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送来阵阵凉意，一早一晚已经得穿件夹克衫上下班了。每到这个时候，我总要抽出时间一个人走到效外的田野里，看着许多农民大叔大哥们或把黄澄澄的玉米棒子，或把沉甸甸的高粱穗子，或把圆滚滚的土豆红薯，或把长条条的白萝卜胡萝卜一袋袋一车车地拉回自己的庭院，该打场的打场，该入窑的入窑，黝黑黝黑布满深浅不一皱纹的脸上绽满了丰收后的笑容。说真的，对我这样一个从农村长大的泥孩子，尽管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跳出了农门，但骨子里总忘不了乡村里那种平静淡然、憨实纯扑的田园生活。忘不了我的父亲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以致于过早离世的情景。
　　 细细想来，离开家乡已经有三十多年了。父亲肩扛着行李把我送到火车站台上，目送着我向省城飞驰而去的那一瞬间还时时在我脑海里闪过。我从列车的玻璃窗上望着，父亲的影子越小，直到最后幻化成了我永久的记忆。
　　 父亲一辈子挚爱着脚下的这片土地，说不清老人那瘦削的身体里积聚了多少能量，土里刨食，养大了我们兄妹四个。上世纪七十年代集体经济的时代，父亲和村里人一样，起早搭黑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一年下来，分到的口粮吃个半饱，靠工分领到手的几个小钱连油盐酱醋都买不起，更不用说逢年过节给孩子们买点好吃的或新衣服了。
　　 我们家的院子足有六七分地大面积，因为只有三间土坯房，占不了多大地方，所以更加显得空落落的。只有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一东一西两棵枣树开出淡黄色的小花，散发出阵阵清香，伴着兄妹们的嘻叫和打闹，才有了更多的欢声笑语。
　　 父亲想着这么大的院子总闲着实在可惜，便挖开地茏种上了茄子豆角西红柿等各种蔬菜。父亲种菜真的是一把好手，水浇的勤，肥施的足，菜畦里一根杂草也不让长出头。红丢丢的西红杮细长的豆角还有其它各种菜蔬挂满菜架的时候，着实让人喜爱。这么多的菜自家吃不了，父亲挑起扁担去卖点，卖了钱补贴一些家用。谁知这样做却犯了大错，有人告发了父亲，说他把农家肥用在自家的菜地里是破坏农业生产，挑出去卖菜是投机倒把，两罪合一，正好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对象。为此，父亲不得已在全大队的批斗大会上做了检查，院里的菜被一伙民兵进来，举着铁锹棍棒砸了个七零八落。看着被折腾成这副惨象，父亲几天不说话，现在回忆起来，父亲当时脸上那种痛苦的表情真的无以言表。
　　 到了八十年代初，可以说那时候才是中国几亿农民真正的春天。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后，我们家分得了两亩水地五亩旱田。拿到土地使用证的那一天，父亲破天荒地烫了一壶白酒，边饮酒边计划着以后的生计，仿佛幸福的生活就浮现在眼前。
　　 后来的事实也确实如此，父亲把五亩旱地种了高粱玉米一类的大田，两亩水地作务成了菜园。父亲的菜园里春夏秋三季西葫芦青椒茴子白芹菜大白菜西兰花，应季蔬菜下了一茬上一茬。因为父亲种的菜新鲜，加上从父亲手里卖出的菜，秤头上总要高出一头，算钱时还要抹去零头，买菜的人临走时，父亲还会顺手撮一把香菜放在篮子里，嘱咐回去后趁鲜做个汤。因为父亲的好名声，所以他园子里的菜总是供不应求。几年下来，用卖荣积攒了的墙盖了五间新房，还先后给大哥二哥姐姐先后结了婚成了家，一家人的光景过得其乐融融。
　　 送我上大学的那年，父亲已是六十出头的人了。多年的劳累压弯了父亲的腰，因为种菜很劳累，再加上常年里和冷水打交道，父亲的哮喘病越来越厉害。等我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父亲看上去已经有了点老态龙钟的架势。因为受不了重苦，二亩菜园子便改成了大田，只在院子里种点黄瓜豆角，供着自家人吃。
　　 父亲是在我毕业后第三年的清明节前去世的，那一年老人刚刚六十七岁。呼天喊地，父亲再不会理我看我，寸断肝肠，再听不到父亲的谆谆教诲。
　　 又是一年秋季，又是一个硕果累累的丰收时节，我回到生我养我的老宅。两棵枣树早已长得粗壮高大，红红的枣儿挂满了枝头。我举一根竹竿一打，红枣扑棱棱地落了一地。拾起一颗放进嘴里，甜甜的，越嚼感觉越有味道。隐隐约约中，我的父亲好像又站在我的面前。老人家一句话不说，只是咧着嘴笑。
　　 而我，哭了，哭得很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