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天是华光贸易公司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下午开了个纪念会后，又在兴隆酒店设宴招待宾客及公司员工。宴席之上灯红酒绿，觥筹交错，气氛非常美好。忽然，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离席走到宴厅中央，举着酒杯高声大喊：“今天我真快乐，真快乐！我要乘着这一片快乐的祥云去到天堂……”说罢几个纵步跃上窗台，打破玻璃，纵身跳了下去。
　　 兴隆酒店设在一座商业大厦的八楼，从这么高的楼上跳下去，自然是摔得血肉模糊，当即断气身亡。
　　 所在地派出所的警员闻讯迅速赶到，立即保护好了现场。
　　 随后，市公安局刑侦科的何钊与赵忆兰，以及法医汤平也先后赶到。
　　 何钊皱眉看了尸体一眼，问：“是怎么一回事？”
　　 “华光公司正在此地设宴庆祝该公司成立二十周年。死者叫吴小山，是该公司的一名高管。据众多的目击者说，他是酒醉发狂，打破玻璃跳出窗户的，应该是跳楼自杀。”派出所的一位同志回答说。
　　 “自杀？有选择这种场合，用这种方式自杀的吗？”何钊怀疑地说。
　　 “别急，等我做完尸检就知道了。”汤平说。
　　 半个小时以后，尸检报告出来了：死者除高空坠落与地面相击所受的创伤以外，并无其他创伤，确系坠楼而死。但从死者的胃内抽取液中却检验出了药物CLA的成分……
　　 “CLA？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药物？”何钊问汤平。
　　 “那是一种慢性毒药，服下去后，会把人的意识从压抑状态中解脱出来，产生一种超凡脱俗的快感，产生一种轻生厌世的想法，然后就在这种状况下渐渐地死去。因此，西方有些国家把它作为安乐死的用药。”汤平回答说。
　　 “那就不对了。”何钊说，“安乐死应该让患者在快乐的状况下平静地死去，但这个吴小山却是兴奋得如酒醉发狂，击破窗户，跳楼而死。”
　　 “这你就不知道了。”汤平笑着解释说，“一般进行安乐死的，都是一些病危的患者，需要有很强的药力，才能把他们的意识从压抑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产生一种超凡脱俗的快感。而吴小山却是一名身体强壮的汉子，再加上酒精的作用，服用了此药，当然会有一些过度的反应，比如说兴奋发狂，轻生厌世……”
　　 “我明白了。那么，这种毒药市场上有销售吗？”
　　 “当然没有。这种毒药我国禁止进口，只能从国外少量携带进来。”汤平说。
　　 “好！”何钊点点头，转身对赵忆兰说，“立即对今晚参加这一场宴会的所有宾客进行排查，查曾经出过国的，有可能对吴小山进行投毒的嫌疑人。”
　　 “可是，今晚这一场宴会规模很大，赴宴人数有五六百人。”赵忆兰为难地说。
　　 “先从与他同桌的人查起，然后查邻桌的人，查曾经到过他们桌旁与他敬过酒的人……”
　　 “这个人数也太多。”
　　 “没有办法。多组织些人力，一个一个慢慢地去查吧。”何钊说。
　　
　　 二
　　 然而，终于因为需要排查的人数太多，一连两天排查都无结果。好在第三天案情发生了变化，才使他们从无望的排查中走了出来，走上了一条新的侦查道路。
　　 这一天中午，几名商业界的人士在一家名叫逸仙楼的酒家聚会，席间一位名叫李大江的汉子忽然离席高呼：“我很快乐！我很快乐……”接着奔出包间，冲上阳台，翻身跳了下去……其状况与三天前的吴小山一模一样，死后也从他的胃液里查验出了CLA的成分。两个案子如出一辙，很有可能是同一个凶手所为。
　　 “好！这为我们的查案提供了一条捷径，立即改查与李大江同席的几个人，看看其中有哪几个人还参加了三天前华光贸易公司举办的那一场宴会。”何钊说。
　　 “你是说，只有同时参加了两个宴会的人，才有可能分别往吴李二人的酒杯里投毒？”
　　 “就是这样。”
　　 “好，我这就组织力量去查。”赵忆兰说。
　　 第二天情况就查明了。赵忆兰将一份调查报告放在何钊的面前，向他汇报说：“与李大江一起聚会的还有六个人，其中有四人三天前还参加过华光公司举办的那一场宴会，他们是何明理、钟克家、伊子书、周志明，都是江州工商界人士。四人都出过国，有携带CLA回国的可能。但四人都与吴李二人无仇，那天去赴华光的宴会，四人也是同坐一桌，离吴小山所坐的桌子很远，根本没有机会往吴小山的酒杯里投毒。”
　　 “这么说来他们都不可能是凶手，我们需要另找线索。”何钊说。
　　 “是的。也许，投毒的凶手不一定就是赴宴的客人。”赵忆兰说。
　　 “吴李二人的历史都查了吗？”
　　 “都查了。吴小山与李大江都是本地人，大学同学，江州财经大学的老三届，一起上山下乡过，回城以后才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因为是同乡同学，两人的关系比较密切，共同的熟人也比较多，但并没有什么共同的仇人。”
　　 “你是说他们都是江州财大的老三届？”
　　 “是的，1967届。其实，他们在大学里总共也没有读上几天书。”
　　 “唔，看来我们还需要去江州财大跑一趟，看看在那一段动乱的日子里，他们二人的表现如何，有没有什么共同的仇人。”何钊说。
　　
　　 三
　　 江州财经大学学生部的负责人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老师。她听了何钊的要求以后为难地说：“事隔多年，当年的老师都已不在，学生也东西南北无法联系，这二名学生当年在校的情况实在无人知晓，也没有什么资料可以提供。”
　　 “学生的档案总应该还保存着吧？”何钊说。
　　 “当然还保存着，没有销毁。但你知道，在那个年代，许多事情（包括学习成绩与品行）都没有记载，即使找到了，也不会对你有什么帮助。”她说。
　　 “既然还保存着，还是麻烦你吃点苦，帮忙找一找吧。”何钊说。
　　 女老师无奈，只好带领他们进入档案库，在尘封着的堆积如山的档案堆里翻寻了半天，终于找到了吴小山与李大江的档案。但正如女老师所说，档案里除记载了第一学年各科的成绩与班主任的评语以外，其余全是空白。
　　 何钊叹了一口气，失望地把档案交还给女老师。
　　 女老师看着他失望的样子，忽然说道：“对了，我的前任何秀连老师还健在，你们是不是去找一找何老师，看看她是否还记得这两名学生。”
　　 “太好了！请告诉她的地址。”何钊说。
　　 他们按照女老师给的地址，顺利地找到了何秀连老师。
　　 何老师七十多岁，精神矍铄，待人热情。她请何钊二人坐下，热心地说：“事隔多年，一般的学生都忘记了，但吴小山和李大江这两人还记得。他们是学校里有名的造反派，打砸抢的头头。当时有不少老师和学生挨过他们的打。”
　　 “那么，您还记得有哪些人挨过他们的打吗？有没有什么人会对他们记恨终生？”何钊问。
　　 “那就说不清楚了。不过有一个人被害得最惨，他的家属和后人也许会对他们记恨终生。”她说。
　　 “那是谁？又是怎么一回事？还请老师您详细说说。”何钊连忙追问。
　　 “那还是文革初期的事。”何老师开始一边回忆一边叙述起来，“那一天，吴小山、李大江带领一群学生去他们系的赵书民老师家造反，因为一言不合，他们便拳打脚踢，把赵老师打成重伤。
　　 “事后，赵老师的妻子去学校反映，说他们家一块祖传的端砚在混乱中被人偷盗走了。”
　　 “这事学校查了吗？”何钊问。
　　 “简单查了一下。当时进驻学校的宣传队把参加那一次造反的学生找来，一个一个问了一遍，都说没有拿那块端砚，事情便这样不了了之了。”
　　 “您还记得那是一块什么样的端砚吗？”
　　 “记得。据赵老师的妻子说，那是一块四寸见方的大端砚，砚上有一孔小水池，砚端雕刻着一只蟾蜍。砚台之上常有雕花雕鸟雕鲤鱼作为装饰的，雕蟾蜍的却很少听说，所以印象很深，还能记得。”她说。
　　 “那么，那位赵老师后来怎么样了？”何钊又问。
　　 “因为是批斗的对象，赵老师的伤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一年之后，因劳累过度旧伤复发不治而亡。赵老师死后，他的妻子便带着他们的女儿搬离了学校。”
　　 “您知道赵老师的妻子搬到哪儿去了吗？”
　　 “不知道。她没有留下地址，离开之后也一直没有返回过学校。”
　　 “那么，赵老师的女儿呢？您知道他的女儿叫什么名字，当年有多大吗？”何钊又问。
　　 “知道。赵老师的女儿叫赵敏。当时她还没有读书，也就是个五六岁吧。”何老师回答说。
　　 从何老师家出来，赵忆兰兴奋地说：“今天真不虚此行，这可是一条大线索。”
　　 “不错！立即回局去布置查找这个赵敏和他们家被盗的那块蟾蜍端砚。”何钊也颇为高兴地说。
　　
　　 四
　　 第二天，查找工作就有了结果。
　　 “通过查阅户口，我们查找到了16个名叫赵敏的女人，其中有4人与赵书民的女儿年龄相仿。我已经通知有关派出所去进一步核查，看看其中究竟哪一个是赵书民的女儿。”赵忆兰向何钊汇报说。
　　 “那块蟾蜍端砚呢，也有线索了吗？”何钊问。
　　 “也找到了。在上星期的一次文物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块清朝同治年间的端砚，与赵家当年被盗的那块端砚一般无二。”
　　 “端砚的卖主是谁？”
　　 “端砚的卖主叫王文进，是大华实业公司的襄理。据查，此人早年也毕业于江州财大，还是赵书民所带的一名研究生。”
　　 “你打个电话去大华公司问一问，这个王文进现在人在何处？”何钊说。
　　 “好的，我这就打电话。”赵忆兰说着就拿出手机，拨到免提，开始给大华公司打电话：
　　 “喂！是大华公司吗？”
　　 “是的。您是谁？”手机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是公安局刑侦科。”
　　 “哦，公安同志，您有什么事吗？”
　　 “请问，你们的王文进襄理在公司吗？”
　　 “王襄理不在公司，他应约赴一位外商的宴会去了。”
　　 “什么？王文进赴宴去了！”何钊一把抓过手机，连忙说道，“喂！请你立即打电话给他，叫他不要喝酒，千万不要喝酒！”
　　 “为什么不要喝酒？”
　　 “别问为什么，你只要告诉他：是公安的交代，千万不要喝酒，否则有生命危险。”
　　 “好的。我就打电话给他。”对方回答说。
　　 但只一会儿，对方又打电话回来说：“喂！对方关机，电话打不通。”
　　 “什么？电话打不通！喂，喂！请告诉他去赴宴的酒家在哪里？叫什么店名！”何钊说。
　　 “复兴路的华丽酒家。那是一家很有名的餐馆。”对方说。
　　 “糟糕！”何钊打完电话跌脚说道，“事情紧急，我们得立即动身，赶往华丽酒家。”
　　
　　 五
　　 何钊心急如火地驾驶着警车，一路风驰电掣，飞速向前。
　　 但他紧赶慢赶，还是迟了一步。他刚把车在华丽酒家的门口停下，就从高空掉下一个人来，“啪”地一声，摔得血肉模糊。
　　 事情很快就弄清楚了：死者正是王文进。他也像前两个死者一样，中途离席，兴奋地冲出包厢，登上阳台，一跃而跳下楼去……
　　 案子吸引来了众多的路人，围着观看。
　　 何钊皱着眉头，向围观的人群扫视了一眼，忽然提高声音大声说道：“出来吧！赵敏。我知道你就在人群里面。”
　　 人群骚动了一下，但没有人走出来。
　　 “出来吧！赵敏。你既然敢作为，就应该敢于承担责任。”何钊继续说道。
　　 一位二十六七岁的白衣女郎忽然挺身而出，大声回答：“不错，人是我杀的。还有那个吴小山、李大江也是我杀的。”
　　 何钊一怔。他没有想到自己这么一诈，还真把对方给诈出来了。他更没有想到出现在自己面前的竟会是这么一位如花似玉，楚楚动人的柔弱女子。
　　 “你就是赵书民老师的女儿赵敏？”何钊问。
　　 “是的。”她平静地回答。
　　 “说说看，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们？”
　　 “你们不是去江州财大调查过了吗？他们罪大恶极，死有余辜。”
　　 “我们是去江州财大调查过，但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弄清楚。”
　　 “当年，我亲眼看见吴小山与李大江对我父亲拳打脚踢，把我父亲打成重伤……”
　　 “可是，他们毕竟没有把你父亲打死呀。”
　　 “不！我父亲就是他们打死的。因为是批斗的对象，父亲的伤一直没有得到医治，以至于第二年旧伤复发，不冶身亡。父亲就是被他们打死的。”
　　 “那你为什么一直等到现在才替父亲报仇？”何钊问。
　　 “因为在这之前我一直没有找到主犯，那个躲藏在他们后面，策划那一场事故的主犯。直到上个星期，我们家被盗的那块蟾蜍端砚在文物市场现身，我才顺藤摸瓜地查找到主犯。这个主犯就是他，我父亲当年所带的一名研究生王文进。”
　　 何钊点点头，叹了一口气，说：“你应该去法院告他们。”
　　 “事隔多年，又无证据，怎么去告？”她说。
　　 “难道就搜寻不到一点人证物证？”
　　 “当年跟随吴李二人去我家造反的学生，已无处可寻，就是寻找到一两个，他们也不会出来指证吴李二人。至于那块端砚，虽系我家祖传，但也没有什么文书能证明它是我家所有，更无法证明是王文进采用那种罪恶手段从我们家盗取出去的。”
　　 “但现在毕竟是法治社会，杀人是……”
　　 “不！她没有杀人。”一个穿着餐馆制服的年轻人忽然飞跑过来，拦在赵敏的前面，对何钊说，“公安同志，你想想，她一个与死者素无交往的陌生女子，又怎么能接近他们，往他们的酒杯里投药呢？人都是我杀的。是我化装成酒店的侍者，伺机往他们的酒杯里投的药。”
　　 “远哥，你不该出来！”赵敏说。
　　 “应该的！为老师报仇，也是我的责任。”他说。
　　 “你们是……”何钊问。
　　 “我叫向远，是赵敏的未婚夫。”青年启齿一笑，骄傲地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