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暮秋时节，天高气爽。我从重庆乘船，欲直下南京。过西陵峡时，还是峭壁千寻，奇峰夹峙，江流狂奔。两岸碧绿的松柏中，点缀着一片片枫叶的深红，银杏的金黄，杂木残叶的褐色，偶有涧水流瀑直落江中，鹭飞猿啼，风景如画。一出峡口，便天阔江宽，山水分明，极目楚天舒。历史往往也是这样，有时看似一线若悬，过个峡口，便会水盛若天。行船愈近武汉，愈觉江天寥廓，水势浩荡。到得江汉汇集处，只见汉江如碧玉，长江混黄，好似清秀少女与油腻大叔的拥抱。在汉阳登岸，走向汉口，第一次见到武汉，第一个印象，就是大。武汉城真大！
　　 武汉之所以大，因为它原本不是一座城，而是由武昌、汉口、汉阳三座城市组合而成。人称武汉三镇。原本武昌是满清十八行省湖北的省会。1926秋，国民政府北伐，1927年初,占领武昌后，下令将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合并为国民政府首都，遂有武汉之名，说起来，武汉市应该是座年轻的城市，它的历史不过才92年。
　　 当然，武汉人不会这样说，他们早已形成了大武汉的观念。随便翻一本武汉的旅游小册子，上面都会说，早在3200年前，汉口就建有商代的盘龙城。如今的盘龙城在黄陂区，如果有足够兴趣，你可以去望望遗址。三国时期，吴王孙权在黄鹄山筑夏口城，西晋时改称武昌。南北朝时，梁武帝萧衍在龟山西北筑萧公城，至隋代，始有汉阳之称。其实明末清初时，汉口还是一片芦苇州，有竹枝词曰：“五百年前一沙洲，五百年后楼上楼。”武汉三镇的诞生与发展，其实也就只有数百年的光景。应该说，武汉真正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还是在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势力进入武汉，强行划租界、建港口、办商行，使得三镇逐渐成为近代繁荣的商埠。
　　 首次来武汉，是奉命随团学习、考察长江中上游改革。因为武汉出了个大新闻，德国退休专家威尔纳•格里希就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这在35年前，简直就是石破天惊！虽然，我居住的江南小城，向来开风气之先，以开明、开放著称，但是在刚刚摆脱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排在“老九”之上的那些人，连当个班长的资格都没有，武汉人的胆子贼大，居然聘了个德国“洋鬼子”当厂长，我们一群各行各业的宣传科长，被派来一探究竟。
　　 在一个小小的会议室里，我们见到了格里希，这个洋老头身材魁梧，两鬓斑白，戴一顶鸭舌帽。他安静时，看着很严肃，可一开口却活泼幽默。他说，武汉的领导让我当厂长，我开始很犹豫，怕我远在德国的老太婆不同意，把我喊回去。可我在这里当顾问，我提建议，他们又不当回事，我想，我就当厂长吧，当了厂长，我就可以说了算。我要把工厂干得和德国的工厂一样棒！老头的直率和幽默，逗得我们大笑不止。原来,老外也怕老婆。
　　 去年，也就是34年后，我再访武汉，企业还在，斯人已去，一片小树林中，冬青树掩映着格里希的半身铜像。格里希担任厂长后的第三年，武汉出了一本书，《格里希在武柴》。为这本书作序的，是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他说：“洋厂长从严治厂的经验，受到我国企业界的普遍赞赏，引起了国外人士的关注。他成为我国引进国外智力政策取得成效的一个典型。”格里希当厂长，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段佳话，也是中德交往中的一段重要插曲。
　　 其实，格里希并不是第一个来武汉的德国人。1897年，德皇威廉二世的弟弟亨利亲王访问武汉，期间还到访了汉阳兵工厂。那时，中国是被帝国主义逼迫开关的。格里希更不会是最后一个来武汉的德国人，2019年8月7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武汉，她站在长江大桥上远眺，江水、黄鹤楼、龟山、鹦鹉洲尽入眼底，这位来自欧洲的女强人张开双臂，不知她要拥抱什么。她说，“中国承担着重大的全球责任，只有加强国际合作才能继续保持成功。”此话颇有深意。今天中国主动打开国门，世界都要倾听她的声音。
　　 再访武汉，我是携了老妻一起来的。我们这次游览的第一站，是鄂军都督府，这里是辛亥革命第一个与清政府分庭抗礼的革命政权，大都督黎元洪在这里指挥了汉口、汉阳保卫战。都督府是一座宏大的两层楼红砖红瓦的西式建筑，俗称“红楼”。门前悬挂两面旗帜，一面旗上缀着18颗圆星，黄星代表山海关内十八个行省,红底代表鲜血，黑色八角星代表铁、武器,，意谓十八个省份的炎黄子孙团结起来,用“铁血精神”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一面是红黄蓝白黑五色条旗，代表五族共和、中华大团结。红楼内陈列了辛亥革命时的各种文物，我们在里边转了半个钟头，拍了些照片。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底层革命党人自发起义，迅速攻占武昌。总督瑞澂携带妻小连夜奔逃。革命意外得胜，却找不到有威望的领导人。孙中山远在美国，黄兴、宋教仁在上海，蒋翊武、孙武亦不在场……革命党一时群龙无首。起义士兵马荣等人在武昌黄土坡找到黎元洪，把正在床底下发抖的老黎拖出来，强迫他出任革命军大都督。黎元洪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由镇压革命党的清军旅长，成了革命政府的首位大都督。
　　 黎元洪刚被从床下拖出来时，嘴里一直在嘟囔：“休要害我！休要害我！”转眼看见革命党人，好像真的要他当大都督，便严肃宣誓道：“众意难推，自应受命；成败利钝，死生以之；决心革命，毋庸有贰！”总算还好，他没当叛徒。
　　 辛亥革命成功，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当上了大总统。史称黎元洪政治开明，待部下宽厚。每逢周六，必请各部部长在居仁堂打牙祭。吃到兴头上，黎元洪就会常常吐苦水，说“总统真不是人当的”，上个月他赔垫了3万多，一年就得赔30多万。部长们听了，也都打个哈哈，该吃，吃，该喝，喝。一次冯玉祥忍不住了，问道：“听说总统以前是个旅长，怎么会这么有钱？”黎元洪回答道：“存的呀。”冯玉祥还不死心，又追问：“旅长一个月不过数百两银子，怎么会存这么多？”这次轮到黎元洪打哈哈了，一阵哈哈哈之后，他酒杯望桌上一顿，说，下次咱们接着吃，接着喝！其实，老黎当总统真是不用心，他的精力都放在搞房地产、金融、矿业上了。他先后投资实业达到70多个，当总统那是业余玩玩的，能不开明？
　　 距离鄂军都督府没多少路，就是蛇山上著名的黄鹤楼。我偕老妻，拾阶而上，步步登高。黄鹤楼主楼五层，有五十多米高，翘檐欲飞，巍峨壮观。四面都有匾额。正面是黄鹤楼三个大字。其余三面，分别为：“楚天极目”、“南维高拱”、“北斗平临”。我们站在楼头远望，大江如线，江桥似虹，夹江而峙的龟蛇二山若云隐隐，楼下行人如蚁匆匆。眼底尽收三镇鼎力雄姿，一望看尽江汉汇合风流。江、山、楼、人融合为一，似乎正乘黄鹤御风而行。老妻第一次登黄鹤楼，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捧着相机到处乱照。
　　 登上黄鹤楼者，大多会记起盛唐诗人崔颢的诗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历史上，不仅黄鹤一去不复返，就是黄鹤楼，也是常常不见了踪迹。黄鹤楼因为坐落在武昌黄鹤矶头而得名。相传始建于三国吴黄武年间，原本是一座用于战守和瞭望的木质军事岗楼。以后的历史年代里，屡毁屡建，到唐朝时，成为观赏景物的名楼，大唐时，李白、王维、白居易、刘禹锡、孟浩然等，都在此留下诗词名篇，因为诗人们的传世佳作，黄鹤楼得以与岳阳楼、滕王阁并称江南三大名楼。
　　 不过，到了宋代，黄鹤楼就早已不见了。从南宋时的画册上，还能看到二层荒废的楼阁。以后元明各代也是建了废，废了又建，到清代又来回废立好几次。1935年，民国著名报人曹聚仁登上黄鹤楼，他眼中的黄鹤楼是1884年时重建的，楼高只有三层。楼旁还有吕洞宾的吕祖庙。吕祖庙香火旺盛，因庙是木质结构，几度失火，黄鹤楼也就跟着几度化为乌有。曹聚仁先生去后不久，黄鹤楼又遭大火，这次是一家董姓作坊失火。正值农历八月，北风强劲，黄鹤楼与附近官厅一并付之一炬，沿江店铺、作坊、住宅共计两百多户人家，全部烧成灰烬。如今的黄鹤楼是1981年动工，1985年建成的。黄鹤楼终于在消失了近一百年后，再次雄立于蛇山之上。新建的黄鹤楼，主楼台基下，一对造型华丽的铜鹤亭亭玉立，寓意为“黄鹤归来”。老妻搂着铜鹤，拍了好几张照，对铜鹤她真有些爱不释手。我想，等国富民强日，黄鹤或许会再次飞来。
　　 武汉的著名景点，还有归元寺、古琴台、鹦鹉洲、江汉关、洪山宝塔等。归元寺有名的景致在于罗汉堂的五百金身罗汉，神态各异，起伏坐卧，颇为有趣。历史上，归元寺的和尚多明大义，大革命时，雪峰和尚曾与董必武等多有来往。抗战时，和尚们还组织了义勇军北上抗日。古琴台位于龟山西麓汉阳月湖湖畔，讲得是俞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故事。琴台易建，知音难觅，自古如此。江汉关是上个世纪20年代的建筑，外部造型是希腊古典样式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相结合。据说，顶部的瞭望台和钟楼是按照英国人的传统样式设计建造的。1938年，江汉关曾遭日本飞机轰炸；1949年国民党军撤退时，又埋下炸药，企图将其炸毁，幸得海关职工暗中保护，才不致毁于一旦。
　　 武汉城市虽大，却被江汉两江切割。人头辐辏，马路不宽，堵车是常有的事。虽近深秋，却彩裙飘飘，薄衫招摇，路上的女孩都挺时髦。最热闹的去处，应该是汉正街，它也是武汉最古老的一条街，明代天顺年间就有居民在此定居。街道两侧，商铺林立，招牌如旗。不管你要买什么东西、尤其是小商品，都可在汉正街找到。如今汉正街的店铺已大多移至汉口北。
　　 武汉是长江流域著名的“火炉”，夏秋之时，尤其炎热。旧时，汉正街的居民，就在户外或搭棚或露天露宿。据传，唐山地震时，有伤员运到武汉治疗，伤员见到满街帐篷，死活不肯下担架。说，原来你们这个地方也闹地震呀，他们把当地人的棚户，当成了抗震帐篷。
　　 关于武汉人夏秋天在马路上搭棚或露宿避暑的习俗，武汉著名作家方方，在他的《武汉人的性格》中，讲过一个段子：
　　 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们那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女人晚上起来上厕所，糊糊涂涂中见到一张床空了半边，就睡上去了。第二天清早发现身边是一个不认识的男人，吓得大叫起来，几欲报警。几乎同时，相隔不远的另一张床上，也有个女人尖叫着。原来这两个女人在差不多的时间里起床上厕所，回来后都上到对方的床上，与陌生的男人睡到一起去了。两个女人出了大丑，羞愧难当，哭嚎着要去寻死。两家的男人也都阴沉着脸不理老婆。
　　 还算是一个老头对那倆男人说了一番话才消解了他们的气。老头说，她两个不小心爬错床，让你两个讨了个便宜，你们两个还有什么好气的？两个男人听此一说，才恍然大悟，将想寻死的老婆扯了回去。
　　 末了，方方问，如此有趣的故事，除了武汉，不知还有哪个城市会有？
　　 武汉是个码头城市，四乡来客，八面通风，武汉人的会吃是出了名的。据说，战国时楚国屈原的《楚辞》里，就记载了不少的楚国宫廷的各式菜肴。根据郭沫若的翻译，有清炖肥牛筋、有红烧甲鱼、有叉烧羊羔，还有酸辣汤呢。到明清两代，《食经》《随园食单》《闲情偶记》等等食谱集子里，都有武汉鄂菜的名菜在里边。
　　 武汉的小吃，有十二绝的说法。如果你是个吃货，那千万记住不可错过。这十二绝乃是：“老通成”三鲜豆皮，“四季美”汤包，“筱陶袁”煨汤，“老廉记”豆丝。“蔡林记”热干面，“谈炎记”水饺，“顺香居”烧梅，“福庆和”米粉，“鲁源兴”米酒，“五芳斋”汤圆，“田启恒”糊汤粉，“谢荣德”面窝等。
　　 不过，在武汉最让外地游客要抢着去尝鲜的，不是这十二绝，而是一道名菜：武昌鱼。在武汉做武昌鱼最拿手的饭店，莫过于“武昌酒楼”。我跟老妻人生地不熟，是吃不到正宗武昌鱼的，我们吃饭的那个酒店在珞喻路上，叫做湖锦酒楼。我们吃的是杨梅武昌鱼，这道菜色泽浅红，略带酸味，鱼肉细嫩，口感滑爽，说得上色香味俱佳。
　　 武昌鱼的学名叫做团头鲂，原本是武汉当地人家常的食材，没有什么大名气。可是1956年6月的一天，毛主席来武汉横渡长江，上岸后，武汉人用团头鲂招待自己的领袖。毛主席吃了，胃口大开，兴致高涨，挥笔将它写进了诗里，“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这一来，不得了啦。武昌方面的有关领导，立刻召集一帮名厨专门研究，要求一定要烹调出一道有特殊风味的名菜。此后，武昌鱼就在“武昌酒楼”挂牌上市，成为一道名震华夏的名菜。而实际上，武昌鱼并非人们想象的是武汉长江中的鱼，它其实出产在湖北鄂州市的梁子湖中。此地距离武昌大概有100多公里，2个多小时车程。只不过，一千多年前，鄂州曾经也叫过武昌，这武昌鱼的名头，也就马马虎虎说得过去。
　　 玩过，吃过了，最后一天，我们去参观武汉大学。据说，武汉大学的建筑造型与设计是以北京故宫的格调为设计蓝本的，并参照了现代建筑的风格，中西兼顾，典雅大方。看武大，一定去图书馆，它雄踞狮子山顶，端庄多姿，上有塔楼，紫铜宝顶高耸如云。图书馆两边的文学院和法学院好似一对双胞胎姐妹，四合院般围起，四层，宫殿式屋顶。登上珞珈山俯瞰整个武汉大学，仿佛一组宫殿，粉墙碧瓦，错落有致，壮丽恢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