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记忆，适合在深秋的清雨里回忆。
　　 父亲留在我脑海中另一次深刻的印象是我不到六岁的时候，那是一九七二年夏天的一个日子。为工作和生计忙碌的父亲，终于有一天空闲下来，和周围的几位邻居结伴上城赶集。自然，宠小的父亲是必然要带着我的。
　　 母亲对父亲说：“你今天不是还要到城关中学看望你的朋友吗，彬彬太小，走路慢，今天不要带了！”
　　 母亲的话对于我来说简直是青天霹雳！好长时间没有进城了，怎能不去？
　　 “妈！我也要去！”就在我满脸的不高兴时，慈爱的父亲淡淡地朝母亲说道：“彬彬快一年没有到城里去了，应该让他经常见见世面，这对孩子今后有好处。谁知道他这个年龄在今后长大后会干啥呢！”
　　 母亲的眼睛柔和了：“我知道你又要到那里讨吃要喝！记住了，不要给你爸丢人现眼！”
　　 听到父亲决意要带我进城，自小还算机灵的我赶紧跑到母亲跟前说：“妈妈，我不会让爸爸背的，我的铁环滚得比爸爸走的还快！”
　　 我是家里最小的，平常哥哥和他们的伙伴上城时总嫌我拖累，所以上城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件奢侈的事——当时我的母亲基本不进城，整天忙于一家九口人的吃喝穿戴；父亲礼拜一到礼拜六在李堡育红中学教书，礼拜天忙于上山干农活。
　　 七十年代的西北农村是很贫穷的。八、九十年代以后出生的朋友们可能无法感受我们那个时代、那个年龄段、在那个封闭赤贫环境里作为孩子的愿望：到城里去逛逛，看看满街道的人来人往和热闹；吃一小碟五分钱的酒醅子，那种用白小麦或燕麦做的、甜而不糯略带酒味的家乡小吃（因为地处山区，小麦坡地产量低，我们落户的那里当时很少种小麦，只种高粱、玉米、糜子、谷子、荞麦和土豆）；买一毛钱的麻子磕磕，我磕麻子的利索劲就是那个阶段跟着我父亲练成的。
　　 父亲带我和三哥随众到城里后，由于时间紧，酒醅子没有吃上。但中午的那一顿饭，给我的童年刻下了刀痕一般的记忆，至今难忘。
　　 接近中午，我们来到了学校。门岗的李爷爷一通电话，老师们从各自的办公室聚了过来，嘘长问短、甚是热情。现在想来，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干净得如同雪花般纯洁，简单得如同一杯白水般透亮，没有丝毫的虚情假意和深不可测。
　　 他们许多都是当年父亲的下级，邀请到家吃饭，既是当年最大的礼遇，也是表达诚心的唯一手段。然而，聪明的父亲坚决不去，一一谢绝。因为他知道大家的日子都过的紧巴巴的，我们的应邀，无疑会给他们原本紧张的日子增添额外的开支。
　　 最后，态度坚决的父亲终究拗不过大家的盛情，还是折中地带我们去了一直单身的王老师那里。
　　 清晰记得，当时王老师在他的单身宿舍里给我和父亲、三哥炒了一大盘鸡蛋，炝了一个黄豆芽，在街上王家老铺子买了一大碗红烧肉，还有一脸盆馒头（馒头当时没有吃完，临走时王老师执意让我们带上了）。那顿饭，对一年只在过年时全家能吃上十斤猪肉、全年几乎很少吃到小麦面的我们而言，简直是享受了一次神仙的生活了。
　　 而幼小的我在临走时天真地对王老师说：“王爸，你真好！下次我还和爸爸来看你。”
　　 但是，已经没有下次了。因为时隔不久他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后来从父亲那里得知，王老师本名王峻涛，天津人，祖上系天津的资本家。解放以前，其父继承家业，长期经商于香港与内地之间，后举家移居香港。王老师本人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在北京，几年后因家庭背景的影响，六十年代支边到甘肃天水工作，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
　　 这么一位好人，就在我们分别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因偷听敌台被很快枪毙了！
　　 但事儿并没有结束，持续发酵了很长时间，命运多舛的父亲和另外几位老师也因他的事被断续审查了两个多月。
　　 在我们那儿，七十年代初某些氛围仍然十分浓厚。只要在收音机上偷听香港、台湾等地的电台，一经发现或有人举报，经查实后是要判死刑的。
　　 王老师被枪毙的那天，父亲、母亲和我一起到县城里送他去了。
　　 站在街道边上，在高音喇叭里“坚决打击阶级敌人！”“枪毙现行反革命分子王峻涛！”的口号声中，刑车缓缓的从我们眼前滑过……
　　 很清楚地记得，王老师紧紧地闭着双眼，完全浮肿的脸一点表情也没有。我不敢相信看到的事实——这是给我吃红烧肉、吃炒鸡蛋、吃白面馒头和那天吃饭时喜欢把他的手轻轻放在我头上的那一个好人吗？
　　 父母毫不掩饰的泪水静静地流着。我只觉得，父亲抱我的胳膊紧紧地匝住着我的身子，使我动弹不得。
　　 那天晚上，父亲似乎听不到母亲叫他吃饭的声音，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石榴树下的石墩上，一口一口地抽着廉价的水烟。
　　 ……
　　 由于王老师在祖国没有亲人，遗体是组织上通知父亲和几位故友匆匆埋掉的。下葬的时候，一口薄皮棺材，一套他相对新一点的毛蓝衣服，一双母亲连夜赶做的、白底黑面的布鞋……
　　 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一九七九年，王老师被平反昭雪，属典型的冤假错案。当年秋天，他的父亲，一位年迈的老人在父亲的陪同下（当时的政策只特许一个人办理入境），在王老师被枪毙葫芦河河滩、在王老师东山上的坟头前静坐了半天，听父亲还原着他和王老师之间的友情、王老师的为人和事情的经过。
　　 此后不久，老人又一次回来，在父亲和众多故友的帮助下将王老师的遗骸用一个很大的、非常精致的楠木箱子整整齐齐地装走了。
　　 老人临走时，给七年前和那天帮忙的朋友每人五百元钱，五十斤全国通用粮票。临天水车站上火车时，老人只叫我的父亲买站台票送他，同时又给了父亲七百元钱，一百斤全国通用粮票和五十个银圆。
　　 父亲说当时他坚决不要。要知道，那时父亲一个月七十九点五元的工资是当时我们那里很高的收入了。
　　 老人攥着父亲的手说：思敏，你是峻涛最好的朋友，峻涛是我唯一的儿子（王老师有三个姐姐和两个妹妹，均随他父亲在香港定居。），他是因执意报效祖国才留在了北京。没有想到，他竟落了个这样的结局……因为不便，没有带多少钱，以后家里要是有困难或者急需，一定要来信给我。话毕，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便笺，上面写着通讯的地址。
　　 上车后，老人再一次从窗口探出头、伸出手来，竟然毫无顾忌地拉着父亲的手痛哭起来……
　　 父亲说，那是他看到的、那位阅尽世事的老人两次往来惟一的一次流泪！
　　 一九八一年，我们家也随着父亲的平反艰难返城了。由于父亲是一个资历很深的教育工作者，组织上多次动员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而父亲总是以种种理由婉言谢绝了。
　　 记得他嘴上常说的一句话：“我已经是老民盟会员了。入党是一件很光荣的事，但我年龄大了，这个机会让给年轻人吧！”
　　 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不是空穴来风的创作。
　　 我今天只是忠实地将它记录下来，深怕无情的岁月如流水般把这份记忆冲刷干净，对不住王老师当年的好，也对不住仙逝多年的、我善良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