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王石川先生的《挤公交思维是城市包容度的潜在伤害》，感觉意犹未尽，也说两句。王先生说出了一个事实，人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心态。在挤公交车的时候，上车前是拼命挤怕车开了，上车后是希望车赶快开。一如城里人在成为城里人之前，是呼唤放宽准入降低门槛，一旦进去后，却对新的外来人口歧视了。只是，王先生只是看到他们排斥外来人，并对此不满，其实除了王先生说得这些外，还有更好玩也更可悲的现实：那就是，越是最后挤上公交车的人，越是排斥再往上挤的人！
　　 是否后上来的人道德素质比前面的人更低呢？当然不是，这就涉及到了本文的主题，包容的资本。公交车上的乘客大致分为三类人：一类是有座位的；一类是没座位但先挤上来的，大致站在比较舒服的位置，如车的后部；一类是最后挤上来的，多数站在两个车门口。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分析出他们包容的成本：对有座位的人来说，更容易包容别人继续拥挤上车，因为他们需要付出的成本仅仅是时间。对先上来的人来说，成本则是“时间+站立的劳累”；但后上来的人呢，则是“时间+站立劳累+直接的身体接触以及其带来的压迫和异味等不舒适感。”显然，最后上来的人更希望车赶紧开是正常的，因为包容的成本更高，这无关“过河拆桥”的道德质疑。
　　 任何包容都需要资本，并要付出成本。例子有很多，比如你爱的一个女孩子，她晚上陪别的男人出去唱歌，我们通常会用是否吃醋来判断你的大度与否。现在我们假设三种情况，一是她只是你爱的很多女孩子之一，一是那个女孩子已经跟你确立了恋爱关系，一是那女孩子只和你牵过手，你正从备胎向转正努力。这三种情况下，哪种你更可能对她陪别人唱歌感到紧张？不绝对是后者，但更可能是后者，因为后者更没有大度的资本。再换个比较方法，她陪别的男人唱歌，是你更紧张还是她父亲更紧张？更可能是你。因为你的地位比她父亲的地位更容易被动摇。要求一个人大度的前提是，给予其更大资本，否则即使大度，也更可能是虚伪，当然，我不排除圣人的存在，虽然我没见过。
　　 大学时候，偶尔会有同学的朋友来玩，有时候这些校外人士会住在宿舍里。宿舍有规定，不许留宿外人，而且会不定期检查。如果一个宿舍有四个人六个床位，那也就是说最多可以留宿两个外人。如果现在已经留宿了一个，在房间里的五个人中，谁最不希望有人再来留宿？更可能是那个来留宿的，因为留宿的人越多，越可能被校方发现；而一旦发现，最遭殃的就是留宿者，他将被赶出去。从道德上来说，他并不比别人低下，但是他的包容成本比别人高得多的情况下，他表现出来的道德素质就比别人低。我们没有权利要求他和别人一样包容，因为那不可能。
　　 文明，很多时候并不是让人不做坏事或者少做坏事，准确地说，只是让人可以有更多不用亲自去做坏事的选择。比如伊拉克战争，杀人的野蛮者是美国士兵，不是美国总统，决定美国出兵与否的是美国总统，而不是美国石油公司巨头财阀。可是，那场战争的真正或益人是谁？野蛮的士兵？下令的总统？显然都不是，更可能是石油巨头。可是，因为经过几个看似民主文明的环节漂白以后，他们却完全不会承受谴责了。他们就跟坐在公交车座位上的人一样，表现地更包容，因为，自然有堵在门口的那帮后来者，替他们驱赶其他想上车的人。如果情况需要，他们还会说几句悲天悯人的话。
　　 新进城的外地人，刚刚取得该城市居民地位，立足未稳，多数处于一个相对低的社会阶层里，比起那些根深蒂固的土著，他们更缺少包容的资本。而作为新来者，他们注定要和其他新来者划为一个阵营，尤其是在政府制订政策的时候，也就是说，如果容纳其他新来人口，真正需要付出更高成本的，恰恰是刚获得该城市户口的人，以及该城市最底层的人。这个可以通过看国际新闻弄明白，印尼的反华风潮、西班牙和意大利烧中国鞋的风波，主力都不是社会高层，而是下层。几乎任何国家的民族主义都是由下层人民在闹，为什么？因为他们更缺乏包容别人的资本，他们就是站在车门口的那部分人。更期待房价上涨的，可能是刚买房的人，而且是贷款买房的，为什么？大家可以自己分析。
　　 资源是有限的，一如公交车的座位。人性是大致一样的，要想让自己比别人表现出更多的体面和包容，抢一个座位，几乎是唯一的方法，有恃才能无恐。对那些抢不到座位甚至连车都挤不上来的人，无论是否给予理解和同情。至少，没必要摆出一副看上去很美的嘴脸来训斥。异地而处，很难说谁比谁做得更好。当我站在车门口的时候，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车快点开，别再让后面的人挤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所有对我有利的愿望中，这个是最可能实现的。我站在车门口去愿望自己立刻有一辆宝马，甚至愿望全天下人都拥有宝马，虽然很高尚，但那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