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的老屋是三间两层砖木结构的小楼，是主屋的偏屋，和主屋联在一起约三十来米长。那是我家从杭州下放时生产队分的，屋子原先的主人是村里王姓的富农。土改后，他家的土地和偏房被集体没收了，偏房留给五保户和下放户居住。我家在老屋住了十多年，和房子原主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我家大人浑身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自在；整天瞅着我一家人出没在原属于他家的偏屋，王姓大人心中积郁着一种既不能怒又不能言的怨恨，两家无法言表的隔阂也持续了十多年。
　　 老屋的后面有一条水沟，曲曲折折的水沟几乎围着大半个村庄。水沟和老屋之间长着许多竹子和杂树，相传墙根常有赤练蛇出没，大人为了唬小孩更说得神乎其乎。老屋墙根有蛇，并非子乌虚有，江南气候温润，非常适宜蛇的繁衍。我也不止一次在墙边发现蛇蜕的皮，最长的蛇皮有近两米。提起屋后那片林子，人们总有点不寒而栗。平时很少有人到屋后走动，小时候玩躲猫猫，也没人敢躲到屋后的林间。
　　 水沟穿过屋后的茂林，蜿蜒地绕村流淌。离老屋十几米许，有一段沟堤，堤高不到一米，长约十来米，堤上长着很多竹子。一到初夏，左邻右舍的后生、小孩便坐在堤上竹子的缝隙处吃饭，晴好天气自不消说，下小雨也不妨碍人们到此“聚餐”，村里人把端碗溜达在外吃饭叫着“迎饭灯”。
　　 那段沟堤村里人依据我奶奶口音叫它为“嗄后”。我家到村里前，沟堤早就存在了。我家兄弟姊妹多，家里不宽畅。后来，生产队又收回了一间楼房，给新下放到村里知青住，那时生产队除了粮仓便无公房，一年下来除去公粮税收，分给社员的粮食，生产队长为买药化费的钱还愁破头，哪来闲钱盖房。一下子收回上下两间房，杂七杂八的东西码在一块，我家更显得拥挤不堪。开饭时，哥几个个常夹点菜，端个碗到外面吃。偶然发现沟堤可倚可坐，是个吃饭的好地方，慢慢地邻居的年轻人也被吸引来了，后来连村西人也迎着“饭灯”到沟堤来，人们边吃边聊，那份惬意给清贫的日子添了不少乐趣。奶奶是地道的海西人，随父亲辗转南北，海西话半点未曾改变，她讲的海西话村里人听不懂，她老叫沟堤一带林子为嘎后，全村人都顺着奶奶把沟堤叫着嘎后，但村里人并不知道嗄后真正的意思。到海西生活后，我才知道嗄后便是“家后”的发音，原来嘎后就是屋后的意思。闲时饭时沟堤常有人做，堤被人坐得如细沙打磨般光滑，堤上凉风习习，堤下流水潺潺，沟中的菖蒲郁郁葱葱，离堤不足百米有个百亩的大水塘，水塘的边上零星地种着乌桕树，常有不知名的水鸟在塘里戏嘻。艳阳日，微风吹过，大塘就像盛美碎银的聚宝盆。那时，人们的碗里没啥好吃食，但碗外满是美美的风景，现在想来，随便舀上一碗，便能迷醉我的心。
　　 现在老屋早已归还给主人了，和王姓家早已冰释前嫌。哥嫂们在村的另一边都各自盖起了楼房。我每次回老家我总是火急火燎，来去匆匆的，在老家短暂的日子里压根就没想起过嘎后，更不用说专门去看看那段沟堤，细细想来，竟然有30多年没去沟堤上坐坐了。那截沟堤是否还在，我没问过，每次跟老家人通电话有太多的话题，嘎后显得太微不足道了。但很多很似蛮重要的事，都被时光风干了，那时的沉重与揪心已变得风轻云淡了。而那段亳不起眼的沟堤在我大脑里却越来越清晰，它时不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想起它，心里沉甸甸的。沧海桑田，世事多变，所谓的重要，所谓的不重要，在时光的流逝中演变成两朵绚烂的浮云，它们时而对立，时而错位，时而共融，人生的多彩或许就在于它的多变。
　　 那座常常萦绕在我脑海村庄，和儿时已大不一样了。市区扩建，村子离市区不到十里地，离新建的大学城只有五里地，现代都市的气息也渐渐渗透到村里，年轻人的穿着打扮和城里人没啥差别，不少人家村里和城里都有房。村里的娃们都用普通话交流，对老家方言能听懂一部分，但绝大部分的娃已不会说方言了。村里的老屋已推倒重建，新盖的楼房高端大气，其气派是我儿时无法想象的。但我还是喜欢那座被水沟半围着的村子，喜欢那段可能早已不在的沟堤，喜欢沟边的味道，迷恋沟边的风景，特别喜欢奶奶起的那个叫“嘎后”名字。我常常遐想着，迎着“饭灯”，来到嘎后，坐在沟堤上，倚着翠竹，任竹林间徐来的清风，吹落我在外飘泊大半生的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