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大假期间，趁着放假的女儿在家，我决定清理一下地下室。
　　 我家的地下室是小区里面最大户型的，里面堆满了入住五年来积累的杂物。说实在的，我从今年春节期间下来过一趟，至今没光顾过地下室。女儿看着满满的房间，下决心要陪我把地下室清理好，把没用的东西，该卖破烂的就卖破烂，该扔的就扔。
　　 女儿在清理一个洗衣机包装箱子时，从里面提出一个农村人装化肥用的编织袋，袋子里鼓囊囊的有半袋东西。女儿好奇地打开袋子，原来是半袋子带壳的花生，而且是炒熟的。我这才想起，这是春节回家陪父母过年时，和我一个爷爷的新东哥送的，回来后，除了妻子捧了几把放到果盘里，剩下的都被我提到地下室，放到了洗衣机箱子里，至今没动过这些炒花生。
　　 “哦，这是过年时，你新东大爷送的炒花生，你回学校时，给你同学捎着吃吧。”
　　 “爸爸，你有没有搞错，都七八个月的东西了，还能吃吗？再说了，现在有几个喜欢吃这个的，扔了吧！”
　　 女儿很利索地把花生扔到地下室门外的“扔货”堆里。我很生气，尽管我也不喜欢吃这些东西，可对女儿浪费东西的态度不赞成，再说了，这些花生也代表了老家人的一片心意。同时，女儿对花生的态度，也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些事情。
　　 一时间，空气中弥漫着尴尬的气氛。过了一会儿，女儿见我不高兴，搭讪着说：“我是为咱们的身体着想，这么久的东西，要不，把花生拿回来吧，咱家不吃，送给批发市场的邻居吃。”
　　 “算了，扔就扔了吧，放这么久的东西，送给邻居也不好。”
　　 中午吃饭的时候，女儿又说到了那些炒花生，我没有表现出惋惜的态度，只是和女儿讲了我小时候的一个故事。
　　 那是四十年以前的事了，我大概有六七岁的样子，具体是六岁还是七岁，不记得了，反正是学龄前儿童，因为那个时候，八虚岁才能上小学一年级。
　　 那时，我们家和所有的农村家庭一样，过着贫穷的日子，大妹妹小我两岁，小妹妹刚会跑，一家人靠父母在生产队挣工分过日子，邦邦硬的玉米面饼子也不是顿顿都能吃到，期间还得吃一些红薯和胡萝卜，白面只能在过节和来客人时才能在饭桌上看见。生产队除了种玉米小麦棉花以外，还会种几亩地的花生。秋后，花生收了，生产队留一小部分，大部分都分给社员。
　　 父母把花生领回家后，晒干摘净，用一条布口袋装了，用绳子吊在房梁上，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防备我们兄妹和老鼠偷吃，因为这些花生是我们一家全年的油盐酱醋钱。
　　 秋收秋种结束后，农闲季节到了。卖花生就提到了议事日程。记得那一天早晨，小姨来到我家，和父母嘀咕了一阵后，匆匆离开了。吃了早饭，母亲到河坝上背回了一小布兜子沙土，在院子里找了一个干净的地方晾晒起来。这种沙土在我们黄河下游地区很常见，晒干后就成了流沙。傍晚，小姨又来了。小姨是春天结的婚，受姥娘的指派，来帮助母亲去集上卖炒花生。我那时虽然还小，但也能从小姨和母亲的谈话中，知道小姨的小叔子在下洼集上管市场。那个年代，东西可不能随便拿到集上去买，好像割资本主义尾巴正在风头上。
　　 吃过晚饭，母亲把锅烧热后，把晒干的沙土放进锅里，用带着根须的玉米秸不住地搅和沙土，用手试着沙土的温度合适后，就把一些生花生放到锅里，更加用力地搅和起来。我和大妹妹眼巴巴地瞅着锅里，小妹妹个子矮看不到，只能听着锅里的“沙沙声”，着急地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很快，空气中开始弥漫着熟花生的香气，锅里花生皮的颜色也开始变成淡粉红色。母亲用玉米秸快速地从锅里挑出几个花生，让我和妹妹尝尝熟不熟。其实，母亲也知道我哪懂得花生的生熟，无非是让我和妹妹吃个新鲜。我的目的达到了，拿起两颗，不住地在两个掌心里倒换着，感觉不太热了，才递给大妹妹。我又拿起一颗大的，用嘴吹了好几次，把花生剥开，感觉花生仁不烫手后，递给小妹妹，剩下的那颗又小又瘪的花生就是我的美餐了。我吃完后，又眼巴巴地瞅着锅里，等着母亲让我尝尝第二锅的生熟……
　　 第二天早晨，母亲拗不过我的乞求，勉强同意我随着她和小姨一块去下洼集上卖炒花生。天还黑乎乎的，母亲和小姨每人背了一小袋子炒花生，我背着三个玉米面饼子，悄悄地步行上了路。下洼集就设在下洼公社驻地，从我家到下洼集有八里地，对大人来说不算远，可对我来说，就有些吃力了，但一想到很快就能吃到别人不买的干瘪花生时，一点也没被母亲和小姨落下。我们赶到集上时，我出了一身通汗。
　　 那时，下洼公社到县城的公路还是土路面，路两旁也不像现在这样有鳞次栉比的二层商铺，而是两条东西走向的排水沟。我们的炒花生就摆在路南的沟边上，现在想来，这些卖炒花生的人之所以把摊位摆在去县城的路上，是看好了路人的购买力。由于集市上不允许私人买卖花生，在这儿摆摊卖花生的人都把花生袋子放在沟里，路边的摊上只放了很少部分。母亲把一块比大毛巾大不了多少的方布单子铺在路边，用三只大号茶碗做量器，把炒花生装到茶碗里，再用手掌沿着碗口抹平，一茶碗花生一毛钱。有的顾客很痛快地交了钱，对花生也不挑拣，也有的顾客很挑剔，看看这碗，瞅瞅那碗，不是嫌碗里的花生少，就是嫌碗里的花生太秕，母亲只好再给这样的顾客搭上一颗。摆下没多久，母亲就卖了六七碗，快乐的表情荡漾在母亲脸上。
　　 小姨一边帮母亲卖花生，一边警惕地瞅着周围，时刻提防集市管理人员的到来。虽然小姨和她小叔子打过招呼，但那么多人瞅着，也不能明目张胆地不躲。集市管理人员一共来了四次，第一次来时，母亲和小姨正忙着应付两个顾客，没看到管理人员，但那个戴军帽的小伙子并没有像在其它摊位那样把花生摊揪翻，也就避免了跟在他后面的一群人把撒在地上的花生哄抢吃了。这个小伙子慢腾腾地靠近我家的摊位，一边走还一边吆喝着：“不准卖了，赶快收了，再卖就全部没收了。”母亲和小姨有足够的时间，把摊位上的炒花生收好。我昨天听小姨和母亲说过她小叔子的事，猜得出这个戴军帽的人肯定就是小姨的小叔子。集市管理人员走了后，紧挨着我们卖花生的一位农妇，因为花生被抢，一脸沮丧，时不时向我们投来羡慕和嫉妒的目光。那时的乡下人很单纯，对有关系的人受到照顾大都默认，要是换在现在，早就发到网上了。
　　 管市场的人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家的炒花生略有损失，但损失的花生也没被别人抢了，而是进了我和妹妹的肚子。第二次检查时，小姨的小叔子没来，我正好在摊位一边，眼看我家的炒花生就要被揪翻。那还了得，我们一家舍不得吃的炒花生，怎能让别人吃了？我一下子趴在那快方布上，把那三茶碗炒花生压在了身子下面。我是小孩，管理人员也不好发作，只好去揪下一家。
　　 我立了功，保护了炒花生，理所当然受到奖励。母亲把被我压碎的花生挑出来，算是对我的犒劳。我只吃了一颗，剩下的全都放进兜里，留给家里的两个妹妹。集市管理人员后来两次来查，小姨的小叔子都在，我家的炒花生一点也没损失。
　　 到了散集的时间，我家的炒花生只剩下一些干瘪炒糊的，顾客也不会买这样的花生，如同往年一样，留着给我们兄妹解馋。
　　 回到家后，父亲整理了一下花生钱，足有十八块之多。母亲破天荒地擀了一大锅面条，炒了一大盆新下来的白菜，一家人敞开量吃了一顿好饭。我和两个妹妹更是高兴，因为除了有面条吃，母亲给每人一大捧卖不出的炒花生，稀罕着吃的话，三天吃不完。
　　 四十多年过去了，父母和小姨都成了老年人，炒花生也不再是什么“天物”，也许是想到了母亲年轻时的艰辛，想到了母亲岁数大了变得有些痴呆，眼泪在我的眼眶里打转转。女儿听了我讲的故事，亦是唏嘘不已，她见我难受，搂着我的肩膀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何必想它呢！”
　　 是啊！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们的国家早已不是过去那种物质匮乏的样子，大家都过上了物质充盈的生活，但有时回忆一下过去的日子，未必不是一种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