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安桥镇最早的市面主要由一南一北两个村子组合而成，一条又长又破的老街把两个村子串连在了一起。老街中段有一条十字相交的石板小弄堂，以这条线一般的弄堂为界限，南面的那个村子叫做桥上村，北面的那个叫做桥下村。其实，安桥镇的老街上是从来不曾有过桥的，至于安桥镇以及桥上村和桥下村的名称是怎么来的，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据说连县志上都没有记载。
　　 在外人们的眼里，不管是桥上村还是桥下村，向来都属于那种叫做“街头市面”的好地方，很令人羡慕的。尤其是近些年搞了新的城镇建设以后，桥上村靠着安桥中学的那一带，先后建起了新的镇政府、派出所、工商所、土管所、安桥镇中心学校、以及一排一排的商品房，把一条站前路装扮得井井有序，渐渐地与那个早已没有客车停靠的火车站连成一片，看上去还真有点城市的模样了，以至于住在那一带的人们也很自然地从内心里产生了一点类似于“城里人的优越感”来，几乎把桥下村的人不怎么放在眼里了。
　　 桥下村的人们也确实因此而有了一点自卑感，于是免不得要抱怨政府的偏心：同一个集市，把桥上村搞得象模象样，而对桥下村的建设力度却不知少了多少倍。尽管桥下村也修了一条宽阔的黄金大道，并且把原本位于老街南端的菜市场也搬过来了。但是，据桥下村有见识的人说，搬菜场是为了给桥上村腾地方，以便桥上村做更好的规划，而对桥下村来说，并没有多少好处。
　　 除出抱怨政府以外，桥下村的人们同时更抱怨村里那个叫做张再兴的大老板，埋怨他没有为街坊邻居们出一分力。按照桥下村人基本一致的见解，都以为作为财大气粗的大老板，不管再兴是自己出钱还是利用他在政府方面的影响力，都应该为村里办一点实事才好。比方说，政府建造那条黄金大道时，把张家祠堂门口的那个晒谷场占去了一大半，而再兴正是桥下村张姓的族人，按理，他应该具备请政府把黄金大道往边上挪一挪的面子，好给祠堂门口留出更大的空间来。即使路不能挪，那也尽可以向政府多争取一些补偿什么的，这都算得上是积阴德的好事。无奈再兴对于这类公益性的事业向来表现得极为冷漠，若干年来，自始至终都不曾为村里出过一分钱，一分力，即使政府修路占了本族祠堂的地盘也熟视无睹，这真让乡邻们感到格外的心冷和不平，但同时却又无可奈何。村里人知道再兴肚子里有怨气，而这股怨气由来已久。
　　 后带着将近四十年以前，也就是张再兴三十多岁的时候，他绝对是安桥镇上的风云人物。那个时候，浦阳县地面上有两支赫赫有名又相互敌对的造反队伍，而张再兴正是其中一支的安桥区支队的司令员，他不但身上挂着两支驳壳枪，并且还配有专职的警卫员，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
　　 可是好景不长，在某一次武装斗争中，再兴所在的那一支队伍吃了败仗，他本人不幸被胜利者所拘捕。成了俘虏的再兴在经受了游街、批斗、挨打、罚跪等种种磨难之后，总算保住了一条性命，最后只是被送进了牢房，这在当时实在也算得上一个奇迹。
　　 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套在张再兴的身上最合适不过了。在动乱的年代里经历过九死一生的张再兴，不但意想不到地在监狱里结识了几个日后对他帮助极大的“难友”，并且出狱后不久又逢上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好时光。再兴天生不是池中之物，而劫后重生的他则更显得胆大包天。在那几个重新掌权的狱中难友的帮助下，这个曾经的阶下之囚却成了安桥镇一带最早承包工程的建筑老板，并且在若干年以一帮弟兄进军大上海，开了自己的建筑公司。
　　 从造反派的司令员到一介囚徒，又从一介囚徒跃升为拥有公司的资本家，安桥镇上远近闻名的首富，张再兴这一生的轨迹不可谓不曲折，不可谓不惊险。他经历过万人瞩目的荣耀，也遭遇过人人喊打的耻辱，他对于过住的岁月记忆犹新，甚至念念不忘。特别对于周围众多的乡邻们在自己落泊时所施加在他身上的落井下石的险恶用心始终耿耿于怀，他无法忘记被本不相干的乡里乡亲们当作落水狗而痛打的凄惨场境，即使在二三十年以后也依旧历历在目，因此，桥下村人想要从再兴手里得一点好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张再兴作为安桥镇上首屈一指的大老板，无论如何还是为本村人争回了一份面子，那就是，每当桥下村的人们因为桥上村人那副得意洋洋的嘴脸而感觉心意难平的时候，就免不得自欺欺人地暗自思忖道：“像再兴这样的大老板还住在我们村里呢，桥上村的那帮假洋鬼子们，你们有什么可张狂的！”
　　 这么一想，几乎整个桥下村的人们，便都在心理上得到了一种安慰和平衡，暂时不再那么自卑了。
　　 桥下村是个大村，村子里上规模的姓氏有两个，按照人口的多寡依次为张姓和杨姓，其中张姓占了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二，算是大族，因此有自己的祠堂，而杨姓却没有。
　　 早些年，也就是二十多年前，从总体上来说，桥下村比桥上村要来得兴旺，这也正是如今桥下村人的心里对桥上村存着一道坎的最大的原由。那时候，桥下村与老街相连的地方有个很大的晒谷场，靠着与前庙相邻的位置优势，每年三月初五安桥镇上赶庙会时，这晒谷场便是最最热闹的中央地带。而在平时，每逢阴历的初七、十七、廿七日，这里更是猪苗的交易场所。而如今，这个晒谷场只剩下一半不到的地盘了，大部分已成了宽阔的马路，马路的名字起得很显赫，叫做黄金大道！
　　 张氏祠堂就座落在这晒谷场的边上，与之相邻的是一座三进大屋，桥下村人称之为“张家门里”，再兴家的老屋就落在这座大屋里。只不过再兴本人以及他的老婆儿子们早就不住在这里了，一家人在多年前已定居上海，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来。而村里人之所以还能把他当作一份与桥上村攀比的资本，只是因为这老屋里还住着再兴他爹。
　　 再兴他爹自然也姓张，具体的名字已很少有人知道了，也根本不需要知道，因为安桥镇上没有人敢当着他的面用名字来称呼他。他以一个老人的身份在桥下村存在了三四十年之久，驾鹤西去的时候，更是一位稍微要打点折扣的百岁老人。
　　 “稍微打点折扣的百岁老人”，这个话听起来浮泛得很，事情的真相是这老人确实做过了一百岁的寿辰，但实际的年龄则只有九十七岁。九十七岁的高龄，也算得上十十足足的老寿星了，像这样的年纪不要说在安桥镇，就是放到整个浦阳县也是少有的。有这样一把年纪的人倘若有幸能与某种光荣的历史扯上一点关系的话，当遇着某些特别的日子时，恐怕连浦阳县的县长和县委书记都要亲自登门来拜望他了。
　　 正因为这老头拥有这一把傲人的年纪，因此，多少年以来，每当人们需要与这老人发生一点瓜葛的时候，认识他的人都将他喊做老祖宗，不认识的都称他为老爷爷，而背地里则一律都把他叫做“再兴他爹”。
　　 按照正常的情况来说，像这样的耄耋之人，与外人发生牵连的机会本该少之又少了，但再兴他爹却不然，这是因为他是一个生意人，所经营的买卖是香和蜡烛。尽管生意很不起眼，也没有固定的铺面，全部的家当只是一副小小的担子，就跟早年时义乌人鸡毛换糖的那种担子差不多，下面一副方底圆口的小箩筐，上面搁着两只浅浅的团匾，一根毛竹扁担早已呈了深栗的颜色，尤其是当中与肩背相摩擦的那一段，更是泛起了琥珀一般的莹莹之色。
　　 这个小小的老头和他那副标着“张记”墨字的小小担子，在安桥镇上却是一个有名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有点类似于一个城市的地标。在比较不短的一个时期里，安桥镇上除出那条老街和一片斑驳参差的老屋以外，这老头和他的那副担子或许算得上是最悠久的历史了。
　　 因此，在安桥镇这一带，不管是本村人还是外村人，但凡到过安桥农贸市场的，几乎没有不知道这个八九十岁了还在挑着担子卖香烛的老头。大家虽然不知道他的名字，但都知道他是再兴他爹，因为再兴是远近闻名的大老板，所以在外人们的心目当中，“再兴他爹”这四个字就成了这老头的名字了。
　　
　　 二、
　　 再兴他爹既然活到了鲐背之年，他的头发、胡子、乃至眉毛固然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经白透了，那一头亮晶晶的迷人的白发，疏疏朗朗地紧贴在刻满了皱纹的紫铜色的脑壳上，很给人一种莫名的敬畏感。他的胡子是典型的山羊胡子，尖尖地挂在下巴上，像一道小小的瀑布，与那头白发很般配。但他的眉毛却显得有些特别了，虽然也照例是那种迷人的亮闪闪的银白色，但长相却与头发胡子绝然相反，一根一根全象银针一般笔直地朝外散开着，看起来简直有点张牙舞爪的气势。这副眉毛的长相与再兴他爹的性格很不相称，这老太爷待人处事向来低调，加上他的脊背驼得跟鞠躬似的，因此随时随地都给人一种“低眉顺眼”的谦恭感觉，这一点，他们父子俩正好相反。
　　 老头子虽然长寿，在样貌上却并没有特别出众的地方。他不但个子很矮，小鼻子小脸，还相当驼背，驼背的程度甚至比电视上的刘罗锅还要厉害，以至于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棵弯脖子的秃树。
　　 说他像一棵秃树，但具体说来究竟像一棵什么树呢？像一棵松树么？不像，他显然没有松树那样的苍劲。像一棵柏树么？也不像，他完全没有柏树那般的青翠。那么，像胡杨？对，胡杨！这老头正像大漠里的一棵落尽了叶子的胡杨，乍一看，以为已经干枯了，其实并没有枯，只是有些秃了而已，虽然形态有些奇特，但生命力却极其顽强。
　　 作为一个从民国时代一路过来的街头老人，再兴他爹的一生可算经历过太多太多的大风浪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生活经验，特别是生活的惨痛教训屡屡告诫于他，凡事切不可太过张扬，尤其不能恃财呈强，更不能仗势欺人，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总归还是安稳守己来得牢靠。
　　 因此，在安桥镇人数十年的记忆当中，尤其是当张再兴重新发迹成了全县闻名的大老板以后，这张老祖宗不仅从未做过任何称得上张牙舞爪的蠢事，甚至连语气强横的过头话都不曾说过一句。
　　 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就使得安桥镇上某些原本说话刻薄的人们对于再兴他爹那副长得不太安稳的眉毛也少了一种引申发挥的依据，而只好依着他们家的兴旺景像作一个顺水推舟的总结说：像他这样的眉毛，是福相！
　　 再兴他爹在安桥镇上卖香烛至少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三十年前，他已经是一个挑着香烛担子的小老头，三十年以后，他依旧是个挑着香烛担子的小老头。
　　 三十年的时光对于一个人来说，不可谓不长，而三十年的光阴作用在再兴他爹身上的印记，除出让他的头发、眉毛和胡子被岁月的风霜由半黑半白浸染成纯粹的白色以外，再就是令他的脊背变得越来越驼了，以至于挑那副担子的时候，那条如古董一般的扁担简直不是搁在他的肩头，却是横在他的驼背上，因此，两只手就不得不时时扶着挂在扁担上的绳子以保持平衡。又由于他的身材天生矮小，这样一来，悬在两边的箩筐就几乎要触到地面了，远远看去，仿佛一个垂垂老人一左一右携着一对刚刚过腰的双胞胎孙子，正亲亲热热地上街或回家呢。
　　 三十年间，再兴他爹的香烛摊子先后换过三个地方。
　　 在安桥镇上还没有真正的农贸市场以前，早上的菜市是沿着老街的两侧依次摆放的，从桥上村一直摆到桥下村。那时候，再兴他爹的香烛摊子就摆在晒谷场与老街相连的一个屋角下，这里离他的家很近。后来，桥上村那边建起了正规的菜市场，到老街上赶集的人一下就少了很多，于是，再兴他爹就在菜市场门口靠西的厕所边上占了一个小小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不需缴摊位费。
　　 再兴他爹八十四岁的那一年，菜市场从桥上村搬到了桥下村黄金大道的边上。新建的市场有东、南、西三座大门，再兴他爹的摊子就在东门外侧靠北的门柱脚下，这地方不但离他家最近，并且顶上有宽大的雨篷遮挡着，不受日晒雨淋。按理说，这个地方原本是不能摆摊的，即使摆了也得缴临时摊位的费用，不缴费，工商所和城管局就会来驱赶，但再兴他爹却安安稳稳地摆了好多年。若干年当中，这地方差不多就成了他的专属的领地，不但没有别的摊贩来跟他争地盘，工商所的场管人员也向来不问他收取取摊位费，就连专抓流动摊贩的城管见到他时，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意远远地避让着他。
　　 这倒不是靠了他儿子的牌头，再兴他爹是从来不拿儿子的老板名头压制人的。他在这个地方摆摊做生意，假如工商所果真来问他收摊位费的话，他也是愿意缴的，但既然工商所不来收，他也就不客气。凭良心说，这实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毕竟已经八九十岁的人了，走到哪里都是一座山，甚至一部书，像这样一尊皓首苍髯的仙翁，谁不应当让他三分、敬他三分呢？
　　 按理说，作为身价过亿的大老板的父亲，再兴他爹应该没有再做这种沿街小买卖的必要了，因为他根本不愁吃不愁穿。凭着他儿子所拥有的资产，不光他这个耄耋老人满可以颐养天年，就连他底下重孙一辈的人也早就可以高枕无忧，一辈子享用不尽了。因此，以安桥镇人惯常的观念看来，像他这种身份的人居然还不消停下来享享清福，实在有点不太像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