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死穴让税务文学永远无法产生伟大作品
　　 几年前，乾县税务作家王立刚送给我两本他的小说集。不好意思的是，那两本书我随便翻翻就放下了，并没有认真拜读。老实说，我不愿意看税务题材的文学作品，因为我认为它们基本上都是虚假的。
　　 这种虚假，来自于必须“政治正确”造成的天然错位。
　　 “文似看山不喜平”，写文章必然要找有矛盾冲突的故事来讲述，而能吸引人、又能反映“正义必胜”这一永恒主题的矛盾冲突是，正义一方处于弱势，对抗强大的邪恶一方，即正-弱必须是一组，恶-强是另一组。这样一来，弱势的正义方不可能对强势的邪恶方疾言厉色地直斥其非，只能采取“曲线救国”的方式，这样就给产生许多妙到毫巅的奇谋智计留下了空间，从而达到吸引读者、让读者爱看的目的。
　　 但如此，反映征纳双方矛盾冲突故事的文章只能把征税人设置为弱势方，因为征税人代表着国家意志，不可能把他的征税行为设置为邪恶的；那么纳税人就只能被强势，根据上一段陈述的讲故事规则，被强势的纳税人就必须变成邪恶方。如此，对征税人的神化和对纳税人的魔化就完成了，成为税务文学者无法逾越的高墙。
　　 但历史和现实都在告诉我们，这种神化征税人、魔化纳税人的小说套路，与现实完全背道而驰。这种“政治正确”就造成了税务文学的死穴，使之从根本上变成了虚伪的“颂圣”之作。
　　 几年前，税务总局局长王军在全国税收宣传专题研讨会上请税收文学作者们“讲好税务故事”，但至今也没有一篇文章能够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据说，王军当时是想主打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的税务干部张楚，但张楚却不给面子地离开了税务行业，当专业作家去了。张楚为什么不但不紧紧抓住、反而极力逃避这个“大好机会”呢？我认为，正是因为天赋高如他者，也无法解开税务文学这个死穴。既如此，他何必要被人推向前列，表演“阴沟翻船”呢？
　　 显然，王立刚比张楚要差不少，他的小说又怎能脱出这种窠臼？我又怎能喜欢看呢？
　　 但他是一个固执的人，又送了我一本他新出的小说集《蓝天的童话》，并向我明确索评。难以拒绝，于是就答应看了再说。
　　 《蓝天的童话》，一本起错了名字的书
　　 税务行业常常用蓝色指代自己，所谓税务蓝。那么《蓝天的童话》，当然就指的税务故事了。这种先入为主让我很长时间没有理睬这本书，直到王立刚打电话来问。弄得我不好意思，自己的拖延症也太严重，于是就拿起了《蓝天的童话》。
　　 未出所料，第一篇《小街》就是讲税务故事的，是一个女税务干部回忆当年的“小街”收税，让没生意的理发店主最后缴了税。当然这个女干部是很骄傲、很自豪的，“为国收税”了嘛。我摇头叹气。当年一个税收宣传单位采集到一个纳税人借钱缴税的真事，如获至宝，把它拍成电视送到北京，不料电视台的人看了眉头拧成一个大疙瘩：人家都没钱了你们还要收税？逼得人家借钱缴税？这合理吗？这税，根本就不该收！《小街》的故事套路，走的是“政治正确”；《小街》的主题思想，和赞颂借钱缴税一模一样。实在让人喜欢不起来。
　　 但出乎意料的是，从第二篇讲女推销员故事的《泪痕》开始，我就很少碰到税收题材小说了。《越南媳妇》，讲越南人贩子给中国光棍们“放鸽子”诈骗的故事；《隐居》，讲一个被家暴的女人逃出来当“小三”的故事；《县长下乡记》，讲县长遇到贫困户老同学，对他“扶贫”的故事；《书协名誉主席》，讲一个书法爱好者是一般人的时候其作品无人问津，当了副省长其后作品价格暴涨、自己也成了书法界领袖的故事；《红桃自杀之谜》，讲一个赌徒赌输后把媳妇让渡给赢家睡觉、致使媳妇自杀的故事……我愈读愈惊奇，这个税务干部写的《蓝天的童话》居然很少税务故事，更多的是千姿百态的社会现象，就连小说集名字所取自的小说，都不是税务故事，而是以一位空姐的婚恋故事为题材的。
　　 里面不多的税务小说,也不是“颂圣式”的，如《局长之死》，写的是一个贪欲很强的县局局长在单位处事不公被撤销职务，结果气死，老婆改嫁的故事；《赝品》，写的是一个拿名人书法作品贿赂市局局长而当上征收分局局长的税务干部，被发现作品为赝品后被撤职，而此人又反告市局局长的故事；《梯子》写一个税务干部想得到局长赏识，对局长家的肥猫千般爱护优待、比对妻儿还亲……这些文章，把税务单位里的众生百象真实地展露在读者面前，没有神化税务人，没有追求“政治正确”，而是依据现实主义作品的第一准则，把一群可感可知可笑可哀可同情可叹息的普通中国人推在了我们眼前。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应该叫“红尘记事”，才更贴切。
　　 而这，正是我把这本书从头到尾完整捧读了一遍的原因，并且没有扔下不想看的厌烦感。
　　 作为一个税务干部，王立刚能够不自我设限，不以“政治正确”套路为圭臬，自觉地走出税务小说自设的藩篱，真实的反映社会，是一个作家社会良心的反映，是非常可贵的品质。
　　 这种良心，保证了作家写出伟大作品的可能。
　　 笔记体小说，或许是一个更适合的方向
　　 李胜良在《蓝天的童话》序言中不客气地说：“依我对陕西文友的观察，他们中至少有一半是不具备文学天赋的。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多是凭着舍我其谁的自我迷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误打误撞、热血冲昏头脑的莫名激情、不计后果的‘霸王硬上弓’而踏上这条如今越来越博不到多少名利绩效的晦涩长路的。”虽然他用“自黑”的方式肯定着王立刚的努力，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蓝天的童话》中的作品都是精品。相反，这本书中有不少作品，只能作为小说素材来看，还有一些小说，人物的情感变化突兀，人物性格弧线不清甚至断裂，小说结构不佳，不该展开太多的浓墨重彩，该展开的却匆匆带过，等等，不一而足。
　　 作为一个半道出家的作家，存在这方面的缺憾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弥补的。写作技巧固然很重要，但那更多的是一种技术，与天赋关系不大，与良知更加无关，勤学苦练就可以大大改观。《蓝天的童话》中许多小说，肯定没有那些经专业人士精心打磨、看起来美轮美奂的文学作品精致。但我觉得，王立刚哪怕是素材式的小说，也比那些东西有价值得多，因为王立刚小说里，有很多“文学作品”所缺乏的真。
　　 不错，这些素材式作品，也许由于作者的思想境界，无法深刻地反映现实，但那种真实却崚嶒地存在着，不停地提醒和刺激着读者，逼迫他们思考。故事可以说是“瞎编”的，但那些习见不察的小情节、小细节，却非常真实地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状。如：《好好看看我是谁》中，市公安局长被警察抓赌后暴跳如雷，掏出手枪拍在赌桌上，污言秽语大骂抓赌的警察，还打了对方一个耳光，最后把当事派出所所长的职务都撤了；《夜晚的灯光》中，基层税务干部在各种有必要、没必要的工作重压下，性格歪曲……路遥的思想高度一般，但其描写生活的真实性却让人印象深刻，《在困难的日子里》令人至今难忘（我老把这题目记成《在苦难的日子里》，也许更能反映真实），高加林式的农村青年的畸形奋斗也非常真实，虽然路遥增添情节批判了这个人的思想、替他惋惜，没有看到更深的制度因素。但没有他这种严峻的细节写实，我们又怎能深入了解、进而深刻理解那个时代呢？
　　 纪昀是文学天才，但他的思想认识却很侏儒，其著名的《阅微草堂笔记》里的篇目，不脱因果报应、劝善惩恶的说教，但并没有妨碍此书成为名著。《阅微草堂笔记》小说质朴简淡，这与王立刚行文风格颇为相合。所以我以为，王立刚如果有意识地向笔记小说靠拢，也许是更好的目标取向。
　　 坚守良心直觉，不为世俗浮利所动
　　 曾经谈到出书，王立刚坚持认为：没有书号出版的书不是书，应该不算文学作品，因为那样的“书”宣传部门和作协一类国家机构不承认，也就无法参与评比、无法获得荣誉。有人问他：《红楼梦》算不算文学作品？《红楼梦》刚出的时候有书号吗？但王立刚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曾经跟朋友说到这些，朋友认为，王立刚太在意别人的眼光，所以他需要荣誉的加持。我们一致认为，荣誉对于一个人来说固然很重要，但人的价值并不是由这些世俗浮利决定的，相反，这些东西像海妖塞壬一样，迷惑人放弃真正有价值的目标，转而去追逐虚名。王立刚“身处一个收入状况与社会地位堪称中流不温不火的税务基层”“衣食无忧旱涝保收”，应该有足够的定力抗拒虚名浮利、坚持并信守自己的文学梦想的。所谓文学理想，我以为是制造反映社会良心、人性之善的精神产品，而不是成名成家、求取社会地位的工具——这些最多只是其副产品罢了。否则，就不会出现光耀时代的文学作品；否则，就只是在制造雷鸣的瓦釜。而依王立刚“文学天分不是十分突出、文学基础也不是夯实沉雄、文学相关知识架构尚有许多缺项的畸弱底气”（李胜良《序》），要制造“雷鸣的瓦釜”恐怕不是件容易事。但坚持良知和追求人的价值，要的却只是人的精神力量。而这，“非传统、非典型、非同寻常异动者”的怪人王立刚，应该不会缺少。
　　 文学即人学，作文其实是做人。
　　 与王立刚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