦，只有土围子外那棵歪脖柳上的鸣蝉理解我，它知了——知了的叫声，算是代我回答母亲的唠叨。
　　 其实，我也心烦。小小年纪，就学着种菜、开车床、做蜂窝煤炉子，还到织布厂装过梭子。虽然做一天只有五毛钱，也远比我在大山里种地的爷爷挣得多，他算是整劳力，在生产队里，拉一天锄沟，记十个工分，只有五分钱。这在城里，只够买一根棒冰。我不耐烦母亲的唠叨，对她说，我知道你要我好好读书，上大学，可人家大学不开门，有啥办法？不读书，我进工厂做工。再大不了，我回老家跟着爷爷种地，总行吧？反正饿不死！
　　 我摔了门，忿忿离家出去闲逛。那个年代，我们被教育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可眼前的困境是，上学，大学关了；做工，企业也进不去，招工指标，没有后门，根本拿不着。所以，初中毕业，我就联合了几个同学，去联纺公社找革委会主任，要求到边疆去屯垦，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主任，盯着我看了半天，一脸坏笑，你们是想找个地方，不掏钱混饭吃吧？去去去，回家去吧，等满了十八岁再来找我。主任说完话，进来几个戴红袖箍的大汉，拎小鸡一般，把我们拎了出去。在院墙外，我回过头来，狠狠地吐了口唾沫，却看见主任笑哈哈地，他说，回家好好读书吧，走吧，别瞎闹哄。
　　 我在外面瞎混了一天，等天黑了没地方去，只好又回到自己的窝。我们家住在太行山下一座山城的工棚区，是来自山东青岛的一支工程队建造的临时工房。我家只有一居室，没厨房、没卫生间，更没有什么客厅之类，吃喝拉撒全在十来个平方里，母亲和我们一窝孩子挤在一起。十二岁时，我写了首打油诗给远在天边航空兵机场的父亲，一上蓝天多逍遥，欲与天公试比高。锅灶绑在大腿上，一人不饿全家饱。我写得很恶毒，父亲却对战友们炫耀说，我这个长子早熟，有才气。父亲根本就不理睬我，小八路出身的他，一路南北征战，军营才是他的家。他一个人住着大房子，吃着空勤灶。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用换工的办法，给人家做土坯砖，一块土坯砖有四块红砖大。虽然和稻草泥很累人，我还是坚持每天放学后做三十块。这样，一个多月后，乡邻们帮我家砌了个土围子，我给家里垒了个厨房。我还自私自利地圈了块地，有了个自己独占的窝。因为十五岁了，我觉得不能再和母亲与姊妹们住在一起。我的窝很小，只有四个平米，一床一椅而已。但晚上点上煤油灯读书，让我感到很惬意，因为不用再听母亲的唠叨，多早晚了……赶快熄灯睡觉！
　　 母亲虽然常常为我的任性不听话而烦恼，但更为我的前途忧虑。后来想来想去，她把自己医院的同事苏秀才介绍给我，让我拜她做了师傅。母亲偏长药剂配方，对疮疤治疗颇有体会。苏秀才则是中医世家出身，最拿手的是针灸推拿，跌打损伤。我去拜师的那个早上，有个病人在工地上扭伤了腰，动弹不得，被人用担架抬进病房。师傅也不管人家坐住坐不住，把他按在理疗椅上，蛮横地要求病人垂手端坐，然后用左手拇指和食指在双侧天柱穴上稍作点按，眨眼功夫，右手就将两根银针刺了进去。扎了针，师傅就去为别人拔火罐、推拿了，将这个病人撂在一边。过了十五分钟，师傅走过来，对伤了腰的病人说，走了，走了，这个椅子别人要用了。病人有些愤懑地站起来，像是要骂人，可腰身一扭，嘴角忽然有了笑容，两手一拍，高叫一声，嘿，好了！
　　 这以后，我才知道，师傅原名叫苏绣彩，因为医术高明，人又聪慧，写一笔娟秀欧体，所以人送绰号苏秀才。拜师那天，我眼见师傅的做派有些像是《水浒传》里的母大虫顾大嫂，见她时，面上就露出些胆怯。我给她鞠躬拜师时，刚一低头，还没有探身下去，就被她薅住衣领子把脑袋提溜起来。她笑嘻嘻地说，新社会不兴这个老理，按老理你得叫声师娘，给我磕头呢。这样吧，师傅我爱吃肉包子，你到食堂给我买两个肉包子，就算拜师了。
　　 肉包子拜师，我心里暗自发笑，这个师傅也忒古怪。不过，那个年月，肉包子也是稀罕物，那时物质稀缺，啥都凭票供应，穿衣要布票，吃饭要粮票，一个人一个月凭票供应三两油，四两肉。我少不更事，出门就奔食堂去。师傅的助手、推拿师“捏捏”，追了出来，他说，你这样去，人家没人卖肉包子给你。你到了食堂别去窗口，到里边去找管理员，就说，我是苏秀才徒弟，她要吃肉包子！你别的话一句别多说，拿了包子就回来。
　　 我听了“捏捏”的话，一分钱没花，拿回来五只大肉包子。后来，我才知道，师傅给人看病，几乎就是一针见效。她不收钱，不收礼，就收大肉包子。而且收的肉包子都是限量版的，最多不超过五只。谁送多了，她就竖起柳眉要骂人。食堂的大师傅们，和面、剁菜，挥舞刀铲，难免闪腰、脱臼、抽筋，找苏秀才，肉包子送上，一准手到病除。为啥对肉包子情有独钟？这个梗，也是师傅自己说破的。
　　 五十年代末，全国闹饥荒。师傅二十四、五了，还没嫁人。师傅年轻时，是个美人儿，身边不缺小伙子，但她看不上人家，尤其是看不上没饭吃的“穷鬼”。那时，一天只有两顿稀饭，她每天想的就是如何填饱肚子。于是，有一天，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宣布，谁能给我弄来五个大肉包子，我就嫁给谁！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当天下午，就有个开长途汽车的小伙子，给她送来五只白亮亮的大肉包子。师傅不食言，吃完包子，就把自己给嫁了。谁说闪婚不牢靠？师傅靠五只大肉包子的姻缘，不离不弃，幸福了一辈子。
　　 师傅带徒弟，不走常规路，一点不认真。头一天拜了师，她丢给我两本书，《针灸甲乙经》《针灸探微》。让我没事翻着读，先把十二经络和两脉背熟了。师傅还给了我一个草纸垫子和一根两寸银针，让我学着在上面扎，什么时候，能一针到底了，再找她。这两件事没完成前，不能见她的面。完不成事，你该遛弯遛弯，该干啥干啥。我翻开书一读，全是文言文，什么黄帝内经、阴阳五行，子午流注，我心说，这都是封建迷信嘛。可我不敢大声说出来。说出来我怕进学习班，拉了师傅一起挨批斗。好在那时国家时兴“赤脚医生”，针灸也是赤脚大仙们的必备课程。
　　 那个年代，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收音机都是稀罕物，更没啥地方跳舞、搓麻将。估计谁敢搓麻将，手都会被人剁了。啥都没有，人就专心。反正也没书读，我就捧着《针灸甲乙经》傻看。书读得半晕半懂，不过文言文的水准倒是突飞猛进，以后，我读大学，考职称，还都要感谢那时给苏秀才逼出的底子。白天在学校上课，我就拿了书，竖在课桌上打掩护，两只手，放在课桌抽屉里练习戳针。我自小学做家务，手不算笨，很快就练习得能够一针戳到底。师傅又找了棉布、棉花做成垫子给我扎，很快我旋转着也能扎到底。师傅见了我的演示，非常高兴。我又把“手太阴肺经”“足阳明胃经”……督脉、任脉等一干经络背给她听。师傅见我背得滚瓜烂熟，当场赏了我一只大肉包子。说，小东西，我看你行！
　　 自从被师傅说过，小东西，我看你行。我就开始成了苏秀才的跟屁虫。不论师傅给人看舌、号脉，扎针、烤电、拔火罐，烧艾灸，我都站在她身边看着。如何取穴位，如何进针，是提插还是搓捻，师傅都一招一式地教我。尤其是取穴位的量算，进针的深浅，师傅都关照我，一定要根据病人的年纪和胖瘦长短灵活把握，不可死背书上的教条。师傅说，死背教条的可以去教书，但当不了医生，看不了病。师傅有时把针扎下去了，又提上来，把针交给我，让我亲手扎下去，以此让我体会病人扎针后得气的状况。有时病人见我个毛头小子扎针不大乐意，师傅就笑着对人家说，这多扎的一针，不另外收费。师傅笑得甜蜜，那些老爷们也就连连表示，没事，没事。
　　 师傅长得灵秀，医术高明，性格又豪爽像男人，用现代话说，周围自然就有一众“粉丝”。我觉得师傅样样都好，就是政治上不上进。我看她平时唱歌、哼小曲儿，挺有劲的，可只要组织上一开会或组织学习，她就打瞌睡。这个派、那个派，不管什么战斗队，她都不参加。一让她发言，她就喊着要上厕所。师傅的字，写得娟秀，可领导让她抄大字报，她就提条件，要吃大肉包子。领导无奈，从此不叫她苏秀才，给她另外起了个绰号“小迷糊”。师傅对这个绰号，一点不恼，还四处张扬，好像这是个什么模范称号似的。等到那场动乱结束，我长大进了兵营当了文书，回想当年，不由地感叹，师傅真是个有大智慧的人！
　　 大智慧的师傅，当年也干过一件“蠢事”。师傅容貌姣好，丈夫是个跑长途的司机，经常几天甚至几周的跑在运输线上。石榴花当庭独立，难免招来狂蜂浪蝶绕飞。只是绕飞就算了，有些人还不怀好意。这天有个造反派头目，跑进理疗科，点名说要师傅给他推拿。师傅笑着说，“捏捏”是推拿师，手艺比我好多了。那个头目把“捏捏”推开，非要师傅给他推拿。推搡间，趁机在师傅挺起的胸前捏了两把。师傅嘻嘻笑着后退，反手一记耳光清脆地打在他的脸上。师傅是有内功的人，一巴掌上去，留下五个红指印。接着顺手一个抬肩，头目的右手就脱了臼，痛得他高声大叫。师傅依旧一脸堆笑，弓了下腰，对不起，司令同志，刚才失手了。我这就给您推拿。
　　 那个司令同志，拧着眉毛，跌坐在理疗椅上。随着师傅的手法上下，又高高低低地发出一声声怪叫。临行，他恨恨地说，苏绣彩，你有种，你等着瞧！师傅笑盈盈地说，司令您慢走，咱就骑驴看唱本吧，后会有期。司令等着报复，可老天不给他机会。不知怎地，他忽然成了“反革命”，被抓起来了。师傅听说了，把我喊过来，去，小东西，给师傅买五只大肉包子。师傅在人前装得举重若轻，其实，她很后怕。她几次悄悄问“捏捏”，他要把我抓去办学习班咋办呀？
　　 跟了师傅六个月之后，我获得师傅许可，第一次给病人扎针。这是个长头，刀型脸的男人，年纪大约四十几岁，看样子像是个纺织厂的工人。他说话声音嘶哑，好几天了。我根据师傅所教，选了廉泉、合谷、人迎、扶突、鱼际几个穴位，准备给他扎针。我认真消毒，仔细选了穴位，扎进廉泉穴的时候，他脸上忽然冒出许多汗水，扎进合谷穴，他脸色蜡黄，我还没来得及提针，他就突然昏了过去。我当时就吓傻了，情不自禁地大喊一声，师傅，出大事啦！喊罢，一屁股蹲在了地上。师傅从隔壁推拿室走过来，看了一眼病人手上的银针，笑嘻嘻地说，小东西，你本事大，两针就能扎昏个大汉子，比师傅厉害多了。她拎着我的脖领子，把我提起来，瞧你那点出息，一个合谷穴，扎不死人。看清楚了，在合谷穴边上再扎一针，进针五分。把旧针提出来。真是神了，师傅喊声，醒！那个刀型脸的大汉就睁开了眼。师傅对我说，小东西，你记住了，行医的人，要有定力。天塌下来，也不能慌了神。你不慌，病人才会信任你。
　　 又过了五个月，我应征入伍，当兵去了。跟师傅学了个半拉子，算是个没出师的徒弟。虽然是个半拉子徒弟，我在军营里，还真派上不少用场。部队训练，少不了跌打损伤，崴脚扭腰，我用师傅教的招数，治好不少战友们的小伤小病，但是终因技艺不到家，派不上大用场。在我代理卫生员的日子里，战友们给我起了个绰号“蒙古大夫”，说我治治牲口还可以，给人看病，不大称职。好像师傅也是这样说我的。那年我在太行山修渠，地铺上睡着我的同学“三”。“三”有个毛病，就是夜里尿床。有次，他竟然尿过了边界，浸到了我的褥子上。情急之下，我拿出一根四寸钢针，本应扎小腿上的三阴交，我噗的一声，给他扎进了气海穴，疼得他噢地一声猫叫。说来也奇了怪了，他从此再也不尿床了，参加工作后，还一直感谢我。直到如今，同学相会，大家还夸赞我是“神针”。只有师傅听说了，笑着对我说，蒙古大夫呀，你这不是给人扎好的，是把人吓好的。医者，是掌握人性命的人，要十二分谨慎，千万鲁莽不得。你呀，不是个行医之人。
　　 知徒莫如其师。师傅说得对，我确实不是行医之人。虽然在部队代理了一些时候的卫生员，最后还是扛上冲锋枪，在山地里站岗放哨。部队转业后，我当过钳工、搞过管理、做过科协主席、也弄过咨询诊断，就是没有再和医疗卫生沾过边。而且，随着岁月的流失，我从师傅那儿学到的技艺，也大多还了回去。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已经把经络、穴位、子午流注丢到爪哇国去了。只是，师傅的音容笑貌和她教给我的做人道理，还深深埋在我的记忆里。
　　 师傅应该快九十岁了吧？有同学从太行山下的山城来，他们告诉我，师傅和当年给了她五个大肉包子的丈夫生活得挺幸福，一个拉二胡，一个跳广场舞，只是，她最大的口福，还是大肉包子。这个习惯，恐怕她会带进另一个世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