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一个叫做郭庄的村子读的。
　　 不算大的平原村落，村中央是坑塘，西侧有大片低洼的湿地，湿地里栽满七扭八歪的笨柳。学校就在坑塘边上，到夏天里，我们的诵读声常常跟成片的蛙声、高亢的蝉鸣搅成一团冲天的声浪。
　　 学校的老师大多是民办的，有几个国办的也吃住在村子。
　　 我刚入学时，不会那些各式各样的游戏，也不合群，傻呆呆的，也听不懂老师的课。比如老师出了算术题，学生应该在石板上抄下算式，写上得数，再交给老师评判。我不明白老师的意思，比葫芦画瓢，抄上算式，但根本不知道还要计算，就去交，让老师哭笑不得。
　　 班上学生多，如我之笨者绝无仅有，自然，老师不太待见我。一天，语文老师突然发现我居然是用左手写字，在学校门口碰到我母亲，马上告状：“你家孩子没出息透了，用左手写字，说她两句吧，又沾不得，一说就哭。”母亲也拿我没办法，再给我梳辫子就有些没好气，把我的头发揪得紧紧的。
　　 懵懵懂懂到了小学三年级。学校给我们班换了语文老师。她叫赵凤英，教课声情并茂，普通话说得很标准，写板书的时候两条麻花辫在肩头一跳一跳的，提问问题时黑幽幽的眼睛总是笑笑地看着你。不知道是因为喜欢凤英老师，还是因为发了一次高烧的原因，我似乎一下子开了窍，三两个月的工夫就成了班里的优等生，作文、朗读、杜撰批林批孔打油诗，样样行，算术能比别人快一拍，一些弯弯绕的应用题，比如“鸡兔同笼”之类，也照样难不住我。
　　 学而优则“仕”的原则，在我们学校一直贯彻。到四年级，我们班先后换了边进社、孙玉香、李志亮老师教算术，边玉环老师教语文，我依然保持了三年级的好成绩，先后担任学习委员、班主席等职务，几位老师对我爱如掌上明珠，好像我这个学生浑身都是好儿。帮着老师判语文和数学卷子，是经常做的一件事情，每学期的三好学生奖状，我都能拿上一张回家。
　　 表面看起来，我是个听话明理的学生，标准的乖乖女。实际我却跟其他同学一样喜欢淘气，偷叫老师外号，偷学老师说话，逃自习课去房荫下玩雪团儿，值日生煤火炉子的时候，从家里偷红薯烤着吃，凡此种种，无所不为。
　　 “文革”末，学校时兴搞文艺汇演，每个班出几个节目，诗歌朗诵、小合唱、二重唱、三句半、快板等等，内容都围绕着揭批。一次，边玉环老师从报纸上为我找了一首诗《铁拳》，让我朗诵。那时边老师已经四五十岁了吧，头发花白，墩墩实实的，一见到我，老是慈祥地笑着。为了我的节目出彩儿，他好几次单独辅导，告诉我哪句读重，哪句读轻，哪句重音落到哪里等等。在班里彩排的时候，我的朗诵得到了同学们一致好评。到了真出节目那天，我却心情特别紧张，一夜没睡好觉。上场了，朗诵刚几句，后边就忘了词，脑子一片空白。那天，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走回同学队伍中间的。回到班里，边老师头一次对我动了大怒，劈头盖脸，一通狂批。整节课，我一直在课桌旁站着，低着头，不敢哭，觉得自己犯了滔天大错。
　　 过了几天，边老师病了，一个星期都没来上课。我发现自己还是很想念边老师的，约了几个同学，利用星期天到邻村去看望他。进门，我怯怯地站在最后边。边老师见到我们特别高兴，从床上坐起来，微笑着跟我们聊东聊西的，专门叫到我的名字，好像早忘了我给他掉链子丢人的事。
　　 那年秋天，我10岁，第一次写了一篇超过千字的作文，轰动全校，被初中班老师拿到课堂当范文念，据说词语生动，文采飞扬。作文的内容我已经忘记了，左右不过一篇儿童版的假大空文字吧，那时候作文约等于胡编，真正烟火小事入文，写真情实感，于我，是成年以后才开始的。那件事，算是给边老师挣回了面子，我也成了校园名人。
　　 没过多久，我再次惹老师动怒，还是众怒。
　　 本来事儿不大。那时我正读初一，并不教我们课的一位郭老师，是我的本家邻居，我平日里叫他娃子舅，他要我去老师办公的小院子替他拉上课铃。那天我犯了拧，就不去；娃子舅也犯了拧，非让我去。在一棵大枣树底下，我们俩呛呛起来。娃子舅二十出头儿，我是个十二岁的犟丫头，俩人谁也不让步。最后，我还是很不情愿地跑去拉了第三节课的上课铃。心里被什么东西堵得死死的，回班路上，被操场一把横躺着的大铁锨拌倒，右手背划破个大口子，鲜红的血滴从操场滴到教室。
　　 不知怎么，这件事被其他老师听说了。我被叫到小学、初中老师集中办公的一间大屋子。平日里老师们心中的好学生，一刻之间成了个不尊师长的坏典型。所有老师看我的眼神儿似乎都变了，边玉环老师也在内。其他老师是如何批评我的，我已经忘了。只记得玉环老师拍着桌子骂我：“你知道黄帅这个人吧？你就是黄帅，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儿。”
　　 那天的三四节课，我没有上成。手背的血根本无从关照，疼痛也顾不上了。“黄帅”两个字，像一颗大钉子钉进我的脑壳，眼前一片混沌。
　　 也许“黄帅”只是边老师冲口而出的一个词语而已，就如同“没出息透顶”一样，他们无心在哪个学生的脑袋中去楔进一颗钉子。像一场雨，下过了，就晴了，天空反而更蓝更干净。初二，我被学校第一批推荐加入了共青团，尽管我才刚过十三岁；初三，被授予公社级“新长征突击手”称号，校长李庆民老师在全校表彰大会上亲自为我佩戴奖章。
　　 而今想来，那个时候的师生关系好单纯。无论老师的能力强弱，无论“好学生”“坏学生”，老师对学生的心就一个：学出息，学好，学知识。每一个老师，都拚着自己一份努力，教学生、带学生。那些老师，没学过教育心理学，甚至有时候方式粗暴简单，但他们对学生的心总是那么热，那么真。
　　 在教改中，我的启蒙校先是初中被取消了，接着小学也被取消了。老师们退休的退休，调走的调走。三十多年来，手背上的伤口已成了一条微不足道的细疤，遇大场面就紧张得讲不出话的毛病却改不掉了。
　　 小疤痕们，只是我母校的徽章，让我永远因那个已经在现实中消逝的农村学校而心存温暖。在那里，我完成了知识的启蒙，也完成了人格的启蒙。
　　
　　 二
　　 县重点高中，集中了全县教师队伍的精华。
　　 那时高考刚刚恢复5届，考大学是全社会最热门的话题。能把学生送入大学校门的老师，也是全社会的英雄。未入学之前，孙志源、王桂淑、李庆荣、郭茂全、李永标等一批名师的名字已经如雷贯耳。
　　 王桂淑、李庆荣、李永标等老师的课，我都有幸听过。他们都是老三届，进过五七干校，甚至被游过街，但教起课来个个神采飞扬，除了额头早早爬上的皱纹、鬓边过早出现的白发，根本看不出什么心灵沧桑。可能都憋着一股子劲吧：把更多的孩子送入大学。
　　 为了应对高考，学校很早就分了文理班。我到文科班学习，各科老师以年轻人为主，多是师范专科新毕业的。担任我们47班班主任的菅昌泰老师，是位语文老教师，50岁上下，头发全是白的，最擅讲文言文。他的姓与“奸”同音，可能是为了避讳吧，大家都称他“官老师”。只有他的好友孙志源老师，每次我们这些班干部有事去找“官老师”，他必说：“又找你们jian老师来啦！”，不知道是玩笑还是较真。
　　 后来，我们班和46班合班，数学老师王进元担任班主任，语文老师换成了郭玉生，俩人都是年轻教师。王进元老师管理学生，有个大发明，就是原来两个班干部的职务都没动，比如我是团支部书记，王敬菊也是团支部书记，左振杰是班长，吴香女也是班长。实际想想，同学们一门心思准备高考，除了学校开大会、一年一度的运动会，根本没有任何班级活动，也没什么班务需要管，大多数男生和女生根本不过话，班干部有多少用呢？王老师以稳定和谐为主，也是一种符合实际的管理方式。
　　 我所有功课里，语文最突出。因此，也是语文老师最得意的弟子之一。郭老师个人的参考书，有时候也借给我看。其实，很多同学喜欢或者有点崇拜他，因为郭老师天生恂恂儒雅的风范，清新活泼的教学方式，很容易倾倒小男生小女生。
　　 读大学后，给高中很多老师写过信，感谢并汇报学习情况。郭玉生老师认真回了信，鼓励我博览群书，不辜负大学四年的好时光。不久，他调任政府部门干部，前些年在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的岗位退休。我始终不能把这样一位书卷气很浓的老师，与官员形象合在一处。
　　 政治课老师宛洪亮，大城市的下乡知识青年，讲普通话，授课声音洪亮。一般我们课上回答问题，也都讲普通话。偏偏有一次，我的普通话思维无端自动屏蔽了，只好以方言回答了一道很长的逻辑题。课堂一下子活跃起来，哄笑声一片。一向严肃的宛老师也笑了。一直到毕业，教公共课的宛老师，在数百学生中独独记住了我这个有点怪异的丫头，一见我就笑。历史课老师回学孔，是回族老师，烟抽得很凶，瘦，瘦得一张脸上只显那两个咕噜咕噜转的大眼珠子，幽默风趣无比。历史人物罗卜斯庇尔，他教我们记“萝卜丝儿”，没一个人记不住的。回老师的家庭负担重，住城中村，我们的劳动课，有时就去他家帮工。喝他家的水，管够，碗随便用，话随便说。
　　 英语课老师李永标，上海人，下乡知青，在肃宁成了家，夫人是个极其壮实的人，跟潇洒倜傥的李老师正好绝配。李老师讲课，是否伦敦音儿我不清楚，反正绘声绘色，记得讲鲁滨逊漂流记的时候，读到鲁滨逊发现“星期五”的那段，我的头皮都紧得要命。李老师总爱提问英语成绩好的漂亮女生，对于其他同学的学业则有点姜太公钓鱼的味道。他的业余爱好是篆刻和书法。晚年曾创作大量作品，流布全县文人雅士中。
　　 肃宁一中团的工作一直有好传统。作为校团委委员，我与团委书记王萍老师建立了很好的师生情谊。发展新团员、办黑板报、美化教室前花池、出席县团代会、作为标兵在全校表彰大上发言等，都得到王老师悉心指导和帮助。我大学毕业分配在报社工作的时候，王老师到县委宣传部任副部长。回家乡采访，她骑着单车跟我一同下乡，来回五六十里地，一路上全印下师生俩的欢声笑语。
　　 杜立华老师也在团委任职。我上学期间一直跟他不算太熟，但他却记得我这个学生。曾做我和Suning的大媒。杜老师在政界有很好的发展，我和他的嫂夫人是朋友，和他的友谊也因此接续。
　　 郭宗喜教务长是我的堂舅，闫凤池老师是我的堂叔。在肃中，他们都给予我周到的关怀、呵护。
　　 肃宁一中培养人才无数。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只是其中一个可以忽略的小卒。匆匆两年只奔着高考的独木桥而去，没有什么波澜，也没有什么故事。回头看，15岁至17岁是一个人心智发育的关键。这么多年，面对事业挫折、健康困扰、亲人去世的打击，我都能够清醒、坚强，须感谢我的学校、我的老师，以潜移默化的力量，为我塑成积极、乐观、包容的人格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