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位于甘肃北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又称榆中北山，十几年前对于知道这个名字的人们而言，贫穷就是故乡北山的代名词。对于故乡的游子而言，“榆中北山”这四个字在心中的份量永远是沉甸甸的，正如当年在无奈和焦虑中走出大山离开黄土地的心情一样沉重。一百多年前，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在甘肃时发出“陇中贫瘠甲天下”这样的感叹，我想左公一定是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情景才发出如此的叹息。
　　 在我儿里的记忆里，故乡多时十年九旱，人们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靠天吃饭的日子。故乡人要养家糊口，摆在眼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让孩子留守让父母空巢，背井离乡去县城或省城打工，另一条路是在家种田耕地。对绝大多数普通农民来说就这两条路，而走出那座大山是我们每一个农村孩子的梦想，走出大山唯一的方法就是靠知识改变命运。我的父亲当时在家乡的一所中学任教，母亲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农民，九十年代初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我们举家搬到了家乡的小县城，那时候走出了大山，就意味着改变命运，如果没有当初的离开，我也愿意做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山中的朴实农民，忠实于这片厚实的黄土地。
　　 如果不是父亲工作的调动，我还是会回到大山之中，那么我的一生就会在“二牛抬杠”的岁月中度过了。所谓的“二牛抬杠”，在家乡是指用牛来耕地和播种的时代，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山大沟深加之长年的干旱，祖祖辈辈只能靠天吃饭。农村的可用耕地大多数都在山坡上或山顶上，按照今天的几何学角度来讲，倾斜度起码在三四十度，而劳动力除了人之外最普用的就是牲畜了。
　　 我常常回想起小时候曾跟着家乡的父老一起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地搞过兴修梯田的工程，也曾向往有朝一日自己能开着播种机和收割机驰骋于一望无际的田野中，没准还能引来村里的谁家闺女的一两个媚眼，这曾是我最初的梦想。然而过了好几年我还是将这种梦想渐渐收藏了起来，因为在春天播种的季节我还得跟着家人在远处的山坡上过“二牛抬杠”的岁月，秋天的收割季节，我还是得戴上手套拿起镰刀来一步步地完成收割工作，并用最原始的交通工具――架子车将收割好的农作物运回家，在打麦场上用最原始的打麦工具――石磙，用牲畜拉动石磙进行轧麦脱粒。在冬天农闲时节，我便会在寒冷的冬夜蜷缩在农家的土坑上翻着一本一本的小人书，或是打开收音机听那百听不厌的评书广播。在冬日的下午，当夕阳西下时，还会坐在窑洞的门前晒着太阳，聆听黄土高坡的风从窑洞的上空吹过的声音，也会在傍晚坐在窑洞的门槛上看天边的夕阳西下，同样会坐在门槛上端着家里的印花大瓷碗大口大口地吃着母亲做的洋芋面条，而到了腊月印花大瓷碗里就是一大碗猪肉炒粉条了，坐在门槛上碗上面再放两个大花卷，也吃得是满嘴是油。冬日的大清早我也曾跟父辈一样坐在炕沿上喝那熬了又熬的有点苦涩的罐罐茶，闻着那飘溢的茶香。在正月里当农村的秦腔班子在村里唱大戏时，我也曾穿着棉袄袖着手坐在土坳上观看一番，最常穿的衣服莫过于那一身老式的黄军服，还有头戴的那一顶黄帽子。
　　  在这座城市生活这么多年，故乡始终占据着我的内心，始终在我的梦境里萦绕着。正如一首诗中写的那样：“儿时我因生长在乡村而孤独，长大后我因生长乡村而满足。每当梦里吾乡，恰拟听到它呼吸的声音……”我无时无刻不思念着故乡，因黄土高坡上有祖辈们留下的足迹，我又怎能轻意割舍得下？我又怎会忘记当年坐在那窑洞门槛上的那个年代？又怎会不想起祖辈们走过的那些艰苦岁月？虽然个人的命运早已注定了，我却时时关注着故乡的命运和未来，我的字句里写的是故乡，梦里是故乡的沟沟壑壑，想的是故乡的黄土地和父老乡亲，念的是故乡那瓢带着泥土气息的窖水……
　　 欣喜的是，近年来在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鼓舞下，故乡人民众志成城“拔穷根”，砥砺奋进奔小康，故乡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北山，一片新农村的景象便会映入眼帘，一排排砖瓦房错落有致，一条条宽敞的街道四通八达，在绵延如带的层层片片梯田里种植的成千上万亩中药材、百合等经济作物将山峦点缀得五颜六色。为了解决故乡干旱缺水的问题，政府已将洮河水引入到北山。这一壮举史无前例，彻底结束了祖祖辈辈靠天吃饭的历史，彻底告别了贫穷与落后。
　　 大山无言，流水有语，故乡北山从此因水而生机勃勃，我站在山峦上眺望不禁感叹：这是我昔日的故乡吗？我的石磙呢？我的窑洞土炕呢？我的那些无聊的岁月又去了哪里？这一切究竟蹉跎了多少的岁月，凝结了祖辈们多少的期盼啊！
　　 三十多年前为了改变命运我离开了故乡，三十年后我才发现改变不了故乡的命运，我始终在流浪。纵然时光流远，我和故乡的命运就这样紧扣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