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味，每条舌头都能尝到很多，每张嘴巴都感受不同。说到底，令人难忘的美味，无非有二：一是口味独特，如让公子宋食指大动的那锅甲鱼；二是情怀难忘，如小学课本《金色的鱼钩》里的那碗鱼汤。其实美味不止取决于舌头。法国鹅肝再有名，不符合中国人的口味，也难在我大汉朝风靡；若不是有着那层薄薄的亲戚关系，刘姥姥再活五百年，也吃不到大观园的茄鲞。美味终是与钱分不开呀。
　　 记得儿时，我们跟奶奶抱怨学校食堂的饭不好吃，奶奶说：“饭是饭，菜是菜还不好？我小时候整天吃野菜粥，吃到虫子就算是肉腥了。”奶奶说得轻描淡写、波澜不惊，我们却听得胃里一阵翻腾。若是现在在饭菜里吃出条虫子，恐怕要心存阴影，好几天茶饭不思了。关于虫子，父亲也说过。父亲说，他小时候，曾在树叶没长大的春天里，和伙伴们去树林里找虫蛹，用火烧了吃。父亲说那东西特别好吃，且只有初春才能吃到，因为树叶长大了，虫子就破壳了。我小时候完全不信，那么恶心的东西，想想都起鸡皮疙瘩。要饿到什么程度，才能把虫子当美味？父亲又说起，他儿时一些更穷的伙伴，冬天是没有鞋穿的，在屋子里实在待不住了，就光着脚丫跑出去。看到热的牛粪、马粪，就把脚丫放进去取暖。父亲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少时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长大一点后，我相信了，在那缺衣少食的年代，虫蛹是可以当作美味的。
　　 母亲说，她小时候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饭是鱼炖土豆。她十几岁的一个夏天，去她远房的二姥姥家玩，正好二姥爷在路上捡了两条鲜鱼。那时候，一般人家只有在过年时，才能舍得买几条冻鱼，鲜鱼是极少见的。不知是哪个有钱人家弄丢的。孩子们一见到鱼，顿时雀跃了，二姥姥也特别高兴。二姥姥就把鱼垛得碎碎的，放在一大锅土豆里炖熟。母亲不是作家，不会用更新、更美的词汇来形容。她只是说：“一大锅土豆，根本看不到鱼，吃起来可全是鱼味。咋那么好吃呢。”母亲几次说起过这件事，每次说起，脸上都流露着满足。“咋那么好吃呢”，就是对那锅土豆炖鱼的最高评价了吧。
　　 最让我难忘的美味，就是那年冬天，母亲炖的豆角皮。东北的冬天漫长寒冷，从十一月到第二年的五月都见不到绿色，能入口的就只有土豆、白菜、咸菜，我们常因缺乏维生素，导致嘴角溃烂。笑声响一点，就会扯开泛白的嘴角处刚刚结的痂，生疼。那天，母亲拿出半袋秋天收的，留做种子的豆角，把种子剥出放好，剩下的豆角皮，母亲用开水烫过，又泡了大半天，用土豆炖了。那是一整个冬天里，唯一的一次牙祭，我们姐弟几个吃得无比开心，妈妈的脸上也露出久违的笑容。现在想想，那些豆角皮经过秋风的抽打，早已干如柴禾，怎么泡也不会太好吃。那时觉得好，不过是物以稀为贵。那一顿饭，沸腾了一个冬日。
　　 美味跟见识也是分不开的。小时候，住在城里的伯父来看爷爷，拿了些桔子，正好我和弟弟都在，就给了弟弟一个。那时男孩子相对金贵些，我们女孩是没有这个待遇的。弟弟没见过桔子，我也没见过。弟弟拿着桔子直接咬子一口，伯父伯父笑得不行，这笑虽是善意，却也露出了藏而不露的优越感。叔叔婶婶们也跟着笑，其实他们也没见过。那笑声不停震颤耳膜，很刺耳。那时，弟弟手足无措，站在一旁的我，连同我卑微的自尊，瞬间被击穿。不过是口吃的，或许我被击穿的，根本不是自尊，是自卑。
　　 爷爷有个小木箱，就放在他身旁的炕上。住在城里的伯父、姑姑每次回来看爷爷，都会给他带些好吃的，就放在木箱里。怕炕太热，熏坏了里面的吃食，就用一个小板凳把木箱垫高。印象最深的也是一个冬天，姑姑给爷爷买了冻柿子。爷爷慢条斯理地用小刀切成拇指宽的小条，整齐地码放在箱盖上，一条一条地咬着吃。爷爷吃得极斯文，他每吃一口，我的喉咙就跟着动一下。我那时还没见过冻柿子，更没吃过。就觉得黄灿灿的，特别好看，特别诱人。心里盘算着，能是什么味道呢？肯定比冻梨好吃吧？我妈啥时候能给我买几个吃呢？那可望而不可的美味，才更让人难忘。爷爷的那个冻柿子，在我脑子里徘徊了好久。等我吃到冻柿子，已经是几年以后了，确实好吃。一直到现在，我都特别喜欢吃冻柿子，只是胃不好，已多年不吃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