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第一学期
　　
　　 黄山林校学制三年，一年级只开设普通课，诸如语文、数学、物理、化学；二年级起学习专业，有土壤学、树木学、造林学、植物保护等等；三年级上学期结束所有课程，下学期野外实习。实际上，我们普通课未及学完，连专业课的影子还没涉及，就因“文革”而关张歇业。这段时间虽短，但却令我刻骨铭心。
　　 我们学校濒临桃花峰下的逍遥溪，平日里我们常常赤足踏着光溜溜的鹅卵石在小溪中戏水。溪中有石蟹，小酒杯那么大，只要你把石块一揭，它立马八腿着地鬼精似的逃之夭夭了。水里有一阵一阵的小鱼漫游，长不盈寸，我们把毛巾张开当作渔网，一次能捕几尾，尖尖的头，小小的眼睛，乌黑的脊背，白白的肚皮。这是一条充满诗意的小溪，然而也就是这条小溪在我入学不久差一点取了我的性命。
　　 那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晚上，同学们陆陆续续上自习去了，寝室仅剩我和余艳光、陈还和三人，不知是谁提议下河去洗澡，我拿起一条毛巾飞也似的冲了出去，到溪边立足未稳，就迫不及待地一头扎入水中。
　　 坏了，那平时温顺的溪流不知怎么变成了脱缰奔腾的野马，未及我反应过来，便不由分说地将我扑倒了，一会儿把我高高抛起，一会儿又把我狠狠按下，我完全失去了自控，在水中一股脑儿往下游翻滚着，毋庸置疑，我这条小命即将在这里交代了，仅仅十八个春秋，眼睁睁就要划上一个不圆的句号……
　　 可能是人在身陷绝境时潜意识的迸发，我默默地测算着被冲击的距离，冥冥中感觉被推到一座巨石旁边，迅疾将身子一蜷，随着水漩的张力，猛地被排出了主流，荡到了石后的水宕里。说时迟那时快，我两手就势深深地插入沙中，稍待避过又一个回漩，便急速窜出了水面，连滚带爬的犹如落水狗吸到岸边。这时方才看到排空的浊浪卷着巨石，疯狂地一路怒吼着滚滚而下，震耳欲聋的嘶鸣，令人心惊肉跳。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爆发的山洪，它仅对我算是很客气的那么轻轻一吻，我的眼镜没有了，凉鞋只剩下一只，遍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直弄得体无完肤狼败不堪。
　　 呵，总算捡了一条性命！
　　 劫后余生，我们结了攻守同盟，在学校矢口不提。
　　 我们学校后面紧依着眉毛峰下的群山之麓，窘于地理条件所限，学校长期没有理想的田径场地。不知是出于体育教师的怂恿抑或校领导自发的奇思妙想，全校突然召开誓师大会“愚公移山”，于是班与班你挑战我倡议，豪情壮志一个比一个慷慨。你写决心书，我举手宣誓，一个比一个激昂。
　　 大家斗志特别旺盛，以钢钎錾，用铁镐挖，拿四齿耙刨，肩挑、杠抬、车拉，干得热火朝天。一天下来，肩破了，胳膊肿了，手出疱了，腰扭了，腿跛了，连吃饭都不想动了。
　　 休整一天后学校调整部署重新划分了任务。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不再使用一蹴而就的爆发力，而是掌握了稳扎稳打的持久战方法。没过多少天水疱就慢慢形成了老茧，肌肉逐渐集聚起气力，腰板越来越坚挺，腿脚也越来越麻利起来。开山已不再使我们觉得劳累，只是感到饥饿，这在口粮定量的当时可算一个严峻的问题。还是领导有办法，神出鬼没地竟弄来了许许多多的山芋，每逢休息的时候就派人到食堂一筐一筐抬上山来。山芋握在手中热乎乎的，送进嘴里甜丝丝的，咽到了喉咙内却噎得人直翻白眼。
　　 “移山”本是一代一代无穷尽的事情，我们当了个把月的愚公，就和当初突然参加誓师大会一样，便突然虎头蛇尾地回教室上课来了。刚才过去不久的那些豪言壮语，如同下肚的山芋全都化为乌有。
　　 按照教学常规，要到三年级才去野外实习，但不知道什么缘故我们一年级第一学期还没有结束就提早开始。
　　 记得是在中秋前后，我们一年级三个班全体出动，大本营就设在离谭家桥不远的四队（学校实习基地）。我们每天从大本营早出晚归，到十几里外的石门山腹地干活。
　　 石门山是个山清水秀的仙境，水库大坝系钢筋混凝土铸就，宽约百多米，高数十米，我们远远的立于坝前，庞大的水瀑顺着坝壁俯冲而下，仿佛银河倒悬，击碎了千堆玉，溅起了万朵雪，发出雷鸣般轰响。利用水位落差，当地政府在此巧妙地筹建了水电站造福一方，我们大本营的用电即是这里送给的。
　　 过了石门山水库再向深处攀援数里就人迹罕至了，虽然还未到层林尽染的时候，但一年花事基本已了，眼下常见的只是一簇簇耐霜的野菊和稀稀落落的一枝黄花。秋天可是个成熟的季节，漫山果实多多。
　　 首先是饛子，是一种遍身长刺的亚灌木植物，离得老远，就能督见那一蓬蓬鲜红鲜红的小圆果，像现在大棚里生产的草莓，只是小些，甘甜而微酸，骨子里透着野味。猕猴桃（土称杨桃）是多年生藤本植物，一串串褐色的椭圆形肉果，挑在树梢上，挂在枝桠间，到处都有，要等养熟了才能吃，酸溜溜的，嚼起来呼哧呼哧的有许多小籽。
　　 黄山的毛栗树是大乔木，能大到一人抱不过来，一个个浑身被刺的球果，躲躲闪闪的藏在叶丛中，我们够它不着。但是树下却积着厚厚的一层，一旦熟透，它就沉不住气要从树上自动往下掉，青青的外皮裂开一个小口，咖啡色的坚果微露，用脚就地一碾，赤裸裸的毛栗便唾手可得，拇指那么大，拿手擦一擦，投入嘴里磕掉坚壳，越嚼越香。
　　 在石门山实习，我们主要做三件事。第一件是栽水杉，第二件是植马尾松，第三件是收取山苍子。
　　 一开始我们只是采果，继而便砍枝，最后就连根挖起。一车车往外拉，既不知道运往何处，又不知道要作何用。也就在这稀里糊涂奉命行事的时候，我险些又一次命丧黄泉。
　　 收山苍子和造林不同，同学们得一个个分散在山里找寻。一天下午我手握砍刀沿着山涧搜索，忽然一阵浓香随风扑来，几棵山苍子透过一片小竹林遥遥在望。欣喜之下，我飞身一跃，想不到大麻烦来临了！
　　 当我刚刚把脚一抬起来，就直觉鞋肚热乎乎、粘滋滋的，我飞快地下意识拽脱球鞋，只见殷红的鲜血从脚底板往外喷涌着，这样下去十分钟之内我便会热血殆尽。我束手无策，只好用双手拇指紧按着创口，大声疾呼方瑛，她是我的小组长。一会大家纷纷赶来，莫名其妙地看着我缩成一团，都不敢轻举妄动，我稍试着慢慢松开手指，简直太离奇了，血流居然止住了，天不灭我也，我竟又一次化险为夷！惊魂稍定，我才发现自己顾此失彼，不幸踩上了竹签，戳破了足跟动脉，险些酿成无可挽回的灾难。
　　 同学们照例是每天上山，我只能独自滞留在营地形影相吊地卧床读书。几天以后，痛感减弱，脚肿也渐消，我便像麻雀似地单腿跳到伙房，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万恶不赦的竹签狠狠地甩进了灶膛里。看着它燃烧殆尽了，我心中的怒火才慢慢消弭了。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仔细想想，竹签是无辜的，人家好端端呆在自己土生土长的地方并未招谁扰谁，而我是主动上门打搅，方才自讨苦吃。
　　
　　 残酷斗争
　　
　　 一年级下学期初始，我们学习很有序，但到了六月份一夜之间大家被突如其来的狂飙卷上了风口浪尖，所有的课程统统停止，一律学习文件，先是人手一份《五一六通知》，紧跟着又是《橫扫一切牛鬼蛇神》。
　　 老师一个个被揪出来了，同学也一个个被揪出来了，或者是“反动学术权威”，或者是有海外关系的，不是“特务”就是“间谍”。这些人统统被称为“牛鬼蛇神”，一个个被套上白袖章关押在牛棚里，由几个“积极分子”一步不离看守着。
　　 学校有个雕匠，就因为他手贱，偏偏雕了一只螃蟹，这便是“横行霸道的阴险家”，铁杆“牛鬼蛇神”。216班一个品学兼优的同学，当他居高临下站在逍遥溪驳岸上倒垃圾的时候，看着垃圾飞舞、溪水缓流的情景，突然诗兴勃发，便脱口而出：“我把垃圾倒在河内，河内人民夹道欢迎！”了不得了，胆敢对“同志＋兄弟”大肆污蔑，马上被带走，送进“牛棚”圈押。我们班有个同学，刚刚还是“积极分子”，举着手领人喊“打倒×××”的口号，话没落音，手还未及放下，因为叫错了名字，鬼使神差地“把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派”的名字叫成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名字，就被绑起来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大恶极！
　　 一天早饭后我和往常一样走进教学大楼，我的组长方瑛冒着危险悄悄走过来附着我的耳朵说：“走廊上有你的大字报。”听到这话，我头皮麻木、四肢瘫软。教学大楼的走廊上大字报铺天盖地，我壮着胆子寻找那有关我的白纸黑字，在通向球场的后门侧墙边找到了“打倒白专道路的孝子贤孙——×××”，在我的名字上还用红笔狠狠地划了三个大叉叉，大字报共有十二张，七八个人集体署名。原来在石门山造林的时候有人偷看了我的日记，现在妄加臆断无限上纲，以置我于死地。我不可能有申辩的机会，看来我的灵魂将要任人宰杀。我掩盖着惶恐，拖着沉重的脚步强装镇定进了教室。
　　 时间过得很慢，我洗颈就戮，坐等有人前来捉拿我。过了一些时候，抓我的人没来，班主任满面春风闯进来嚷道：“楼上都在给×××（生物老师）送大字报，你们怎么还按兵不动呀！”
　　 听了班主任的动员，大家马上开始行动，我自然更不敢怠慢。作为一个老师，哪有什么罪恶材料让我揭发的呢，无可奈何我取来一张大纸，硬着头皮画了一只半蹲半卧的肥猪，跟着同学们上楼。轮到我的时候，我将那“八戒”递了过去，问道：“这是什么？”答曰：“是我。”再问：“为什么是你？”又曰：“我资产阶级的灵魂像它。”多有水平的老师啊，我自惭形秽，赶紧开溜。
　　 好容易挨到午饭以后，班主任派人找我来了，地点不在办公室而是他的宿舍。我静坐着等他宣判，而他却像什么都未发生似的，和风细雨地向我问这问那，不知道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我只草草应付，终于班主任向我亮出了黄牌。他先让我回顾自己的表现，又叫我查查与我过从甚密的人，再帮我分析我的近况，最后得出结论——悬崖勒马。他的目的在于使我认识自己的危险处境，保我过关。
　　 顺从班主任的安排，我专为我们班五人“核心小组”做记录，但不算真“积极分子”，不能戴“红卫兵”袖章，开会的时候也没有发言权。袖章我根本就不想要，“积极分子”我也从不愿当，发言还可能又会出事，不说也罢。我学得很乖巧，一味埋头整理材料，不像过去那样随意捣蛋了。有了班主任庇护，不再有人找我的麻烦，大字报的问题也无人追究了。
　　 八月份以后，各大城市的“红卫兵”小将陆续来我校串联。山外的小将们早就“造反有理”到处串联了，我们竟然连批判《海瑞罢官》、《武训传》都不知道，还在一股劲群众斗群众，大方向错定了！几经串联小将煽风点火，我们若有所悟。首先是将“牛棚”里人全部解放，接着便口诛笔伐，把“走资派”、“赫鲁晓夫们”一个个“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过去走红的班主任蔫了，他在班级低头认罪，主动承认自己是“修正主义的苗子”，写过歪诗（“眉毛峰下一伙狼，成群结队下山岗，来到汤口小饭店，一人一挂猪大肠”）云云。其实他是个好人，同学们并没有谁为难他，大伙儿急着忙串联，又要“造反”，无暇顾及到他。
　　 我们在杭州折腾了半个月，又转向上海。外滩、南京路、城隍庙、大世界、西郊公园到处乱窜，到后来有人干脆随便坐上公交车从这头到那头，再从那头到这头漫无目的逛荡。我觉得外面混乱，卫生条件太差，就此与串联队分道扬镳打道回校。
　　 不久又有不少人也陆续回校来了，77年初造反的队伍愈来愈多，大到数百人，小到两三名，只要竖根杆子，就是“革命队伍”。“师长”、“旅长”不解渴，好歹要弄个“司令”、“政委”当当。这些队伍开始的时候还有点听从“伟大领袖”的英明教导，“红宝书”不离手，“最新指示”不离口，天天“早请示”“晚汇报”，虔诚地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表忠心，还时常深更半夜敲锣打鼓“送喜报”。
　　 “革命”继续升级，地方所有机构被砸烂，所有领导被打倒，无一幸免。
　　 学校一位红小鬼打游击出身的副校长走了，走前在接受批斗的时候挂着一块沉重的大牌子，他就这样走了，年仅四十几岁，他叫洪天宇。
　　 不久另一位副校长也走了。一位在苏北作地下党的的老革命，一位最关心学生疾苦的和善老人，倒在厕所里。他就这么走了，惨不忍睹，他叫苗子刚。
　　 许多同学无所适从深感不安，悄然退下阵来。
　　
　　 辛酸的撤逃
　　
　　 1967年9月全国武斗愈演愈烈。有一天半夜，在闻悉屯溪造反派要来黄山抢枪之前几个小时，我与好友216班徐武辉、118班朱治平还有同班的龚友科等一行七人结伴匆匆撤逃返乡，以避是非之地。
　　 天一亮就起程，大约六点钟我们便离开学校，还未及苦竹溪，就听到汤口方向传来枪声。
　　 我们走走停停，临近中午十二点才到谭家桥。
　　 谭家桥地处三叉路口，向西是我们刚刚从汤口的来路，这是歙县地界；往北就是我们入学时候的来路，归太平县所辖；朝东途经茶林场、白店、庙首、蔡家桥可至芜湖，是旌德县的属地。尽管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但这里却没有车站，南来北往只是站在路口，等车来招手，谓之“招手站”，如果人多司机还有权拒载。现在不同，黄山交通中断，这里自然便成了临时终点，我们乘车应当不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