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我出生在家乡农村。童年，在我懂事、有记忆能力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家乡那一带农村，以玉米为主粮，大米有是有，但很少。在我走出农村、上大学之前，我和父母弟妹们一样，一直以玉米为主粮。我自从上大学参加工作以后到现在，才是以大米为主粮的。
　　 在童年，从会记事的时候起，我就掌握了我家的生活规律：只有到了节日和有客人来的时候家里才煮大米饭的；偶尔煮一点点大米饭，那是因为某个弟妹生病了特地照顾的，没有我的份儿，要吃啊，连想都不要想的。
　　 我看到村里所有的人家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那时我以为天下都如此，于是也就没有什么穷苦的感觉。
　　 我的家乡以玉米为主粮，当然是自古以来都如此的，因为那里的自然条件自古以来就如此。山里没有灌溉的水源，没有平整的土地，所以只有旱地没有水田；所以只能种旱地作物，种不了水稻。
　　 在上世纪90年代末，家乡人纷纷离开山区，几乎全都搬迁到平原地区或城镇居住，这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落后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了生活的质量。
　　 以玉米为主粮的人们，当然会考虑玉米的加工方法和玉米食品的做法。玉米的加工方法有三种：磨粉、舂玉米头、保持颗粒状。磨粉是为了煮玉米糊；舂玉米头是为了煮“米头粥”；保持颗粒状一般是为了做“甜酒糟”（壮语GuxNdwq）和酿玉米酒、爆玉米花。
　　 家乡那里玉米食品的种类有各种各样，但最主要的是玉米糊，几乎是餐餐都吃的。
　　 用玉米制作的食品除了“玉米糊”外还有“玉米馍”、“玉米煎饼”、“米头干饭”、“米头粥”等等。玉米糊又有“饭豆玉米糊”、“青菜玉米糊”、“红薯玉米糊”、“芋头玉米糊”、“南瓜玉米糊”等等，这些都是因为在煮玉米糊时掺入了少量杂粮而得名的。同样地，若在做玉米馍、玉米饼时也掺入了这些杂粮，那么，它们的名称也就随之改变了，变成“饭豆玉米馍”、“饭豆玉米饼”等等。
　　 家乡除了生产主粮玉米外，还生产许多种杂粮。杂粮有饭豆、竹豆、大豆、绿豆、豇豆、宛豆、毛豆等豆类；有红薯、大薯（壮语MaenzDongh）、木薯、马铃薯、芋头等薯类。还有葛薯、淮山、南瓜、冬瓜、黄瓜、萝卜、花生、火麻、芝麻等等，这些一般只当蔬菜和油料吃用。高粱、小麦、小米、荞麦这些作物，家乡是极少种植的，这也许是土壤和气候不太合适于它们的缘故。
　　 在上世纪50、60年代，家乡人还是沿习传统的生活方式，一般都是一日两餐，而不是一日三餐的。他们一般没有吃早餐的习惯，特殊情况除外。人们一天的生活是这样安排的：早上起来，8点左右就出工，11点左右收工回家弄午饭吃，1点左右又出工，4点左右收工回家弄晚饭吃，并做好一切家务和下一天的劳动准备，晚上9点左右就睡了。为什么睡那么早呢?主要是为了节约灯油。那年头山区里没通电，没有电灯，照明全靠煤油灯。当时煤油可不便宜啊，1斤4角5分钱！那时候一个鸡蛋5分钱，一对芭蕉3分钱，猪肉1斤7角6分，羊肉1斤4角左右。大米的国家牌价是，三号米1角3分9；二号米1角4分6；一号米1角5分3。那时候，山区里农民们劳动一天的工分值才1角钱左右，公社脱产干部月工资最高也不过是30元左右，由此可知灯油的价贵如何了。那时候的山村里，每到晚上黑麻麻的，各家各户，灯光如豆，普遍是一家只点一盏灯，“富裕”些的人家才点两盏，点三盏的就极少了。因此，人们宁可早点睡也不愿意点灯干活的。在那个年代，生产队每隔一段时间就放假停工一天，都说是让社员出街买“油盐”。这里所说的“油”是指点灯照明用的煤油而不是食用的油，这意思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在上街的日子，身强力壮的人可以卖柴，他们挑着百来斤的干柴，走五六公里山路到得街上，也只能卖得1元左右的钱。女人们则是将一些瓜果蔬菜挑上街卖。当人们在路上相逢的时候都互相打招呼交谈，听到最多的话是，“嗬，今儿拿些杂七杂八的（壮语NeijHaenj）去卖，解决些油盐啊。”这里他们所说的“油”也是指煤油而不是食油的。可见当时煤油在家乡那里是比食用油更为重要的。
　　 在那个年代，生产队里有的人家一时买不起煤油，天一黑他们就睡觉了。现在想起来，我似乎明白一个道理：那时的人们吃的那么差，是什么因素使人们能够长期承受强度那么大的劳动呢?我猜想那一定是充足睡眠的原因。人们每天早早入睡就有充足的睡眠时间，这样能够有效地恢复体能，于是能够继续下一天的辛劳。家乡山区里的人们以玉米为主食，几乎每天都只吃玉米糊，油水也很少，一个月还吃不到一次肉。按理说，他们是营养不良的、瘦弱的、干不了力气活的、更干不了重活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上世纪50、60年代，我一直在那儿生活，我看到他们虽然面皮有些瘦黑，但他们每天都在干力气活，都在挑担上山下山，没有人趴下，得感冒的都很少。有的壮汉一直都在干重活，如劈山开路，挑土造地，捧石垒墙，挥锤打炮眼等等，每天生龙活虎的样子。我知道，那些干重活的大汉们吃的特别多，一餐可以喝它三四大碗玉米糊。虽然吃得多，但他们没有一个是“将军肚”的，身上到处都是突起的肌块。后来我想，也许玉米的营养价值比较高和比较全面吧；也许吃得多是油水不足的原因吧。
　　 在上世纪50、60年代，家乡人食用的油料主要是猪油，而花生油、菜籽油农村人是买不到的。这些植物油凭油票购买，只供应街上的非农业人口，每人每月4两油。农村人没有油票，食油只能到街上买猪板油来炼制。在那个年代，山里的农民们挣钱不容易啊！所以他们平时从不轻易乱花一分钱。在自然灾害严重、收成不好的年头，他们为了节约，一个月不吃一次肉是常事。经济困难的人家几个月煮菜没油也是常事。人们在经济困难买不起猪油时，就想出了一个“以骨代油”的辅助办法：他们到街上买来猪骨，无论筒骨脊骨胛骨都可以，一齐放进舂碓里并加以足够的盐一起舂烂成泥，然后放进瓦缸里存放，每天煮菜时打上一小勺来当油放，这样菜就好吃得多了。用瓦缸腌存的猪骨泥，只要盐加的足够，就算存放半年也不会变质的。人们就这样勉强撑着过日子。
　　 在上世纪50、60年代，家乡人对于肉类贵贱的排列，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市面上肉类价格从高到低的次序是：猪肉、鸡肉、鸭肉、鹅肉、羊肉、黄牛肉、水牛肉、马肉、兔肉、狗肉。他们认为，最不应该吃的是牛肉、兔肉和狗肉，他们说：牛是前世的罪人或者是欠债、欠人情的人投胎的，所以牛怀胎是九个月，跟人一样；说牛对人有恩，它为人耕地耙田以养人命而只是吃草；说兔子是商朝时西伯姬昌的长子伯邑考变的，是皇子；说狗是世界上最下贱的物种，它的肉最为污秽，因为它吃屎。这些老观念随着时代的进步，也在渐渐地改变了。那年头，市面上一般没有鲜鱼卖，只有用烟火熏烤干了的腊鱼卖，而且价格要比猪肉鸡鸭肉贵。在那时，家乡人卖鸡蛋论“两”卖，一“两”鸡蛋比一斤猪肉便宜些，因为鸡蛋没有油水。这里的“两”不是斤两的两，不而当地人定的鸡蛋单位，1“两”等于10个。在我家乡，过去不论怎么缺油水，人们也不乱吃野生动物的，更别说鼠蛇蛙虫之类了，一提到便会恶心。
　　 在那年头，猪肉市场上中方肉（大肥肉）比瘦肉贵，瘦肉又比猪肝贵，猪骨是最便宜的，现在刚好是全倒过来了。当时肥肉很抢手，买到肥肉就很开心，因为肥肉“油水足”、“有分量”、“价值高”。买到的肉如果其中带的瘦肉多了些，人们的脸上就显现出不太满意的样子。当时的人们特别看重“油渣”，认为它是肉类中的珍品。“油渣”就是炼猪油时余下的渣子，又香又脆的。煮菜时放入一点“油渣”就能大大提升这锅菜的“身价”了。特别是小孩，见到“油渣”就流口水，闹着要吃。现在就不同了，网上“专家”说吃“油渣”会生病，吃猪油也会生病。所以，60年前认为精贵的猪油如今变成了贱货，“油渣”更被说成是有毒的，当垃圾倒掉。嗟吁！今昔对比，反差有多大呀！
　　 我家乡的山里人家，绝大多数是壮族。壮族人特别注重过节，因为节日是必须祭祀祖先的。所以人们平时舍不得买肉，要等到过节才能买肉的。这也就是我们这一辈人童年时特别盼望过节和过节时特别高兴的主要原因。
　　 家乡人喜欢喝酒，更好客。客人一来，哪怕没有肉，但酒是不能少的。在那年头，一盘炒黄豆或一碟炒花生，再加上一壶酒，就算是招待客人了，客人也知道条件就这样了，都会开心快乐的。在那个年代，家乡人喝的都是“土茅台”。“土茅台”就是自己酿制的大米酒、玉米酒、红薯酒之类。街上商店也有酒卖，但都是一缸缸的散装酒。这些散装酒一般只有“米单”、“米双”和“糖泡”3种，都是本地酒厂生产的。在那个年代，商店很少有瓶装酒卖，人们啥不得花钱去买瓶装酒的。那时候家乡人还没听说过更没喝过“啤酒”这种东西呢。
　　 在上世纪50、60年代，家乡流行一个名词叫“四月荒”，又叫做“青黄不接”的时候。每年到了农历四月，正是农村闹饥荒的时候，所以叫“四月荒”。所谓“青黄不接”，意思是：去年收获的已经吃完了，今年种的又未出穗，接不上，断粮了。在这时节，农民就为一日两餐发愁。他们实在找不到粮食就只好找野菜和野薯充饥。
　　 “四月荒”我是亲身经历过的。为什么会闹“四月荒”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土地太少。山区里“九分石头一分土”，人均才七分土地，加上山区里日照短，产量就低，所以尽管农民们十分地辛勤劳作，不惜出大力流大汗，挑肥上山，成天呵护那些玉米苗，但结果还是躲不过“四月荒”的。人们已经很勤奋了，有什么办法呢，环境条件如此。
　　 在我的童年时代，有三年闹“四月荒”，使我记忆最为深刻，我看到家乡人缺粮的可怜情景，那是1959、1960、1961“三年困难时期”（或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事情。那三年的“四月荒”，家乡人普遍缺粮。人们没有玉米了，首先吃饭豆、红薯干，这两样没了就吃木薯干，木薯干没了就吃猫豆。家中实在没有可食的了，只好到山上寻找一种学名叫“薯莨”（壮语MaenzDonghBa）的山薯来充饥。那种山薯有点像人工种植的大薯（壮语MaenzDongh），个体最大的能有30多斤，一般也有10来斤。那种山薯的味道比大薯差远了，质地硬、味道涩、有微苦。人们挖来这种薯之后，还不能马上就吃用，必须经过切片、煮熟、泡水换水两天、晒干、舂粉等工序，然后再用薯粉煮糊糊、做馍、煎饼。当山薯挖光了的时候，人们就吃芭蕉根，做法跟山薯差不多，只是不用先煮熟和泡水。芭蕉根吃完了，又吃木瓜根，木瓜根吃没了，只好吃到棕榈树芯……，就这样苦熬一个多月，直到接近农历五月，这时桃子成熟了，地里的新玉米也将成熟了，这才渐渐度过“四月荒”这道难关。
　　 1962年之后，自然灾害过去了，国家调整了农村政策，减少了对农村农民的征收。此后每年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国家又给困难户发放一些“统销粮”的指标，对特困户国家就发放“救济粮”。同时，在“四月荒”时节，政府开放粮油市场（平时粮油是不能自由买卖的），让群众得到自我调剂，以共渡难关。这些措施有效地缓解了粮食的紧张局势，使得“四月荒”这一名词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意识。
　　 我是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的，是从好多个“四月荒”中走过来的，也是吃过山薯、树根的，所以我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在上世纪70年代，是人民公社化热火朝天的年代，那时搞大集体，掀起“并队”的热潮。同时，各级领导加强了对农业生产的管理，大力宣传《农业八字宪法》，实施土地改良、推广良种、科学种植、施用化肥、使用农药、加强田间管理。于是，粮食生产年年丰收，产量也逐年提高。社员们各家各户有足够的口粮外，生产队的粮库里还存有“余粮”、“战备粮”、“双超粮”等等。这时期，家乡再也没有“四月荒”和“缺粮户”的概念了。
　　 但是，即使如此，在70年代，家乡的农村仍然存在“困难户”这一名词。因为生产队历来实行“三七开”的分配制度，就是生产队的劳动果实，70%按人口“留粮”基数分配，30%按劳动“工分”分配。这种分配制当然是合理的，它既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基本原则，又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是，劳动力少、劳动力弱、老人孩子多的家庭，“工分”就少，分配所得就少，年终核算就会“超支”，于是出现恶性循环，成为“困难户”。如果一个家庭几乎都是劳动力，或者强劳动力的人数多，老人孩子少，那么他们争的“工分”就多，分配所得的粮食就多，年终核算时不但不会“超支”，而且还能领回“工资”，这些家庭就可以多养家畜家禽来卖钱，因而出现良性循环，成为富足户。
　　 60、70年代家乡农村比较贫穷，除了生态环境条件差的原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那就是工分值太低。工分值为什么低呢?因为土地少，社员们每年大量的劳动和时间，并非全部用于生产粮食上，用于生产粮食的劳动和时间，只占所有劳动和时间的一部分，而相当多的劳动和时间是用于农田基本建设的和为子孙后代造福的。每年，社员们将大量的劳动和时间用于砌墙保土、改良土壤、植树造林、开路修路、学大寨造田造地等等，这些大量的劳动投入并非在三五年内就见效益的，也并非在粮食增产上立见效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