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 曰：
　　 凭栏远眺风云事，吊古怀今伤客心。
　　 何劳棺盖敝唇舌？国步艰难独自吟！
　　
　　 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而言，曾经叱咤风云的袁世凯，只是一个巨大的背影：窃国大盗，帝制自为，走向历史的反面，跌落在时代前行的车轮之下。驱驰安阳的街头，忽然闪入袁公林的景点标示，竟是袁世凯的魂归之处，不由得颇为疑惑，当然要挤出时间一看究竟。
　　 穿越狭窄的街巷，似乎昭示着这位历史人物身后的落寞，然而转到陵墓的照壁与牌坊之间，令人立即联想起曾经去过的清东陵：悠长的神道，穿越几座窄窄的河桥，重叠的门楼与碑亭，掩映在郁郁松柏之间，一对对石像生，静静的侍立在两侧。直到中心建筑的享堂——祭祀墓主的景仁堂，后面便是袁世凯的陵寝。这样的陵园，分明取法于古代帝陵的形制，只是远没有昔日皇陵的侈大，在传统建筑风格的基础上，也融入了部分西洋建筑的构造。譬如文武官员的石像生，已经是民国大礼服的形象；坟茔外的铁栏和坟茔上的石狮，已是欧式的风格。中西合璧，中体西用，印证着民初时代，对中华文明近代化的求索。
　　 袁世凯在洪宪帝制中怆然倒下，但继任者仍是出自北洋一系的北京政府。当时的北洋政府按照袁世凯“扶柩回籍，葬吾洹上”的遗愿，依总统之礼下葬，于是在这哺育殷墟古都的洹水北岸，有了这座“仿明陵而略小”的袁公林。走进陵园，让我们这些匆匆过客，有机会回望风云激荡中的袁世凯。
　　 与同时代的领袖不同：孙中山先生出身贫农，自幼周游列国，接受了系统的科学教育；梁启超先生饱读诗书，在传统的科举之途中脱颖而出，一跃进入维新潮流的中心。二人都是生长南洋之畔的广东人，易于接受近代风气之变，分别在中国自下而上的革命与自上而下的改良事业中，成为主要的领导人物。而袁世凯出身以武功通显的官宦世家，成长于历代统治中心的中原大地，当天下扰攘、兵马倥偬之秋，凭借超人的军事政治才能，迅速进入政治舞台的中心，成为清民之际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实力派人物。一台风云大戏，几许英雄际会，沧海横流之中，谱写出一幕幕民族进程的悲歌。
　　 袁世凯自幼无疑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但科场笔砚之间，并非雄杰驰骛的疆场。早在少年时代，十三四岁的袁世凯，便写下了“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的楹联，从“我欲上天张巨口，一口吞下胡天骄”，到“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鸣”，诗句中透着冲天的豪情与气魄，又透着横绝的才华与野心，令人不由联想起早年的项羽和刘邦，见秦皇东游而问鼎帝王的往事。是成为“治世之能臣”，还是“乱世之奸雄，”也许，取决于历史的宿命。袁世凯心怀大志，喜读兵书，科场连连失意之余，继承家风，选择了“安内攘外”的道路，断然投笔从戎：“治丝乱者一刀斩，所志成时万口夸！”通过父辈积累的人脉，投入淮军吴长庆部，开始了风云跌宕的一生。
　　 未几，朝鲜壬午军乱，袁世凯随吴长庆部入朝，在平叛中敢打敢拼，冲锋在前，一举得手，崭露锋芒。二年之后，甲申政变，二十出头的袁世凯不待朝命，临危治变，一举击退日军，挫败了日本谋取朝鲜的企图，加强了中国的宗主地位。在东亚局势的百年巨变中，袁世凯从此置身中日角逐的刀锋，与日本的斗争成为终其一生的主线。袁世凯的卓越表现，赢得了朝廷重臣李鸿章的支持和高度评价：“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十二年间，袁世凯俨然成为朝鲜的太上皇，踢开了通向政治舞台的坦途。
　　 甲午之败，举国震动，如何改弦更张，重整军备，成为晚清维系统治的当务之急。在关乎政治格局的关键节点上，袁世凯抓住千载一遇之机，受命奔赴天津小站，以西法督练新式陆军，成为中国第一支近代化的军队，开启了陆军近代化的伟大进程。所谓捷足先登，这支部队代表了国家武力建设的方向，从创建之始，袁世凯便广树恩信，树立起统帅个人的权威，为日后北洋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同样是清末新军，短短十余年后，张之洞在长江流域留下的湖北新军中，革命思想广为传播，成为辛亥革命的主力，终于与袁世凯麾下的北洋新军兵戎相见。两大支撑政权的主要军队，一旦脱离了满清皇室的掌握，革命便在南北和议中宣告成功。
　　 精于权术、雄才大略的袁世凯，积极参加维新运动，一度加入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戊戌政变之际，维新派兵出险棋，试图委派袁世凯“围园劫后”。袁世凯审时度势，投向拥有实权的后党，保全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此后，中国社会的危机仍在向深处蔓延，在民间引爆了义和团之难，掀起排外狂潮，激起了尖锐的国际矛盾。袁世凯临危受命，出任方面，署理山东总督，断然镇压了山东义和团。八国联军侵华之际，袁世凯加入东南互保，使山东幸免战乱。在短暂的山东任上，袁世凯大刀阔斧、大展宏图，开办山东大学堂，奏请济南开埠，采取一些列关键举措，迅速推动了古城济南向近代化的转折，奠定了近代济南的繁荣局面。从这个角度讲，袁世凯对于山东的发展和济南的建设，功不可没。
　　 辛丑条约签订，国势日益飘摇，危难之际，一代枢机重臣李鸿章，在凄怆中撒手人寰。威望日隆的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大步踏入了政治舞台的中心。此后数年间，袁世凯襄赞新政，谋谟宏远，参加推动立宪、废除科举，积极督办新军、兴建产业，修建了中国自主建设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收回天津之际，创办了中国第一支巡警队伍。可谓政绩卓著，影响深远。出身官宦世家的袁世凯谙熟官场之道，纵横捭阖，如鱼得水，在办理新政之际“内结亲贵，外树党援”，很快形成了强大的北洋集团。袁世凯势力的膨胀，引起了晚清皇族的恐慌，甚至预言其将步武曹操、刘裕的后尘，篡取大清江山。袁世凯以退为进，卸去兵权，旋即出任军机大臣，担负中枢重任。晚清政局中袁世凯举足轻重的地位，为袁世凯时代的到来埋下了伏笔。
　　 宣统即位后，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皇族企图紧握政权，袁世凯回到河南老家，在安阳洹水之畔，过起了一生中最后的逍遥生活。不久辛亥革命爆发，用人之际，皇族内阁不得不重新启用袁世凯，统领他的北洋军削平革命。这是一段国人熟知的历史，彻底失去了人心和爪牙的大清，像一堵早已千疮百孔的大厦，顷刻间轰然倒塌。皇权彻底坍塌之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形成了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派、以张謇等人为代表的立宪派、以袁世凯为首的实力派，以及大大小小的地方势力相互交错的形势。表面上民国肇建，政治力量的不统一与国家道路的不一致，潜伏着更加深重的国家危机。
　　 万众瞩目之中，孙中山先生以推翻帝制为条件，将大总统职务让与袁世凯。面对新旧势力的博弈，南京参议院利用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权力，改总统制为内阁制，束缚袁世凯的权力；袁世凯则在北京授意士兵哗变，拒绝到革命派控制的南方就职，为在北京统治全国奠定了基础。在这个历史关头，高风亮节、一心救国的孙中山先生，毅然脱离一切政治上之关系，力图避免政治上的纷扰，时不我待，把全部精力放在国家建设上，从全国性的铁路建设开始，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落后面貌。图穷然后匕见。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由宋教仁出任理事长，在国会选举中胜出，即将组织责任内阁。中国政治文明的航向，似乎在向议会政治转轨，外来政治范式与本土政治格局的碰撞到了最后时刻，一切以宋教仁的遇刺戛然而止。
　　 这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刑事案件，而是关乎政权归属与国家道路的关键节点，绝非法律自身能够解决。孙中山先生以大政治家的气魄，毅然发动二次革命。但是根基浅薄、一盘散沙的革命势力，抵挡不住根深基厚、经营已久的北洋集团，袁世凯迅速取得了全国性胜利，随即解散国民党，清除异己势力。此后解散国会，废止临时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一步步成为军政大权集于一身、事实上不受约束的大总统，走向了权力的巅峰。
　　 在这一进程中，梁启超先生从维持国家大局、维护政治中心计，一度组织进步党与国民党抗衡，支持袁世凯开明专制。通过对历史进程的深刻观察，梁启超先生预言在民主革命之后，“必其始焉有一非常之豪杰，先假军队之力，以揽收一国实权”，此者“无论为大统领、为帝王，而其实必出于专制。”而国家之建设必须依靠“强有力之中央政府，网罗一国上才以集其间，急起直追，殚精竭虑，汲汲准备，而最速犹非十年乃至十五年不能至也。”否则“革命只能产出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改良政治，自有其涂辙，据国家正当之机关，以时消息其权限，使自专者无所得逞”。于是主张：“则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风云变幻之际，其间是非得失，只能还给历史去评说。
　　 中国衰乱之秋，日本崛起之时，中日关系必然是决定东亚走向的关键矛盾。根植武士集团、崇尚武士道精神的日本统治者，没有选择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大亚洲主义”，偏离了东方民族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走上了以蛇吞象、对外扩张的死路。一战之际，日本利用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际，企图独霸中国，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在当时国力无法抗衡的情况下，袁世凯利用拖延时间、国际舆论等各种战术，与日本讨价还价，依靠外交手段修改日本提出的条款，争取最大利益，最终在日本的最后通牒之下签订了《民四条约》，并把当日定为“五九国耻”日。
　　 袁世凯时代，北洋政府坚决抵制了英国的麦克马洪线，取消了外蒙古在沙俄庇护下的独立，在政治改革、现代教育、振兴经济等各方面出台了一些列重大举措，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面貌，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难怪在当时国势艰危的情况下，袁世凯威望如此之高，以至于在众星捧月中走上了觊觎帝位的不归路。“看人只看后半截”，对于深处历史漩涡中心的领袖人物而言，尤其如此。
　　 “不文不武，忽朝忽野，今已老大，壮志何如？”袁世凯题写在昔日小站练兵照片上的自问，有自嘲、自谦，更有自信、自得。做成册页后，盟兄徐世昌应邀写下了“大钧元模”四个大字——大邦均轴，黎元楷模。此后，从民国之初到抗战之末，二十四位显达之士为之题咏，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黎元洪赞曰：“进退成规矩，从容若龙虎，其气象足以安民，其精神足以立武。斯为天生之真人，宜乎建非常之业，作万物之主。”刘春霖则赞曰：“天，吾不能量其高；海，吾不能测其深。皋劳万类，如日照临。横览世宙，纵观古今，欲求一人比拟，而渺不可寻。”然而眼前的一切，是真相也是幻象，短短数年之后，随着称帝失败，只落得“唯雄才之驭世，殊一失而百非”。
　　 在中国王朝变换史上，周文王积德累仁“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侍殷”，魏武帝芟灭群雄、统一北方，仍然效法周朝故事，不敢轻易造次。东晋历来偏安东南主弱臣强，宋武帝武功盖世，然后代晋自立。汉朝肇建、诸侯劝进之际，高祖以推翻暴秦、削平项羽之功，犹曰“吾闻帝贤者有也，空言虚语，非所守也，吾不敢当帝位。”何况三百年大清既倒，现代政治文明勃兴？关键时刻，梁启超先生与袁世凯彻底决断，发表了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对于中国只适合君主制的谬论，针锋相对的做出批判：
　　 “夫国体本无绝对之美，而惟以已成之事实为其成立存在之根原；欲凭学理为主奴而施人为的取舍于其间，宁非天下绝痴妄之事？”如欲恢复帝制，“惟有二途：其一则今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俱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缘，对外一战而霸，功德巍巍，仪兆敦迫，受兹大宝，传诸无穷。其二则经第二次大乱之后，全国鼎沸，群雄割据，剪灭之馀，乃定于一。夫使出于第二途耶，则吾侪何必作此祝祷？”袁世凯之子袁克文也苦苦讽谏：“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最大的悲剧在于，一步棋错，满盘皆输。洪宪帝制的逆流一时热闹非凡，国会、筹安会、民间请愿团的劝进声势浩大，包括杨度、严复、刘师培等名流鼓动其间。其子袁克定为了当太子，甚至伪造《顺天时报》迷惑乃父。袁世凯终于被眼前的幻象和自己的野心所蒙蔽，悍然宣布称帝，走上了不归路。孙中山先生说：“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民主共和已经激荡人心，帝制自为只能自取败亡。历经短短八十三天，洪宪帝制的闹剧，便在护国战争和众叛亲离间仓皇落幕。如日中天之际，转眼间终结了袁世凯时代，空留下这座袁公林。民国的首任大总统在颠覆共和中倒下，昭示着民国一代的邦基不固，也预示着短暂的民国时代，只能成为现代中国的过度。
　　 袁世凯身后的中国，再也没有足以维系统一的政治核心力量，内乱频仍，外患方深，地方割据，民不聊生，更大的政治分裂、社会分裂、思想分裂、文化分裂正在无尽的裂变之中。回望历史，长歌当哭，袁世凯的倒下，成为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十字关口，这段被遗忘的历史，深刻影响着整个民族进程。直到孙中山先生开启国民革命，北伐大军恢复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方为民国时代的“抗战建国”奠定了条件，历经十年建设和八年抗战，将民族命运挽回于一线之间。历史选择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道路，在道统的继承与治统的接替之间，成为现代中国的国父。
　　 这段历史已经远去，却是今日中国的前夜。只有恢复国家统一，重建中心力量，当国家道路回归正轨的时候，饱经忧患的中国，才能迎来复兴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