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刷到了手术室的窗口，不知道为什么，雪白戛然而止，像是突然暴露了墙壁的秘密一样，砖块脱落，墙面腐坏，一蓬杂草坐在砖缝里，抱着身子懒洋洋地左右摇晃。墙上还有一棵爬山虎，它卧在那里，似乎一动不动，雨过后，墙淌下红色的液体，像是它在潸然泪下。
　　 墙角还有一株楝树，我看见它时，它已长成了歪脖子，一簇簇白中带紫的花，却很精神，枝伸向哪里，花跟着去哪里。它的花香，我始终确认不了，而它的花期，却很漫长，似乎它一直在努力着花事，有时楝树果都结出一串串了，枝下还有花在摇曳。只是，别人是落红，到了它这儿是落白，白色的花瓣隔一夜掉一圈，到了九月，它才肯歇下来。它让我想起我外婆她们，每一个老人差不多隔三岔五地孕育，我小外婆四十七岁还生下了一个女孩，而且刚开始根本不知道，以为到绝经年龄，似乎松了口气，总算把女人前世的债还清了，谁知肚子鼓了起来，凭借生育的经验，晓得自己又怀上了。
　　 有时，风从墙上跑过，楝树叶抱在一起，扇出一个个动作，仿佛在模仿人的表情，只是，我无法确认它是在哭泣，还是在微笑。
　　 有时，太阳打在上面，像一块巨大的伤疤，原本红色的砖头，此刻以绝对的暗红镶嵌在雪白里。我背对着它，感觉到脊梁上慢慢渗出凉意，似乎那是我的伤痕，酸麻与疼痛顺着脊柱钻入我的周身，常常让我不得不放慢手术的操作。
　　 童医生说，那片墙外只有一棵桃树，一个柴蓬基，可能还有数只鸡，再过去是几户人家，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那堵墙，就这样被童医生说成那片墙，仿佛墙是她笔下开出去的药。
　　 可墙堵在我的心里，连同窗外的那块瘢痕似的墙面。
　　 我听到过墙外的声音，走过去与走过来，走近与走远。偶尔还有人的争执，似乎为一只鸡的丢失，为一只猫的偷吃，语言粗糙而刻薄，有时甚至持续很久。间或还有鸡啼狗吠，像是铺排着浓重的生活。
　　 一样浓重的还有手术室里的气息。
　　 我曾经在手术室里养过吊兰，是从防疫科张医生那里剪来的。她那盆吊兰已养了七年，每次给吊兰注射各种防疫针，有时是过期的，有时是给儿童注射后留在针管里的那一点点。不知是防疫针的缘故，还是张医生伺候吊兰有方，或者是吊兰质地粗野，总之张医生的那盆吊兰长得极其葳蕤，层层叠叠，前看是一丛，侧看是一蓬，远看是一棵。我见了忍不住赞美了一番，张医生马上手持剪刀，咔嚓，又咔嚓，给我剪了五六枝。
　　 可吊兰养着养着，开始蔫了，叶子往下耷拉，根部的叶子慢慢发黄，仿佛随时准备香消玉殒。我赶紧把吊兰搬到花坛，晒了一个星期的太阳后，吊兰似乎含到一口真气，叶子转绿，挺直。我又把吊兰捧到手术室。
　　 不久，吊兰又重蹈覆辙，开始蔫头蔫脑的了。
　　 我再次把吊兰移到花坛。之后，它就一直笑眯眯地长在那里。
　　 其实，不仅仅吊兰，我如果整天待在里面，估计也会黄皮寡瘦。
　　 推门进去，一股异味迫不急待地袭来，就像暗疾潜行，或者是重金属、朽木头、烂布条，以及馊臭的米饭，被煮成一锅。我真的无法选择一个相对合适的词来定义，只感觉一阵阵带着酸腐与败坏的潮热，夺门而奔，仿佛它在里面关的时间太久，充满了戾气，而我正好撞了上去。
　　 于是我进去后迫不及待地开窗。拔出插销，咔嗒，像是打了一个嗝，如果下过雨，听起来像是叹了一口气。
　　 然后，两扇木格窗在摇摇晃晃中往外展开。
　　 一缕清新的空气顺着窗口飘进来，房间里的气息慢慢淡下去。只是，有些东西却怎么也不会消失。她们的呻吟，她们的疼痛，在这个房间里开始，而我不能保证这里又将是她们创伤的终结。
　　 童医生说这房间很“岁气”。她推门进去先咳咳几声，一边用手在鼻子旁扇风。说这话时，她的咳咳还没结束，听起来仿佛她的话是靠咳出来。她又说，这个死阿德，扫地从来不扫这间。咳咳。
　　 确实，清洁工阿德的扫帚从不伸到这里，连门诊室也只是象征性地划拉几下，如果手术室里有声响，他则闭上眼睛，还抬起头，扫帚变得胡乱，过后，他逃也似的跑了，后面拖着扫帚。
　　 童医生看到脏污，或闻到异味，她都说“岁气”。我刚开始以为“岁气”跟门卫老伯的三话四话一样是口头禅，后来才明白她把“秽”念成了“岁”。
　　 我自作主张地修改了童医生的“岁气”，叫“碎气”，被吸碎的血块，被撕碎似的疼痛，还有碎裂样的不舍与无奈，在这个隔着厚厚窗帘的暗房里候场、出场。
　　 一张黄色的卡，一次不得不中止的怀孕，还有一段早已准备好的絮絮叨叨。她们说给自己听，也说给陪她们来的妇女主任听。妇女主任站在她们的立场上附和、安慰，然后又抽身到角色，大道理摆一摆。童医生插几句，也是道理上的话。
　　 她，产后怕影响哺乳，没有采用服药避孕，而是选择节育环。才一年，发现意外怀孕。她来医院前已经担惊受怕了一个星期，隔壁的嫂子说，这个手术弄不好会倒血，前屋的阿姐说，流产一次，人老十年。还有自己的小姨、小姑，她们收集了一大堆别人的疼痛，转述给她听，听得她整夜整夜睡不好觉，早上起来梳头发，掉下来的头发不是一根根的，而是一缕缕的。不得已，她自己跑到妇女主任家里，让妇女主任替她拿个主意。妇女主任二话不说，揣上黄卡，立马陪她到医院，见我一个人在，妇女主任不住地夸我医技高超，手术做得很漂亮，大家反映都很好。妇女主任和我并不是很熟，或许她真陪别人来过，或许她只是把原来准备给童医生的那些好话转送给了我。
　　 她，半年前刚刚放了环，这个月却停经了。一查，早孕试验阳性。她脸色很难看，对着化验单，不知所措。同样不知所措的还有我，因为她的环是我放的。我俩都默不作声，她出神地盯着墙上的一张宣传画，上面写着“只生一个好”，一个胖乎乎的女孩被妈妈抱在怀里，亮晶晶地笑着。我有些走神，想像着这件事对我带来的影响，也顺带回忆给她放环时的情景，但细节无论如何已经想不起来。如果她怪罪于我，也合情合理。虽然大家都晓得没有哪种避孕方法是百分之百，可间隔时间这么短，不得不让人怀疑做手术的医技水平。后来，她说她下次再来做手术，我不由松了口气，但过后情绪很快低落，愧疚与怅然像长了羽毛，在心底里扑扇。
　　 ……
　　 没有卡的她们，一次次徘徊在走廊里，样子慌张而单薄，神情慌恐、不安，像是一头受惊的小鹿，张皇不知所措。偶尔也有人认出她，别人的招呼，惊惹了她们内心的惊恐，她们得编织一个谎言去应付别人撞上来的目光，待熟人离去，她们才把自己慢慢挪进诊室。
　　 爱情的结晶，只是书面上的字眼。在乡下，未婚已孕与伤风败俗似乎仅仅隔着一层纸。只是，这张纸并非由女孩子能守护的，尤其是青春的激情与爱情被荷尔蒙绑架时，前面的沟壑，只能由女孩子独自去面对。假如，爱情戛然而止，女孩子一个人还要花多年的时间去冲淡“同居”与“未婚已孕”这样的词汇。小镇对开放与解放的解读再怎么深度，也无法在这个问题上做到放下，贞操与声誉，就像一条美丽的丝巾，扎紧了，就变成勒脖子的索套。
　　 于是，她和她成了我的病人。
　　 真的，我很难把她们叫作病人。她们健健康康，毫无任何病症，相反孕育的力量影响着她们的身体，使她们的子宫更柔软，乳房更饱满，甚至她们的气息都有淡淡的香甜味，可一旦中止妊娠，她们身上的气味会慢慢重起来，像一棵慢慢枯萎中的大白菜。
　　 她们看你的目光羞怯、忐忑。你问什么，她答什么，眼睛低垂着，两只手要么绞着，要么摆放在膝盖上。那神情仿佛她在对答案，而标准却掌握在你手里。
　　 我插上电座，拿手术包，取碘酒棉球……
　　 因为寂静，金属叩击声放大了几倍，在雪白的房间里回来荡去，仿佛落下了一把细针。
　　 她们仰面躺在手术床上的时候，一定看到了窗帘上有个豁口，似乎衔了一口阳光，正朝病人坏笑。她们问我，会不会被外面的人看到。她们的声音听上去像是站立着的。
　　 我说，外面没有人。偏偏一只公鸡高亢地啼了起来，而且还有拐弯抹角的意思，喔喔结束时变成了哟哟，也可能是呵呵。
　　 我起身把窗帘扯了扯，窗帘勉强靠拢。
　　 手术还没有开始，她们的听觉与视觉特别灵敏。
　　 一团团沾着血迹的棉球与纱布被丢进了垃圾桶，嗡嗡的机器声与克制的哀痛声，像一块粗布在房间里抖动起来。雪白的灯光下，我的叮嘱看似宽阔地穿过黑暗，实则虚弱地瘫进她们的汗水与痛楚。
　　 术后，一瓶冒着泡沫的粉红色液体被我倒进水槽里，哗哗的水声与哗啦啦的金属器械声一起混合。她在床上蜷曲着身子，而我的心也仅仅舒展了一半。每次做手术，我都有种焦虑感，就怕手术不顺利，担心教科书上所写的并发症，如同意外一样，突然降临。所以，有时我的态度不太好，特别是她们因疼痛而扭动身子时，不得不提高声音来制止，听上去跟呵斥并无二致，往往隔了一段时间，愧疚才覆盖住焦虑。
　　 童医生说的那棵桃树，是仓屋一位姓李人家的，每年开出层层叠叠的花，与别的桃不同的是，它开得早，谢得晚，尤其是清明节前后，花开得极其妖艳，仿佛那不是桃花，而是樱花，每天粉嘟嘟压着枝枝叶叶。
　　 桃树有多大，我并不晓得，但从搁在墙头上的桃枝来看，似乎很老了，连枝上都长了瘤，但看上去总觉得很年轻，而且结果子也很殷勤，花期过后，小桃子一球一球的。
　　 那天并不是牛医生值班，但她来了，并拧亮了手术间的灯。晚间的手术，一个月当中总会有几例，都是熟人托过来的。尤其是找牛医生的，非亲即故。手术很快，待病人离开手术室后，牛医生随手拉灭了灯，忽然，她发现墙头上趴着一个人，黑乎乎的，她甚至感觉到这个人正冲自己龇牙咧嘴。牛医生瞬间被惊恐击中，几乎失声叫出来。
　　 自牛医生受惊吓后，我看桃花，总会联想到被倒掉的泡沫，它们与水一起渗进了土壤，在那里触摸到了桃的根须，然后一点点挤进桃的世界，像画工一样慢慢修改着桃花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