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一座屹立在豫北大地的古城，西倚太行之高，东接平原之阔，当晋、冀、豫三省之交。在遥远的六朝时代，曾经成为曹魏等六个北方政权的京都，四海扰攘之秋，成为天下风云的中心。但让安阳名震世界的，当然是殷墟——二百七十三年之间，商代中后期八代十二王的帝都。沉睡地下三千年后，一旦横空出世，向全世界证明了上古时代中华文明的辉煌，再次印证了国学经典的真实可信，商代五百年煌煌国史，绝非传说。我们从哪里来？殷墟里面埋藏的，正是中华文明深厚的根基，历史不容虚无，根基不容割断。站在这里，我们足以振奋自信，一个伟大的朝代，绝不可能在蒙昧中横空出世，国史豪壮的脚步，正是从那里一步步走来。
　　 走进殷墟，并不只是我们在小学课本中见过的王陵图片，而是一个曾经鲜活的伟大城市。商代前期曾频繁迁都，北岸的商城和南岸的殷墟夹洹水而立，在商代建都史上遥遥相望。随着民国以来近百年的发掘，历史的面貌愈发清晰，如今开发为殷墟博物苑，将遗址主要分为宫殿宗庙区和王陵区。尽管地上的建筑早已湮没无存，但仅凭开阔平整的宫城遗址和井然有序的建筑基址，便足以想见整个帝都的雄伟壮阔——再宏大的宫殿区，只是城市的组成部分之一，更大的空间总要留给它的政权和人民。殷墟遗址达三十平方公里，掩埋着生产生活众多的城市遗迹，见证着青铜时代繁荣的顶峰。众流汇聚，成就江海之大；罗马建成，绝非一日之功。如此恢弘的帝都，只能来自强大的中央政权，从此雄镇八荒。
　　 殷墟的时代，还没有发明秦砖汉瓦，但通过部分复原的宫殿建筑，可知基本的建筑风格与后世一脉相承，只是随着时代的物质条件和精神面貌不断演进。结合殷墟和安阳博物馆的介绍可知，商代的服饰同样是汉服的基本风格，并不是某些影视剧中类似边疆少数民族的形象。衣冠之制，在生活中无处不在，也就最能反映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和文化皈依。在中原大地上，同样的血缘传承决定了贯通的文化脉络，所谓炎黄子孙，夏商周三代王族都是黄帝之后，商朝的始祖——契，便是五帝之一帝喾的后代。既然“黄帝制衣冠”，商代的服饰文化，也就自然继承了人文始祖黄帝时代奠定的基因。
　　 打开上古时代世界文明的版图，商代中国雄踞遥远的东方，地域最为广阔，广阔富饶的东亚大陆，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繁衍壮大的舞台。历经历史洪流无情的冲刷，中华文明成为从远古唯一发展至今的文明，五千年的积淀，终将成为现代中国重新崛起最深厚的根基、最雄浑的力量。随着政治的治乱和国力的消长，商代版图在不同时期存在一定变化，但一直稳固的处于东亚大陆中心，东方文明在此交汇而又辐射四方，形成了中原王朝雄视万国的态势，殷墟正是其间的中心点。
　　 上古中国，方国林立，在遥远的部族时代缓缓走来，向着文化融合、江山一统的方向不断演进。商朝与天下方国，多数处于支配与被支配的统属关系，体现出中华文明与生俱来的大一统特质，与欧洲小国林立的传统迥然有异，在深处决定着中国政治文明的基因以其立国之势。国家能不能统一，中央政权有没有权威，始终成为中国社会治乱兴衰的关键。禹迹茫茫，强大而统一的中央政权，成为维系中国社会的中心点，一旦动摇了这个中心点，中国人民从来享受不到自由与平等，只能陷入动乱与强权。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同样不可能脱离本国的历史进程和文化基因，步武他人的历史陈迹，只能东施效颦。
　　 商代继承了夏朝制度文明的建设成果，根据当时的国情，建立了内服官和外服官的制度体系，王畿之内的内服官分为掌管军政文化事务的外庭官和服务王室的内廷官，外服职官则分为侯、甸、男、卫等级别，构成从中央王朝到地方邦国的治理体系，在数百年商代历史发展中不断完善。支撑一个伟大政权，实现国运长久，建立一套适合自己的制度文明，由来关乎“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
　　 打开《史记-殷本纪》，从商汤开国、太宗复位，到中宗与武丁复兴，直到帝甲淫乱、殷纣失国，五百余年间，其间治乱兴衰一条最明显的主线，便是能否推行德政。德政与暴政的根本区别，在与能不能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当商汤推翻夏桀返回亳都，奠定商朝江山之际，首先便是“告诸侯群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当国家中衰，君臣忧惧之际，祖己主张：“王嗣敬民，罔非天继，常祀毋礼于弃道”，于是“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谥号所谓“残义损善曰纣”，当后世丢掉了祖先敬畏天道、勤政爱民的传统，或骄奢淫逸，或强梁暴虐，走向德政的反面，伟大的时代也便走向终点。
　　 中华文化所谓德，内得于己，外得于人；所谓德政，不仅是树立一套核心价值观及其制度文为，在根本上凝聚国民精神，而是要尊重人情、顺应人性，让天下之大，足以容得下生生不息的人民，以民生作为国计之本。用盘庚迁殷时的话说：“往哉，生生！今予试以汝迁，永建乃家！”
　　 历史的长河一脉相承，然而时代的面貌却又如此不同，不仅在物质基础层面，还在意识形态之中。史云“夏尚忠，殷尚鬼，周尚文”，关于商代文化，《礼记》所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钱穆先生以为，崛起于中国西部的夏人和周人，居民强武，“胜于军事政治之团结”，而商人生长于古时风土温润的黄河下游，生活文化优越，其文化取向更近于宗教玄想。走进殷墟及其王陵，到处可见祭祀和陪葬的遗迹，其间尸骨累累，每每尸首分离，人牲、人殉的惨状，令人惊心骇目。
　　 譬如陪葬的车辆旁边，不仅有马的遗骨，往往还要将驭手陪葬其间。商代祭祀活动频繁，人牲成为主要祭品，那时人的价格甚至比马匹还要低。钱穆先生说：“人类对宇宙，对人生，有一个最迫切最重大的问题，便是生和死的问题。”在商人的精神世界里，死亡不是生命的终止，而是让灵魂通往另一个世界。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使得商人甘心残忍，将生者以牺牲、殉葬的方式奉献给祖先与神灵。其间的生死观，同样体现在千年之后的汉画像石里，深刻影响着古典中国崇尚厚葬和崇祀的传统。商代祭祀祖先、最高神“上帝”和万物神灵的宗教文化，奠定着中国本土宗教的基本范式。文明的前行，总是人类对自身价值觉醒的过程，商人残酷的人殉制度，在后世子孙看来如此的顽冥不化。只是比起祖先，我们的灵魂里，似乎丢掉了信仰与来生。
　　 殷墟的起点，是盘庚迁殷。孔子说：“居国有道矣，而嗣为本”。一代政权建设的成败，除了选贤与能，同样重要的是平稳有序的政治交接。“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历经九世之乱，到盘庚即位时，商代历经五次迁都，当时的帝都面临严重水患，天灾人祸相交织，商朝的统治再次到了危急存亡之秋。关键时刻，盘庚以勇于担当的历史使命感，利用中央政权的威权，乾纲独断，断然迁都：“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在整个商代历史上成为划时代的大事件，此后商代不再迁都，数百年间规模日渐宏大的“大邦殷”，成为商人无上的荣耀，商朝也以国都殷的名号载入史册。
　　 改弦更张，重奠邦基，注定是一个披荆斩棘、艰难险阻的过程，甚至人心浮动、中外腾谤。常人之情，安土重迁、安故习常，往往只有个别伟大人物，屹立在时代的潮头，开辟历史的航向。《尚书-盘庚》云，面对“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的艰危之局，盘庚针锋相对的训诫苟且偷安、反对迁都的臣民们：“乃不畏戎毒于远迩，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下定决心“朕及笃敬，用永地于新邑。”郑重宣告，在未来的施政中“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用今天的话说，面对不可持续的国家生存窘境，广泛凝聚共识，将国人动员起来、振作起来，抓住关键少数，砥砺廉洁勤政，以人民为中心，为建设美好家园而努力奋斗！
　　 盘庚迁殷，开启了新的伟大时代，让商朝的基业重焕生机。直到二百多年后，殷纣自持才力过人，不修德政，不施仁义，对内穷奢极欲，对外好大喜功，丧失了祖先赖以立国的优良传统，最终被积德累仁、天下归往的周人革命，历史开启了又一场轮回。其后武庚叛乱，周公东征，焚毁殷都，“以绝殷嗣”，将遗留的“殷顽民”大量迁往他处，彻底剿灭了殷商的残余势力。一代煌煌帝都，终于沦为废墟，只落得“麦苗秀秀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令商朝宗室的微子，在朝周途中感伤不已。
　　 三千年下来，殷墟留给后世子孙和全人类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不仅是雄浑神秘的司母戊鼎，灿烂精美的青铜器皿，琳琅华贵的玉石雕刻，更有举世瞩目的甲骨文。文字是语言的记录，是思维的外壳，是文化的根基，对于文明的传承、民族的抟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到目前为止，甲骨文出土约十五万片，其中殷墟独占十三万片，记有单字四千三百多个，可释读者已达一千六七百字，成为透视商代中国最炫丽的视窗。商代的甲骨文连同雕刻于金石之上的金文、陶文等契刻文字，虽然不像后世汉字那样成熟、抽象、定型，但是已经成为高度发达的文字系统，甲骨文掌握了象形、会意、形声三种造字方法，奠定了汉字的基本规律。如此成熟的文字，只能是历史上长期演进的结果，体现了中华先民对天道人事的深刻观察与哲学把握。
　　 走进殷墟和中国文字博物馆，颠覆以往认知的是，至少早在商代先民就已使用毛笔，部分陶器上遗存有书写的痕迹。上古时代很可能与中古以来一样，以毛笔为日常生活中主要的书写工具，只是历史的证据不见得都能保存罢了。国史茫茫，中华文化经典所以不朽，在于来自历史的沉淀，乃安顿民族灵魂的殿堂。历史的记载也许夹杂着所谓传说，但这正是对历史长河的写意画卷，往往是对历史原貌的超越与升华。怀疑自己，迷信他人，甚至数典忘祖，只能动摇自己的根基。
　　 走出殷墟，是早已远去的上古，也是行走中的国史，其中埋藏着中华文化的基因，无论时代的面貌如何变化，总有内在的线索贯穿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