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期我与老师的一段往事，让我刻骨铭心，永世难忘……
　　 那一年，我还小，什么事都不懂，什么事又都懂一点。
　　 我父母亲都是老师，父亲早年因“不安分”被打成“右派”遣送回了遥远的湘乡农村老家，母亲因遭受精神打击积劳成疾也离世而去。
　　 在母亲同事们的照料下，我在那所偏僻的山区小学过着“孤儿”般的生活。
　　 那所小学是全公社唯一的一所完全小学，学校里有十几位老师，除了几位有家属的老师外，其他老师都要和十几位寄宿同学在一个食堂里吃饭。
　　 三年“苦日子”刚过，生活还没有好的转变，餐桌上每人除了一小钵子米饭外，每天不是白菜就是萝卜，看不到多少油星，一个月也难得开一次荤。
　　 我年幼无知，好动好玩，又要上课读书，消耗量大，又是长身体的时候，这点饭菜与身体所需相差甚远，饥饿袭来，经常感觉到心发慌、头发晕，走路打撇脚，上课没精神。
　　 我一反常态的反应，被一位细心的老师注意到了。
　　 他姓吴，名希伯，是我母亲的同事，也是我的算术和音乐老师。他四十开外，方正脸，黑皮肤，身材略显瘦小，但两眼炯炯有神，性格开朗，乐观得很，待同学亲切和善，大家都十分喜欢他。
　　 一天，下课的时候，他把我叫到一边：“克邦，你今天晚上来我家吃饭，好吗？”我没做声，转身走了。
　　 我知道，他也挺不容易的，他的爱人我叫师娘是一家庭妇女，没有工作，还有两个孩子，一个比我大，初中毕业后一直呆在家里，一个与我相当，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正是吃长饭的时候，一家四口全靠老师一个人工资养活，日子够艰难的了。
　　 吃晚饭的时候，我依然向食堂走去，吴老师的儿子、我的同班同学在食堂门口拦住了我，说他爸爸妈妈非要我去他家不可。推托不了，只好跟随着到了他们家。
　　 他们所谓的家，就在学校里两间教室中间，一大一小一前一后两间小屋，估计最多二十来个平方米，全家大小四口吃饭睡觉都挤在这里。算是特殊照顾，学校允许他家在教室顶东头搭了一间小杂屋做厨房。
　　 在我的记忆里，他家寒碜得很，桌子是公家的，床铺也是公家的，除此之外，没有一件像样和值钱的东西。
　　 进了门，一见面，老师就埋怨起我来了，“说好了要你过来的，怎么就不听老师的话？”师母也边忙边热情地招呼我：“快坐！快坐！好遭孽的冒娘崽！”其实他家哪有坐的地方，我犹豫了一下，只好屁股一贴，顺势坐到床沿上。
　　 一会儿工夫，师母把饭菜做好了，一一端了上来。
　　 我一看，好家伙！像过年一样，一大碗晶莹剔透的红烧肉，一盆鲜嫩肥美的清炖鸡，外加一炉锅白花花香喷喷的大米饭，好久没见过如此丰盛的美味了，我差点没掉口水下来。
　　 老师把筷子递给我，“看你好久没开荤了，这是你师母特地为你准备的，你就放开吃吧！”
　　 师母像待亲儿子一般，给我盛了一大碗白米饭，并一个劲地夹肉夹鸡往我碗里送。我含着泪，咀嚼着这人间的香甜和温暖……
　　 以后，老师接三间四地总把我叫到他家去打餐“牙祭”。
　　 听我那同学说，我每次去他家之前，他妈妈都要叮嘱他们兄弟俩，说我母亲不在了，父亲一下子又联系不上，小小年纪，怪可怜的，要他们少抻点筷子，让着我多吃一点。
　　 听到此话，我哭了！
　　 没过多久，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这个偏远山区的小学校也不甘落后，不分老师学生，也不分男女老少，不停地开会、学习、报告、演讲，先是批判“三家村”，慢慢地风向一转，开始在学校老师中寻找批斗对象了。
　　 大家发现，吴老师是富农出身，是学校里家庭成份最差的人，想当然也一定是思想和立场最反动的人，便把他“揪”了出来，集中火力批斗起来。
　　 一时间，“坚决批倒批臭资产阶级分子吴希伯！”“吴希伯，你只有老老实实低头认罪，才是你唯一的出路！”“不打倒吴希伯，誓不罢休！”之类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整个校区。
　　 我惊愕！我疑惑！吴老师是好人呀！
　　 这么好的人怎么会反党、反社会呢？我不明就里，也不知如何是好。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随着革命斗争的一步步深入，“一贯向学生灌输读书至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毒害青少年呀！”“发泄不满情绪反党反社会呀！”“教学生唱庸俗小调靡靡之音，妄图以资产阶级思想占领我文化阵地呀”……一顶顶“帽子”扣在老师的头上。
　　 不能解释，更不允许争辩，吴老师只能忍气吞声、低头做人。
　　 一天，学校革委会主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从革命的大道理到如何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地富反坏分子划清界线，足足谈了一个多小时。
　　 最后，他话锋一转，“听说你经常去吴老师家吃饭？”
　　 “是的，他很关心我。”我一脸惊恐，胆怯地望着他！
　　 “关心你？你也太幼稚了点。他这是在拉拢腐朽你呀！你可要站稳立场，与他划清界限啊！”他冷笑起来。
　　 看我没做声，他接着说：“明天学校要开一个声势浩大的批斗会，所有老师、学生和家属都参加，主要是批斗吴希伯。交给你一个任务，你上台发一个言，就揭露吴希伯两个问题，一个是他经常吃肉吃鸡生活奢侈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一个是他对你施小恩小惠拉拢腐蚀青少年房妄想复辟翻天。”
　　 天啦！这是要我说什么呀！我脑袋瓜子“轰”地一下涨得老大，刚要张嘴说点什么，他不由分说，手一扬，“就这样定了，这是革委会的决定。”
　　 第二天，吴老师被挂上黑牌子，戴上高帽子，低着头，躬着腰，站在台上，在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接受批斗。按照预先的安排，老师、学生一个个上台，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的揭露和批斗他的一桩桩“罪行”。
　　 我至今仍不明白，鬼使神差，当时，不知道我是怎么上台去的，也不知道我在台上说了些什么，更不知道我又是怎么下来的，脑子一片空白，像一具没有情感和灵魂的木偶，机械地、照本宣科地“圆满”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
　　 我就像一个偷了别人东西的贼，始终低着头，红着脸，不敢看老师一眼。
　　 惭愧呀！内疚啊！我为自己的所为难过得要死。
　　 自从那次批斗会以后，我再也不敢去老师家去了，老师也不敢再喊我去他家吃饭了。
　　 后来，我被父亲接到了湘乡，在农村摸爬滚打，度过了“十年浩劫”，在恢复高考时才重新步入学习深造的殿堂。
　　 我也曾经几次回到那个伴我度过童年时代令我魂牵梦绕的地方，但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完小已升为了中学，且迁到了新的地方，更不见吴老师的踪影。
　　 经多方打听，有人告诉我，吴老师自那次被批斗以后，精神恍惚，卧病不起，不久就携全家回老家去了，具体在什么地方搞不清楚。
　　 我曾多处寻找，想向他表白点什么，但徒劳无功，始终未能与他相见。
　　 50多年了，这件事一直无法从我心中抹去，像一块巨石沉重地压在我灵魂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