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家有一张珍藏了七十多年的老照片，这张照片是父亲1947年参加香坊区举办的土改工作队员政策学习培训班时照的一张二吋黑白证件照。由于年代久远，照片已经泛黄，上面布满了折痕，但父亲的面容依然清晰可辨。照片中的父亲身穿黑色翻领呢子大衣，脖子上扎着一条线围脖，头发剃得整整齐齐，显得格外精神，尤其是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透出机智、沉稳、刚毅的目光，给人一种庄重、威严的感觉。
　　 父亲生前曾多次说起这张照片的故事，每次提及，他都激动不已，念念不忘为他拍照的照相馆老板。这张照片是父亲年轻时留下的唯一的一张照片，父亲格外珍惜，视若珍宝，平时用纸一层层包好，藏在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地方，想起来就拿出来看看，仔细端详，每次看完都会发出一阵感叹。
　　
　　 二
　　 父亲出生在辽宁省开原县一个叫柴家岭的小山村，他的童年很不幸，五岁父母双亡，是年长他十六岁的哥哥把他抚养长大。十一岁那年，父亲随伯父举家搬迁来到哈尔滨。伯父在“上号”西门脸一带赶“斗子车”拉脚维持生计，虽然家境贫寒，但伯父还是省吃俭用送父亲读了两年私塾。十八岁那年，经一位邻居介绍，父亲到“南仓库”一家日本人开的商行打工。父亲为人耿直，性格刚烈，没干多久就因不堪忍受日本人的欺负和虐待辞了工。为了生存，他在上号“裤裆街”一带摆地摊卖些针头线脑的日用小百货维持生计，受尽了欺凌，后来搬到了乡下，在一个叫宋家屯的小村安家落户。
　　 1947年秋，已经在村里担任治保主任的父亲被抽调到区里参加土改工作队，那年他三十七岁。当时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土改“砍挖”运动。由于土改工作队员大多是从各乡村抽调上来的农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对政策的理解和把握不是很准确，导致个别村屯的土改运动煮成了“夹生饭”，地主老财们欺骗政府，隐瞒转移财产，农民们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土地和权利，鉴于这种情况，区里举办了土改工作队员政策学习培训班，父亲参加了这次培训班学习。参加培训班需要证件照片，父亲就来到“上号”一家照相馆照相。
　　
　　 三
　　 那天，父亲穿着一身棉袄棉裤，戴着狗皮帽子来到照相馆，要求拍一张证件照，照相馆店员见父亲衣衫破旧满脸胡须，就问他是干什么的，拍证件照干什么用，父亲拿出村里开具的身份证明，说明了照片用途。店员告诉他，拍证件照要仪表端正，不能戴帽子，也不能蓄胡须留长发，让他先到理发馆理完发再来照相。父亲说他只带了照相的钱，没有理发的钱。店员喊来老板，老板是个热心肠的人，他了解情况后让父亲先去理发馆理发，照相的钱等以后再到城里办事的时候再给。
　　 父亲来到街对面的理发馆理了发，理完发回到照相馆，老板见父亲穿的棉袄补丁摞补丁实在太破旧了，照相不好看，就把自己的呢子大衣、线围脖给父亲穿戴上，并亲自为父亲拍了这张照片。父亲感激不尽，连连称谢，并允诺下次再到城里来一定把照相的钱带来，不能白照相片。他说做人要讲诚信，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培训结束后，父亲信守承诺，特意拎着一兜粘豆包走了三十多里土路，从乡下赶来看望照相馆老板，向他致谢。父亲拿出上次欠的照相钱，老板说什么也不要，父亲急了，脸红脖子粗的强行把钱给他留下。后来，两人经常来往，成了相交至深的好朋友，只要父亲到城里办事，总会抽空到照相馆待一会儿，他们的友谊持续了近二十年，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父亲去世。让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年纪小，我没有意识询问为父亲照相的照相馆叫什么名字，只知道照相馆老板姓彭，因为他去过我家，父亲让我叫他彭叔叔。
　　 时光荏苒，一晃七十多年过去了，父亲也离开我们五十多年了，这张老照片我一直珍藏着，因为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见证了老一辈人纯洁的友谊，见证了父辈们走过的艰难困苦的革命历程。
　　
　　 四
　　 我常想，随着我们的祖辈父辈相继离开，随着老宅改造，他们留下的东西越来越少了，一张老桌，一杆旱烟袋，一幅旧照，可能都写满了过往的风云故事，这些故事太平凡，但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挖掘出自己存留的那些物件里的故事，留给自己一份感动，也许就是对先祖的最好怀念了。
　　 面对父亲的照片，仿佛父亲还行走在参加培训班的路上，还与照相馆里的彭叔叔对坐对话，没有半个字的记述，却会涌出多少比文字还生动的故事和精神。
　　 老照片，一个时代的记忆，一段留不住的岁月，一个忘不掉的故事。
　　
　　 2019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