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全球各地上演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表白行动。无论是纽约还是新加坡滨海湾，不管在上海外滩、广州“小蛮腰”、北京奥体公园、西藏布达拉宫广场亦或香港铜锣湾时代广场……所见之处的城市大屏幕，全都写满了对她的爱。她就是于2019年10月17日迎来百年华诞的南开大学。曾在南开中学教过语文的老舍和南开的学生曹禺，曾为她写下祝寿诗：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
　　 提起“南开”，我有一种说不出的“特殊”感情，一种不解之缘。上世纪60年代中叶，我小学毕业自认为考得不错，算数加语文总成绩186分，想报考南开中学，被老师坦诚地劝阻。事实证明，老师对了，据说分数线起点是190分。但是，拥抱“南开”加入“南开”一直是我的向往和目标。
　　 70年代初，在黑龙江兵团下乡的我回家探亲，多次去体院找哥哥。每每路过南开大学，看学校里的莘莘学子好不羡慕，啥时我也来上学，与“南开”相聚？那时只是梦想。1974年我回城上中专，学工科，名副其实地成为一名学生，但是我没有忘记“南开”。毕业后再次参加工作，在职期期间考上南开职大，继续充电学习。但此“南开”非彼“南开”，谁也不挨谁。
　　 80年代末，我大专毕业，要继续学习外语，而适合我学的外事秘书专业就在南开大学。入学需要考核外语，通过后才能被录取。所以，年初我参加了南开大学的英语培训。那时我就是准南开大学的学员了（夜大学）。我胸有成竹，自信满满。果然，我顺利地通过入学考试，成绩在前五名之内。拿到盖着“南开大学”印章的录取通知书，我高兴极了，终于和“南开”相聚了。
　　 业余时间上学很辛苦，因为我上班在郊区，上课在市区，每周3个晚上和周日半天到南开大学上课。
　　 但是，和尊敬的老师们相聚是我们的荣幸。他们都是南开大学教授本科生的先生，教我们最好的课程。最著名的是教英语精读和听力的黎国彬先生。他曾经是联合国的译员、著名翻译家、历史学家、南开大学二级教授（一级教授基本都是院士），是“南开”的顶梁柱。英语口语老师是年轻的硕士毕业生王女士。她是剑桥大学毕业的研究生，标准的伦敦口音，没有让学生失望。我跟着黎先生学习三年，打下了英语学习的基础，毕业考试成绩优良，取得了毕业证书。
　　 在与“南开”相聚的日子里，我非常珍惜学习的机会。那年月，我家门口没有到南开大学的公交车，更没有出租车。从咸阳路到南开大学主楼，单程就足足得骑40多分钟。无论是赤日炎炎，还是顶风冒雪，每次去上课都是骑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从未迟到早退过。每次下班后，顾不上吃饭就去上课，回到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盛夏，累得是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严冬，北风呼啸，顶风冒雪，往返几十里。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认识熟悉了南开大学。
　　 那时，每次见到“南开”都感到格外亲切。她给我以知识、锻炼我筋骨、增长我志气。在我眼里，南开大学不光是名副其实的全国知名高等学府，还是一个湖清柳绿花儿红的、景色秀美的大花园。几十年后，我带着孙子到这里游学，鼓励他将来考学“南开”。
　　 拙著《从白桦林走来》一书出版后，同学提醒我作为曾经的“南开人”，应该捐赠给母校南开大学作为纪念和感恩。我很难为情，不过是第二大专学历的学生，多惭愧啊。但是，友人鼓励我，说我是用功的学生、毕业的学生、有成绩的学生，于是，我就鼓足勇气捐赠了两册。学校图书馆非常欢迎，高兴地接收了。
　　 回顾我所走过的历程，“和南开相聚”仿佛感觉自己在做梦，虽然层次低些，但是圆了我那原本遥不可及的“南大”梦。在南开大学的成千上万的毕业生名册里，记载着我的姓名，这是事实，这是历史。
　　 退休后闲暇之时，我时常带着孙子来南开大学里游玩。仰望着高高伫立的周恩来爷爷塑像，我向帅帅介绍：这里，曾经走出过敬爱的周总理，走出过多位教育家、科学家和哲人先贤，还有如今数不清的莘莘学子、未来国家的栋梁之才。“我是爱南开的”，周总理简短而有力的话语道出了无数“南开”人和所有热爱“南开”的人们的共同心声！
　　 南开大学俨然一棵不老松，沐秋雨，迎春风；南开大学巍然的昆仑山峰，傲然矗立，永留美名！如果把南开比作巍巍昆仑，与众多先贤哲人这样的峰巅相比，我只能是一颗沙粒，但我属于昆仑地域。
　　 我骄傲，我曾经和南开相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