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故乡是贫穷的，但也是美丽的。我曾寒酸地憩息在自己的老屋，孩子，和鸡鸭，满院的屎，柴禾堆积，还有犁锄与簑笠放在或挂在它们该放的位置——阶沿上，旁边的屋柱上。
　　 老屋的侧面是牛棚，屋后面是猪圈，门前还有干部们规定挖成的绿肥凼。老人每天早晚都拿着扫帚把扫的垃圾尘垢往里倒。老屋周边窜出的各种臭气汇合在一起，变成了意识中无穷的香味，因为臭烘烘的东西送去庄稼地，将后变成谷物，到了稻花香的季节，不就满园花香了么？那便是记忆中的样子。
　　 但是，当你刚从别离几十年后的家缓过气来，家乡新的诱惑又萦绕在心头，我只好忍受着丝丝乡愁，在新的时代重拾当年的记忆。
　　 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家所在的地方，称为家乡，某日离乡的时候，家乡就变成故乡。乡愁像是一个收藏什物的百宝箱，寄托着出门人的情思，是“老态龙钟不复以往”的眷念，是“夕阳西下”的惆怅，是“乡音无改鬓毛衰”的乡愁。
　　 小时候，每到清晨拂晓，便有清脆悦耳的鸟叫声唤你醒来，耳朵听着欢快的各种鸟语，起来打开门窗，对面是一重远山，山的那边有无限希望。近看有门前的大路，仿佛它的每一段都似有新生活在呼唤着你。那夹杂着远方诱惑的气息向你频频飞来。依附在各种植物上的露珠儿散发的清香，让人瞬间觉得溶入其中。被白果树与湿土环绕的水塘便是儿时的天地。三两成群的伙伴们穿着哥哥姐姐不可再穿的各色衣服欢快地进入这片乐园，裤腿一卷便下水嬉戏。黄昏时的余晖轻抚着池塘，波光粼粼的水面倒映着那一轮东方升起的满月与孩童们的身影，显得愈发顽皮……
　　 现在，离开家乡的我们来到喧嚣的城市生活。鳞次栉比的高楼，车水马龙的街道，是和家乡截然不同的景况。在新的环境，工作与生存使你不再清闲。这一阵忙碌过来，转眼间额头爬上了皱纹，头发已如秋霜。每天只能在书桌上奋笔疾书，争分夺秒地去将梦想拼搏过的留痕记录纸上或电脑上。坐在窗边不时向外张望，没有生机盎然的景色来舒缓倦意，甚至在呼吸时，空气里掺杂的灰尘与颗粒物仿佛令人压抑、窒息。
　　 看着城市灯火，不由怀念起家乡的皎月星辉。看见城市马路边霓虹灯照射得明艳的一排排树木，又会怀念起家乡那质朴的满山绿荫。看着城市高阔的建筑，更会怀念家乡一砖一瓦曾经不想住了的老屋。只因为那时是我一心想脱离而想弃之的地方，而今久了，不得不说才是我真正的思乡情结。
　　 我老家是城市中没有的美丽小山村。它座落在福宝山北面山下三四里处。从山上顺山岔而来的小河从村前流过，再进入穿洞经过约百米长的洞府洞穿而出，继续奔向东去的清江。
　　 小河流经的洞名“穿洞”，穿洞的上面是座不大的山脉，山被命名“卧鹤捕滩”。
　　 穿洞是先有河还是先有洞？当年我们曾经提出过疑问。大家争论得不亦乐乎，但也并未争出结果。不过，现在明白了，臥鹤山脉虽然来至福宝山支脉，福宝山属沙岩，但支脉卧鹤山却属石灰岩。石灰岩属比较特殊的喀斯特地貌。卡斯特地貌形成的洞是石灰岩地区地下水长期溶蚀的结果。这证明早在亿万年前，此山经过河水冲刷溶蚀，逐渐地将卧鹤山冲刷开一个大洞。所以，后来便永远形成了一座独俱特色的龙桥风貌。
　　 小河之水流至此处便从卧鹤山左翼下穿洞而出。翅膀之上有路可通向远方，便成了一道天然的龙桥。于是，在人民公社前，我们当地的乡名便以此命名为“龙桥乡”。现在改革开放后，新修成的水泥公路从龙桥上通过，为南北两岸的村民发挥着交通枢纽的重要作用。
　　 龙桥下的河水清澈见底，每到春夏，洞前上下两岸柳丝垂风，凉爽宜人。河水中，大小不等地被涨洪水时冲得不规则的椭圆形大小沙石铺满河沿。沙石留下的缝隙中游弋着一群一群的三四寸长的参子鱼，学名白条鱼，个子不大，穿梭其间。在小时候，趁天旱水浅，我和小伙伴们常常顺着小河而上，在乱石洞中摸参子魚。
　　 那些参子鱼见我们下水，便慌乱地窜入石缝里躲起来。然而，它们正好被我们用双手摸着难以逃脱。每天能抓十几二十条，有的白条鱼的翅和尾都老成了红色，据说那是雄鱼。每每抓到又大又肥的红色公鱼，心情便格外振奋，大声呼喊着，我又抓住了一条“烧火佬”！
　　 抓够了参子魚，回家后开肠破肚取掉肝肠废物，然后洒上盐用竹签穿着，就着柴火烤熟了连骨刺都不吐地嚼碎吞了。过后好一阵嘴里还蕴蓄有鱼香美味。
　　 我家的院落座北向南，面对着高大的福宝山。福宝山脉朝东西向，它却偏偏遮不住太阳，所以，我们坐北向南的村落十分向阳。屋前坎下是通往福宝山的大路，大路以外便是几百亩平展地良田。小河围绕良田外沿而淙淙地流去，形成了一张弓形图案，恰恰把我们小队囊括在其间。
　　 我们屋后也有福宝山支脉而来的山作老屋的靠山。蜿蜒的山脉构成一条长龙横卧在屋后，然后在屋旁忽然闪身，便成了一道垭口。这垭口两边的竹木加上我们老屋的围墙便成了一条巷道。所以，我们这儿小地名便成了“巷子口”，故我们村的村名也由此而来。一条由福宝山上下来的路通过我家老屋前，在向左拐个弯进入巷子口直奔汪营镇而去。每逢赶场天，巷子口路上有络绎不绝的赶场人，或背着山货或挑着农产品从此经过上街做买卖。
　　 我家屋后的山由各形小山头比肩从左右像长龙般延伸开去。过去，有无数合抱不交的枫树及杂木林把个村落衬托得生意盎然。每到春来的清晨，林中百鸟在争相献唱。半夜三更有猫头鹰凄婉的叫声，打破了夜晚的寂靜。还有啄木鸟嘣嘣嘣地啄木声，就像弹琴般的动人乐曲。可是，当年树木被大办钢铁时砍去后，有二三十年不曾听见各种鸟叫的声音了，仿佛是换了人间。有的鸟至今也没再回至我们的村里。
　　 曾记得那时的春天到来，候鸟迁飞，高大的古树上住了不少白色仙鹤，天刚亮时，它们便开始在当门的田野中觅食，田野就有了它们星星点点的身影，仿佛天上的星星撒满田间。有人说树倒猢狲散，在我们那儿却是树倒仙鹤散。自从大办钢铁把树砍完后，就再也没见过仙鹤光顾我们这里。
　　 后来又在农业学大寨期间，社员们常在山上开荒拓土，烧灰积肥，使整条山脉成了和尚坡。再后来改革开放后，开恳的荒地又退耕还林植上了树，经过二三十年的培植，现在的山上湾湾岔岔生长着茂林修竹，又恢复了原来的绿树成荫。村人们早晚可在林间山上放牧，也可在林间穿行呼吸新鲜空气了。
　　 跨过小河是地名三根树，当然，顾名思义，早年实属有三棵大堂楸树因此而得名。不知是什么年代被人砍伐了，但地名一直保留到如今。
　　 三根树属小河的南边，过了河岸，我们队有少数住户住在那里。他们屋后是另一条由福宝山的分支山脉。整个山梁夹杂着山湾朝东北方簇拥而去，整个山湾的名称让我记也记不过来。记得的有：郭家湾、丁木湾、白岩湾、古坟岭，上有碑湾。过了是大湾、谭家湾、白蜡湾、水井湾、半边湾、石场湾。其中还有三沟二坪:老黄沟、陷里沟、华涧沟；大坪、火地坪等。
　　 除此外，田归田土归土，它们也有名称，如穿洞前的田被命名穿洞大田；白果树边的田叫白果大丘；像捞鱼工具的田叫蝦笆大丘；顺着山边的田叫顺山丘；还有大四方田、小四方田、尖角田、大脑壳田、堰头田；大腰带田、小腰带田等等我都记不过来。这些田已全被改造过，它们的名字只能在记忆中存在了。
　　 想当年，插秧季节，从七八岁就开始，裤腿一卷便跟着大人们学插秧。开始，只是觉得好玩，不觉之间学会了，之后每年到这个季节少不了干这活儿，以至我们小队所有的田都留下过我的脚印。几乎每块田的形状、面积大小我全记得。在这些田里捉黄鳝、赶魚鳅、抠蒲顺、捡田螺，都是我的拿手活。因为差饭吃，凡能吃的东西我们这群孩子都会邀约着去干。
　　 看现在，田里全改变了面貌，已不是当年的种植稻谷的水田了。有的水田已被修成了农家小院。不过，山岭山湾都已恢复了绿荫，昔日的荒山荒岭再也见不着了。
　　 今年上半年清明节，回家祭拜祖坟之余，我好奇地想看看邻近各队地变化，驱车绕山边转一圈。变了，到处都变了样，山水都在变，好多水田都平整成养龙虾的无数大池子。村民全都将田地承包给开发商。然后便去做生意经商去了，不做生意的打工去。有好些户人家关门上锁全家搬往城市中。房子不住人，门前都已荒草丛生。
　　 剩下的人走不了的有年老的，有宁可守穷也不离开的。还有部分会手艺的人，他们可以早起晚归在当地找活干。还有的三五家吃着用土地每亩八百元出租来的钱，及政府扶贫给予补发的扶贫资金，过着悠闲且拮据的日子。
　　 在村里转来转去，我忽然觉得少了什么？没有了房舍的炊烟袅袅，缺少往日人声鼎沸的喧嚣，只剩下挖掘机把大量水田挖成的龙虾水塘，静静地在穿洞坝疏散开来，不见人在塘边干活巡视管理，承租人将池塘挖掘后也不知去向。好像塘里就剩下清水面对苍天……
　　 好在，听说村委会已作出了规划，尝试开发利用地方特色，如穿洞龙桥等景点……
　　 于是在我心中觉得，也该学学别的地方了。别地的旅游开发干得风声水起，来来往往的游客川流不息，民宿特色花样翻新，在我们这儿却见不着一点影子。剩下的少部分村民没紧迫感地过着平静日子。不时地见有小轿车开来，便探头看看那人是谁？见是不关己的人，脑袋便又缩了回去。我不知道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
　　 好在出门打工的人们虽不在家，赚了钱的回来都把过去的老屋作了改造，攀比着修完房屋，让新房矗立在那儿炫耀让人点赞，自己又继续打工去了。
　　 过去的猪栏牛圈也少见了，进村闻不着臭熏熏的气味，随处下脚很少有鸡鸭狗屎等粪便了。现在家家都用上了不声不响从管道中送来的自来水，电线电灯像蛛网般拉进了千家万户。
　　 要讲最好的变化数交通方便。一条铁路从南山边通过，一条高速路从北山后直通重庆、武汉等大城市。村级水泥路穿插其间，使各村组互为连通。驱车可以从任何一个村落出入，感觉十分方便。
　　 虽然交通方便，我总感到与我心目中的家乡仍有一些距离，如今我都走了四十多年，可还有人处在贫困线上。在我这小范围中并未看到创建精神文明村的高潮，小组及全村建设新村的信心不高，热情不大。稍一打听，本地不是没有人才，几十年来考上大学的青年不少，可上了大学便飞黄腾达了，谁也没有回到村里来干番事业。我也不知道凡走出去的人心里有没有故乡这个家的概念？也许都和我一样的心情吧！心有余而力不足。
　　 悠悠万事，不能没有家。既然有家必然都有家乡情结。还是说我自己罢，虽然早年在农村，工作在县城，离家距离不过28公里，但我却看年看月才能回家一次。这并非我不想家，而是工作的需要。没机会回去照管我的家。只好硬着心肠把家的重担让给老婆承担。
　　 开始几年，为了投个好表现，兢兢业业地搞好工作，并把饭碗端稳，我只好硬着心肠忙在工作上。其中两年沒回家吃团年饭，沒能顾上回去与家人团聚。当时心中感觉好遗憾，遗憾也沒办法，单位需要人值班，总得有人留下来才行啊！先让别人回家过年吧！
　　 过了多年，现在想起来，觉得也没啥了不起，过年不就几天时间，按生平总时间算也就少吃百分之零点几的团年饭，转瞬间便过去了。也没比别人少了什么。
　　 在还没参加工作前，只因农村贫穷落后，交通不便，进出的物资肥，煤、水泥、交公余粮等，全凭人工肩挑背磨。穷困与繁重的体力劳动实在让人辛苦，使我们那一代年青人做梦都想着走出山沟沟。
　　 看着别人吃商品粮，对那特别引人向往的城镇户口十分羡慕。要想走出去，要想脫离穷乡僻壤，一是读书出去，学而优则仕求个一官半职，二是当兵出去立功争取提干，除此之外别无他选。如果二者都不俱备，就只有当一辈子泥腿子。恐怕这种思想让很多人至今作为家教已传给下一代了吧！
　　 那时期没有市场，没私人买卖不能做生意，人口流动少，不能去任何地方打工，不能谋求私营行业，只能把毕生精力投入到干集体劳动中来。除了干集体，尽管没了早饭米，宁可锅儿吊起作钟打，也别旷工。在这种大环境中，我及我们大多数农村青年就这样度过了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
　　 最复杂的是，家里遇上大事更让人急得难以应对。曾记得，那还是一九七六年。那是特殊的一年，国家大事繁多，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国家领导人相继离世，这就够特殊的了。国家大事不少，可我们家偏偏又出了特殊情况。那年正是我母亲的大难来临。
　　 母亲一生辛苦，从早忙到晚，每天天不亮出门，不是打猪草便是上山捞柴禾。若干个春秋都熬过来了，但在1976年的夏天她却病倒了，老是咳嗽不止。送医院医治了两个月，病情却越来越沉重。我是恨不得把母亲的病拿过来自己扛该多好。自己年青体质强，病魔定然拿我没办法。怎么可能呢？老天专要欺负弱者，任何人别想顶替。我只能求人借钱，赶忙往医院送去，母亲的生命就在他们手中，千万不能为了钱耽搁了母亲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