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乡愁
　　 相传，大明初定之际，太祖不小心泼散了一捧泥鳅，有高人说，这尽是龙种，一旦长成就要发难。于是，“第一谋臣”刘伯温为了确保朱明江山永固，慌忙启程，遍天下观测天文地理，审视阴阳风水，追杀那些逃遁的精灵。
　　 一天，刘伯温跟风来到皖中腹地黄麓小镇，看见一群农夫正在拓荒造田，便上前搭讪：呔，你们在这作甚？假装好人，一股劲套近乎。
　　 大伙每天埋头垦土整地，但是一到次日，总又还原如初，一连数十日劳而无功，心中既讷闷又窝火。于是，就听从他的唆使，一个个把铁锹垂直往土里一插，拿锹拐套着锹柄，再把脚上的草鞋脱下来放在锹拐上，各自回家。
　　 待到次日，当农夫把锹拔起，只见一股股殷红的鲜血嗖嗖地直飙天空，染红了岗头，淹没了凹宕。至此，大家如梦方醒，惊呼上当，一条活生生的龙脉就这样齐颈项斩断，无不悔之莫及。
　　 轰动世人的斩龙岗大名便就此传开。
　　 这就是我的故乡——安徽省巢湖市黄麓镇斩龙岗村神乎其神的来历。
　　 所谓“斩龙岗”，顾名思义，龙已被斩，徒有其岗。这道岗梁，是从西北面的黄山之麓绵延而至，老人们说，岗子尽头那兀自耸起的土丘是龙头,叫“大咀”；村庄所在的岗子，正是龙身；那龙头与龙身之间深深塌陷的洼地（也就是曾经“插锹”之处）便是龙颈，称作“大咀凹”。
　　 距大咀东南和西南两百米处，各有一口方塘，犹如宝石镶嵌在地上，据说是龙眼。说来也真够希奇，那塘水波斯猫眼睛似的西浊东澈，而且无论怎么大旱，终年绝不干涸。东眼塘下，还有一个很深的塘湫,连着一条小河蜿蜒伸入巢湖，俗称“龙淌沟”，里面的螺蛳和河蚌又多又大，春天发水，那里的鱼才叫多呢,碰巧能抓住从巢湖逆流游上来的大家伙，滚圆滚圆的，比人还长。
　　 村子最南端的岗头上(也就是龙颈连着龙身的地方)，有一株非常古老的大朴树，四五个人都抱不过来,盘根错节的大树根长出地面,疙疙瘩瘩，奇形怪状。农闲的时候，村里人都喜欢拿根长烟袋坐在树根上张长李短、海阔天空地聊侃，孩子们则在那里嬉戏玩耍，有时还上树摘食朴树种子。没成熟的泛青色，快熟的呈黄色，如果熟透，那就变成黑乎乎的了。虽然味道不佳，甚至有点苦涩，但对于物质条件有限的农家孩子来说，那也是乐莫大焉！这株大树，谁也说不清她的高寿，反正她高瞻远瞩，伞状树冠覆荫数亩，无论在黄山怀还是在巢湖滨，她老远就能望到你。龙没有了，她便是村里人引以自豪的风景树，成为村标！
　　 斩龙岗村子不大，总共百十户人家，四五百张嘴，拥有数千亩田地，旱涝保收，再加上各项手艺，虽不敢妄称富甲一方，但明显要比四邻殷实许多。村里张、杨、梅三姓世代聚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鸡鸣犬吠，相安无事。
　　 村庄座落的龙身，是一个南北走向的岗坡。因地势由东向西平缓升高，村中的巷子一律东西走向。东边巷口以外的一片空地，俗称“门口”，出了西头巷尾，统称“岗头上”。
　　 村里的绿化一向很好，岗头上以朴树为代表，还有槐、榆、梓、梧桐和许多阔叶女贞。门口大都是松竹之类。竹林里有很多木匠花，学名叫金银花，每到插秧时准开，可香呢，金银花碳，还能入药，有吸水止泻功能。
　　 村中的巷子里有许多椿树，犹如城市马路旁的电线杆，直且粗大。孩子们爬上去掏鸟窝，捉知了，不知平添了多少乐趣。椿树是羽状复叶，到了深秋叶落，长柄有二尺开外，短柄也有尺余，孩子们喜欢拿这些叶柄来玩赌斗游戏，“果果柴”（就是椿树叶柄）既是赌具，又是赌资，其间变数无穷，有趣极了，常常害得人乐而忘归，狠遭家长痛斥，盛怒之下，那可怜的“果果柴”便成了灶堂之物。
　　 村庄的房屋布局很紧凑，一家连着一家，中间两道巷为张姓居住，叫做“中间巷”。中南巷的口头，有个槽坊，酿出的稗子酒、大麦冲，虽算不上远近驰名，但却是畅销得很。中北巷北边的巷子就叫“北边巷”，是杨姓居住，青堂瓦舍，房屋规整且档次较高，在全村最为漂亮。巷口正屋前面的大门堂，完全以青石一层层叠垒了十来阶，高高在上地充分显露着殷实的财富和凛然气宇，特别是那作为防范匪患而设的杨家大门，朱漆铜钉，重檐斗拱，雕梁画栋，既沉稳庄重又咄咄逼人。村南边两道巷，基本是梅姓居住，后来继续向南延伸，成片散居。
　　 “斩农岗”的岗脚下，有一条川流不息的“门口沟”（源于黄山，是“龙淌沟”的上游），沿岸的河柳歪歪扭扭，有的遍体窟洞，疙里疱攒，一副饱经沧桑的样子；有的丰枝茂叶，随风摇弋，是那样地楚楚动人；还有的体形娇小，青皮绿叶，循规蹈距地挺立着，显得尤其稚嫩可爱。
　　 孩子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每当叶芽馋黄，就折断枝条，连皮带芽勒到枝梢作成一个小球，握在手里摇摇晃晃，玩苍龙摆头的游戏。
　　 绿柳成荫了，大伙就光着屁股跳进河里打水仗。乡里狮子乡里玩儿，一无教练二不讲姿势，只要能浮在水面不呛水就成。若论本领大小，就凭你在水底扎猛子时间长短，“一、二、三”捏着鼻子往水底一沉，谁先露头谁认输，别无讲究。
　　 孩子就是孩子，自由自在戏水，嘻嘻哈哈打闹之余，还时常比赛摸鱼。靠岸边，往往鲫鱼较多；水草丛里，有鲶鱼、青鱼、草鱼、鳊鱼、红尾白条；水底能逮到黑鱼、鲤鱼；泥里有老鳖；洞中有龟蟹。由于是没有污染的活水，所以无论清炖还是红烧，那鲜美的滋味呀，会引得你老远就馋涎欲滴。如果运气好，还能摸到鸭蛋。那些鸭子，你别看它们“呱呱呱”地神气活现，其实，都呆得很，老在河里丢蛋，因此，大家经常有意外收获，甚至丰收！
　　 斩龙岗的鸟可多了，前山松树茂密，有很多斑鸠，其中，要数颈项上有珍珠花纹的“玉鳞斑”叫得最好听：唧古古-咕，唧古古-咕！它是在向人们预报，很快就要下雨了，叫的越狠，雨将下得越大。如果我们把“玉鳞斑”比作美声男中音，那么，叫天子——“云雀”就是当之无愧的花腔女高音了。村后“军笼”（从不知此名由来）广漠的沙化地带，是它们的乐园。这种鸟雀，能飞入云端，平展着翅膀借助气流悬浮在空中，放开嗓子“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地歌唱，清脆悦耳，悠扬动听。如果孩子们抓得它，很快便摆弄死了，只有大人们才能养得活，供在笼子里，挂在树枝上。它们虽然早晚也鸣叫，但却丧失了在大自然中的生气和灵性，显现出失却自由的万般无奈和无限怅惘。有时候，大人们还能捉到“牛屎八哥”——经常在牛身上跳来跳去吃寄生虫，头上有凤冠，全身乌黑，唯颈圈和翅膀上有一片白的那种鸟，虽不比云贵的黄嘴“鸟哥”乖巧，可是，经大人们以油捻舌，从小调教，长大了也能学得些简单的人语，声音怪怪的。
　　 古往今来，村里的人都作兴在夏季最炎热的两个月里，集聚在“岗头上”露天过夜。此时，大人们从耕耘到收获，处于全年农活最繁忙最劳累的节骨眼上，到了晚间，辛劳的人们手执芭蕉扇往竹床上一躺，便呼呼入睡。只有孩子们还玩意未尽，在皎洁的月光下，簇拥着上年纪的老人叨咕陈芝麻烂谷子的故事。什么商纣无道、秦王残暴，什么桃园三结义、梁山泊一百零八将，什么孟母择邻、岳母刺字，什么吴王夫差、越王勾践，什么姜太公钓鱼、诸葛亮吊孝，陈咬金卖耙子、杨志卖刀，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梁山伯与祝英台……史前史后，内容庞杂；颠三倒四，格调不一；不厌其烦的反复讲，津津有味地重复听。其间虽然不乏封建糟粕，但更多的还是正面的人文道德风尚。细究起来，这正是一种寓教于乐，化有意记忆为无意记忆的启蒙方式，人类这种朦胧的潜移默化传承，对于猎奇好事的孩童，弥足珍贵！
　　 夜深了，瞌睡虫活动猖獗起来，孩子们眼皮直打架，终于，一个接一个踉踉跄跄地在自家竹床上倒也，倒也。
　　 头顶的银河在缓缓旋转，满天的星星在神秘地眨着眼睛；地上，昆虫在不紧不慢地低唱浅吟，此起彼伏；身边，柔和的微风轻拂酣睡的人们，驱赶着燥热，送来了凉爽……
　　 月光如流水一般，故乡的一切是多么和谐，安适，甜美！
　　
　　 二、幼芽破土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自打解放，万物复苏，“斩龙岗”自然成了“展农岗”，被斩的巨龙复活了。不过，这条巨龙不再是那封建的、迷信的、子虚乌有的图腾偶像，而是新社会摔开膀子“发展农业生产”的“新农民”！
　　 我朦朦胧胧识事，大概是土改的时候。记得有一次，大人把我架在脖子上，去黄麓镇参加土匪恶霸洪天襄、谢发洲公判大会。那人啦，可就多了，黑压压全是人头，再看高台上，几个人戴着纸糊的高帽子，五花大绑地跪在前面。有个解放军背着枪，拿着喇叭筒在大声说着什么，后来，把象长剑一样的木爿往他们背上一插，就带走枪毙。我何曾见过这种阵势，不知道有多兴奋了。回家以后，便一会儿模仿解放军，一会儿假装土匪。解放军把枪一举，“砰”的一声，土匪往地上一倒，腿一蹬，手一划，眼一闭——“死了”！经常逗得大人们哈哈大笑，竖起大拇指连声喊：神！
　　 据说，那伙土匪也曾到我们村抓过人，结果呢，人没有抓到，就开到中间巷一户人家，翻箱倒柜抢劫财物不算，还把人吊起来，又是抽打又是灌辣椒水……由于他们舞枪弄棒，村里人敢怒不敢言，眼睁睁看着他们扬长而去。其实，土匪要抓的是个穿长衫的地下党，当时就在我家夹墙内养伤，藏了二十多天，伤好了才走。听我祖母说，他们并不认识此人，我的祖父是个极和善之人，他只是出于救助好人的本分而已，碍于地下党的秘密，只知道那人姓黄，其它一切均无所知。
　　 说不清是什么时候，村里成立了农会，地点就在中间巷的中北巷口。大门向南，八字形大门堂青砖砌就，过了门厢，右侧是一个南北向的长方大天井，天井里花坛上栽着南天竹比大人还高。天井西面廊檐，有一长溜屏门隔舍。屏门上半截的格格上镶嵌着各种文饰，有花有草；下半截木板上镂雕的人物，就象在舞台上演戏一样，很好看，可是一点也看不懂，我们小孩子不感兴趣。跨过隔舍高门槛进屋，便是正厅——农会的会场，南边的厢房作了农会的办公室。每当村里人开会或是农闲上冬学（成人扫盲）的时候，我们也喜欢赶来凑热闹，一窝小家伙在人缝里钻来窜去，不是你戳我就是我捣你，一会儿大哭，一会儿大笑，常常搅得大人们没有办法，就不友好地把我们“请”出去。但是，过不了一会儿，我们又悄悄溜回来故伎重演，人越多，就操的越凶！大不了多出去几次，反正我们不怕。
　　 约莫五六岁光景，我们便不再干那些低级勾当了，而是屁颠屁颠地跟着大孩子跑，模仿他们玩家家，摆苍龙，捉迷藏，竖蜻蜓，翻筋斗，打八叉……大孩子本领可大呢，他们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他们要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只要带我们玩，我们不但为他们跑腿服务，还甘愿从家里偷鸡蛋、偷棉花到门口小店换糖果花生供他们受用。
　　 唉，我什么时候长那么大就好了。
　　
　　 三、我的启蒙
　　 下水摸鱼，爬树抓鸟，与伙伴们打架，自由自在地生活，一不经意我就滑到了适学的年龄。
　　 解放初期，各方面条件都很有限，村里没有学校，一些已经上学的大孩子就带着我到临近的文仲村报名。那时可没有义务教育，上小学还要考试，得考过关才有资格上学。我们农村的小朋友真能笑死个人，你让他画个人，那么少胳膊缺腿不算，他还可能把嘴巴安到鼻子上面，使眼睛长在脸外；你问他家里有几口人，他逐一告诉你有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哥哥……但却不识数；在他们那里，有属猫的、属鹅的、属驴的，还有属狼、属狐狸……十二属远远不够用；你问他的家庭成分，清头的知道贫农、中农、富农什么的，那糊涂的呢，则又要瞎扯鸡笼、鸭笼甚至板聋等等了。
　　 考我的，是个短头发、细眯眼的中年男先生，有人喊他校长。他问我父母的姓名，我自己的年龄、属相，指定我从九数到一百零一。这些简单的问题，小菜一碟，我都不假思索地对答如流。最后，他就不紧不慢地说：中，你先回去吧。
　　 到了开学的时候，我的玩伴小猫子、三秃子、小宽子、言章、永义、二强等人都兴冲冲地背着书包上学去了，而我在家里却没有人理会。一打听，原来是说我太顽皮，学校不敢收。不要拉倒，我正不想去呢，在家玩耍岂不更快活！
　　 但家里人却不依不饶，学校自知理亏，又赶紧带信让我报名。这下可好，小牛犊穿上桊，再也不能随心所欲瞎胡闹了。唉，饱鼓鼓的气球一下子瘪完了！
　　 上学就上学吧，但冤枉不凑巧，还没到一个月，我的坐凳不知就怎么倒下来，把后面一个叫张家增的脚趾甲给砸烂了，血糊拉滋的不能看，害得他撕心裂肝地哭失了声，呆在家里一个多月不能下地行走，也害得我自己在校罚站，回家罚跪。其实，真不是有意的，老师喊下课，我稍一激动，那不听话的狗东西不知怎么就躺到地上随便去啃人家的脚趾，简直气死我了。自此，我就正式背上个打七挠八的大黑锅，有些家长干脆就讲屙屎也要离我八丈远，连我祖母都把我比作喜欢兴风作浪的“秃尾龙”，过好长时间，同学们都不敢与我在一起玩儿。
　　 在文仲村上了一个学期，我们就回到自己村来，教室就是先前的农会会场，厢房作先生办公室兼卧室。向时的屏门已经全都不在了，教室直接对着天井，虽然到冬季要冷些，但是采光可就好得多了。我们这里只是个初小，一至四年级，总共十几个学生是同一个先生同个一课堂。先生姓黄，是个四十开外的瘦高个，邻村耿家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