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小孩，变成一个有点神经质的大学生。这期间发生了很多变化，本人、家庭、社会都在变，许多的故事就发生了。今天给大家讲一只鸡的故事。那是一只母鸡，一只被冤枉的母鸡。因为我小时候的贪吃，我把那只母鸡下的蛋藏起来，再卖掉换糖和饼干吃。那只母鸡就被认为是不下蛋的母鸡，被卖掉杀了熬汤了。这件事令我良心不安！走上社会，经常听说“某某女人是不下蛋的母鸡”，意思是说某某女人不生孩子；也有人说“某某男人是骡子”！女人和母鸡扯上关系，男人和骡子扯上关系，不知是人的悲哀还是鸡和骡子的悲哀！
　　 故事还得从我小时候说起。
　　 我发现自己有数学天赋，在我没上学时就表现出来了。十个指头的算术，似乎在三岁时就算清了。更神奇的是，我在用钱买糖这个问题上，竟能算出用五分钱买四个糖最划算。合作社的洋糖，一毛钱买八个，从我记事一直到小学毕业，都是这样卖的。一分钱买不到一颗糖，二分钱买一个糖，三分钱买两个糖，四分钱买三个糖，五分钱买四个糖。我觉得二分钱买一个糖最不划算，五分钱买四个糖最划算。我从不用二分钱买糖，尽量用五分钱买糖。实在想吃糖，又不够五分钱，最少用三分钱、四分钱。超过五分，不够一毛时，我是绝对不会把多出的几分钱买糖的。我那时虽不知道分以下还有厘毫计量，但我却从五分钱买四个糖中悟出，把一分钱分成四瓣，一颗糖要用一分钱加上四瓣中的一瓣才能买到。给二分钱买一颗糖，就多给了合作社三瓣钱；用三分钱买糖，就多给合作社两瓣钱；用四分钱买糖，多给合作社一瓣钱。我的四瓣钱理论，在买糖时我算的很清。
　　 在我学会“四舍五入”理论后，我弄明白了一分钱是不能掰开的。人们在算账是时，还设了厘这个计量，一分等于十厘。我也弄清了我的四瓣钱理论其实早已有理论和解决方案。但是在小孩子买糖这个问题上，“四舍五入”的理论从来没有适用过，我从来没有用一分钱买回过一颗糖。
　　 我用“四舍五入”的理论计算过一道数学题，而这道题好多大人都没计算出来。题目：一斤盐一毛五分钱，一盒火柴二分钱。现在给一毛五分钱，要秤一斤盐买一盒火柴，该怎样买？
　　 我把盐分开秤，一次秤一两六钱，每次是二分四厘，四舍五入后，是二分钱。这样秤五次，八两盐，正好一毛钱；然后秤二两，三分钱。秤盐花一毛三分钱，余二分钱，正好买一盒火柴。
　　 当我算清了这笔帐后，有人预言我以后长大能当会计，能用算盘算计人。我很快的学会了珠算，算盘打的像模像样。我想以后当个会计应该不成问题。但是，当我长大后，人们算账已不用算盘里，改用计算机里。我的数学算是白学了。更可笑的是，我从买糖的经历中，把一分钱分成四瓣，在很小的时候，就创立了四瓣钱理论。那时的理财观念是如此的精细，当时长大后，却变的模糊迟钝。
　　 在乡下，我们对许多事物称呼及叫法都和书本上有差别。这是我上学后发现的。首先是发音，没上学之前，我们说话讲的是客家话，上学后要讲普通话。教我们的老师，用的是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实际上是客家话和普通话的杂交、杂烩，土不土，洋不洋。说的人别扭，听的人难受。而普通话的发音，不但要音准确，还要声调准确。老师给学生教“一声平，二声扬，三声拐弯四声降”，但老师自己也掌握不了。教出的学生更是五花八门，反正只要是用严肃的普通腔调，不管对不对，老师都不去纠正。学生回家，说话也是如此。农村都把这叫讲话叫撇洋腔，什么“昨晚回来”被听成是“坐碗回来的”。有的人就十分不满，认为这些人是忘祖。如果说的人和他没啥亲戚关系，就再来一句“看把你能行的，还坐碗回来，我以为你是坐帅回来的。”许多人都不知道“帅”是什么东西。有个人就问那人“你坐过帅吗？帅是啥吗？”那人说：“帅是你坐的，帅是锤子，是啥！”男人的家具，有的人叫“锤子”，但没听过叫“帅”的，这也许就是客家话里的特殊叫法吧。
　　 我们用《卧春》这首诗来反映客家话和普通话的的区别吧：
　　 《卧春》陆游，暗梅幽闻花，卧枝伤恨底。遥闻卧似水，易透达春绿。岸似绿，岸似透绿，岸似透黛绿。
　　 用我们憋足的客家话读起来，就成了：
　　 《我蠢》漏油，俺没有文化，我智商很低。要问我是谁，一头大蠢驴。俺是驴，俺是头驴，俺是头呆驴。
　　 陆游的《卧春》，用普通话读起来，朗朗上口，用词准确，诗意优美，是难得的佳作。而用杂烩的普通话或者客家话读起来，就是“漏油的《我蠢》”，就成了我是一头驴，一头大蠢驴，一头大呆驴。我们讲着土不土、洋不洋的普通话，自己也感到怪怪的。用最形象的话说，就是“笨狗扎个狼狗势”，“装狼不像狼，装狗尾巴长”，反正是不伦不类，四不象。
　　 在一年级时，语文课里识字有“元角分”，彩色配图，上面话的有拾元、伍元、贰元、壹元，有伍角、贰角、壹角，有伍分、贰分、壹分，这些图案在很早就认识，那就是钱。那些钱币分为纸币和硬币，纸币花花绿绿，很好看，也很漂亮。硬币银白色，上面有图案，也很漂亮。
　　 在钱的计数上，我们把“元”叫“块”，把“角”叫“毛”。几元几角几分，客家人就说成“几块几毛几分”。这种叫法，几乎在民间很普遍。更早的时侯，人们还用“文”、“吊”、“串”、“贯”等作为计量单位。听老人们说，过去用金、银、铜造钱，金有金条、金元宝等，银有银元。金银论斤两，币值很大，一般的小户人家很难挣到。他们大部分能赚到就是铜钱，有的地方叫麻钱，圆形中间有孔，可用绳子穿起来。所以就有一吊钱、一串钱、一贯钱的叫法。说某人有钱，腰缠万贯。小时候，我在认识钱时，就发现这种区别，也跟着大人们这么叫，但对其认识很肤浅。
　　 钱，有的地方叫“铜”，有“腰里没铜，沟子别胡拧”；还有的地方叫“钆”。有一首歌谣说到“头一摸，光光啥；嘴一张，豁豁牙；腰里一摸，没有钆。”这些都形象的说明钱的重要。
　　 发现钱很重要，好像人们的生活都是围着钱转，觉得钱很神奇。到合作社，口袋里要装钱，洋糖一毛钱买八个，吃起来很甜。哪里还有花布，衣服，针头线脑，都标有价，只要给钱，人们就可以把那些东西拿回家。作为小孩子，我们关心的是洋糖，还有麻花，一毛钱一根，油炸的黄黄的，很好吃，吃过还满手满嘴的油；还有饼干，一毛钱一两，又甜又脆。我数过，一两有二十五片，有时是二十六片，还有二十四片。而给多给少，完全取决于合作社的那个梳着大背头，指甲很长的人，他买饼干用秤称。我们给他一毛钱，他就拿手抓一把饼干，放到秤盘上，然后把秤锤放到秤上的星点上。我看到有时秤杆有点高，有时平平的，有时还有点低。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发现秤杆偏高，秤的饼干就多，秤杆偏低，秤的饼干就少。每次买饼干，我都数过，一般是一两有二十五片，有时是二十六片，有的小孩还是二十四片。那个售货员和我家有点亲戚关系，论辈分我叫他表叔。我每次见他都叫表叔，所以我秤的饼干就多。一般是二十六片，最多的一次是二十八片，有时秤好了，他还用长指甲捏一片给我放上，或者抓一点饼干碎片给我。那时，我觉得有点亲戚关系真好，出同样的钱，我能比别人多吃到一两块饼干。
　　 能吃到塘和饼干的日子毕竟很少，一年中没有几回。我们没钱，有时有几分钱，是买不了饼干的。因为饼干一两一毛钱，不够一毛钱，售货员就不买。作为小孩子，我们不知道钱从何来，只好向父母要，父母有时给几分，给几毛，有时不给。当我们想吃糖时，总是想不到办法。
　　 有一次，我发现有个老太太拿了一篮子鸡蛋，卖给了合作社，卖了五块多钱。我就问，鸡蛋咋卖？售货员说：“一斤一块一。”我说一个咋卖？他说：“一个给一毛钱。要大的，不要小的。”发现这个来钱的路子后，我就隔三差五的去一趟合作社，拿一个鸡蛋，换一毛钱，然后用这一毛钱买麻花或者秤饼干，有时也买糖。我将这个秘密告诉了和我相好的伙伴，我们一块去合作社，各人拿一个鸡蛋，换回几毛钱，如果是两个人，我们就用一毛钱买糖，一毛钱秤饼干，然后把糖和饼干一分，我们既吃到到糖，又吃到饼干；如果是三个人，我们就用一毛钱买糖，一毛钱秤饼干，一毛钱卖麻花，然后把糖、饼干和麻花一分，我们既吃到到糖，又吃到饼干和麻花。这时候，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一天中既尝了甜味，又吃了饼干，还吃了麻花。一个鸡蛋尝到三样美味，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了。我们相约，不得把这个秘密告诉别的小孩。然而时间不长，我发现大部分小孩都知道如此交换，这已经不是秘密了。小孩子是见样学样，吃屁喝汤。
　　 鸡蛋可以换钱，对我来说，总算有了生财之道。但接下来问题又出现了，家里的鸡蛋是母亲管着的。而每次鸡下蛋，都要“咯--咯--咯”的叫。母鸡一叫，母亲就知道鸡下蛋了，就到鸡窝里拿走鸡蛋，然后放到箱子里，再用锁锁上。我要拿到鸡蛋，很不容易。那时我对“咯--咯--咯”的叫母鸡很反感，有时母鸡一叫，我就用一根条子驱赶她，把她赶得远远地。而母亲却听到鸡叫，满面含笑，咕咕地把鸡唤来，给鸡奖赏一把包谷。在鸡下蛋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认识相同，都盼望鸡下蛋，下得越多越好；鸡下蛋了，鸡蛋可以换钱。但是谁来卖钱，关系到谁可以支配鸡蛋钱？鸡一叫，母亲就知道鸡下蛋了，她就收鸡蛋，没有我的份了。所以我那时想，鸡下蛋后不叫该多好啊！那样我就可以收起鸡蛋，而不被人发觉。那样，我就天天可以吃到糖，吃到饼干了。然而，鸡不会了解我的想法，每次下蛋后还是使劲的叫，我就没有收鸡蛋的机会。家里有十几只鸡，在产蛋的旺季，一天也能捡七八个。母亲对鸡和鸡蛋太熟悉了，她能知道今天那几只鸡要下蛋，鸡窝里的几个鸡蛋，她看一眼就知道是那只鸡下的，甚至不用看，手摸鸡蛋就知道是那只鸡下的蛋。如果母亲预计这一天那只鸡有蛋，但是这天那只鸡没下蛋，母亲就格外关注。母亲的这种能力我很佩服，但是和奶奶比起来，还是逊色多了。因为母亲的预计往往出现差错，有时是预计错误，有时是我从中作梗，拿走了鸡蛋。如果我一个人在家，我就藏一枚鸡蛋，母亲回家也不会发现。但是这样的机会很少，一年难得有几次。如果母亲象奶奶那样精明，我就连藏一枚鸡蛋的机会也没有了。奶奶是一个小脚老太太，她每天除了做饭，下来就是喂猪管鸡。她隔一个时辰，就要把鸡唤回，清点鸡数。鸡在奶奶的管理下，有着严格的作息时间。早上，打开鸡笼，奶奶把每只鸡都摸一边，就知道今天有几只鸡要下蛋。奶奶的预测准确无误。鸡就像奶奶的孩子，奶奶随时唤回，能随时抓到鸡。而我们家的鸡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奶奶喂的鸡，一年损失很少，而我们家的鸡，早上出了鸡笼，到天黑才回笼。有时鸡在外面，被老鹰抓走或者被狐狸、野猫及黄鼠狼吃掉，我们也不能及时发现。我们家的鸡出了笼后，几乎抓不着。这也为我藏鸡蛋提供了便利。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有一只鸡在我家房后的坡上下蛋，在一堆茅草窝里下蛋。我发现时，那里已有五个鸡蛋。我高兴坏了，一次把那五个鸡蛋拿到合作社卖了，换回了五毛钱。后来那只鸡每隔一两天就下一个鸡蛋，那个草窝就成了我的钱的来源。我对那只母鸡充满了感激之情，那简直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在收鸡蛋时，总是给茅草窝边撒上一把包谷，有时是一把麦子。然而好景不长，母亲发现那只鸡总不下蛋，就格外关注，然而没有找到山坡上的鸡窝。母亲认为那只鸡不下蛋，就在一天早上，把那只鸡卖了。我听说后非常难过，我的财源断了，那只鸡命没了。我一直没有说出那只鸡下的蛋被我换的吃了糖和饼干。我的贪吃，冤枉了一只鸡，害它丢了性命。我一直不明白那只鸡为什么把蛋下在野地，也许是鸡对我的惠顾。但是由于我的自私，想一个人独占鸡蛋，没有把那只鸡把蛋产在外边的事告诉母亲，导致那只鸡被买，被人吃了鸡肉，熬了鸡汤。鸡不能言，就这样被当做不下蛋的鸡被卖掉了。
　　 用鸡蛋换钱，我们实际上做的是以物换物，一个鸡蛋换八个洋糖或者一两饼干，有时是一根麻花。后来上学，在学习经济学时，对以物换物的理论理解的很快。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已经在按这个理论从事着交易，只是从来没有去思考，去总结罢了。
　　 一想起那只被冤枉的鸡，我就心里不安。鸡若有知，有灵魂，一定会到地府里告我，它是被冤枉的。我想，阎君一定会把这笔账记在我的头上。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见到那只鸡的魂，我一定给他赔礼道歉，一定说一声“对不起”。那样，我的灵魂才会安息。
　　 我们家的母鸡被冤枉了，只有我心里有愧，我的良心不安。鸡不能言，没有申辩。然而，在我们村里，有一个女人也被人冤枉，被人认为是不下蛋的母鸡。那件事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使我对乡土文化产生了动摇，甚至否定。以至于在很长时间认为，乡土文化是落后野蛮的，只看表面现象，不探求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