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学
　　 我的小学，有些许不同于村里其他的小孩。因为父亲做民办教师的缘故，所以我“入学”特别早，而且常常是趴在办公桌上的——我跟着父亲上下班。父亲上课，我就趴在办公桌上翻报纸。报纸们被一节平整光滑的厚木条两端的铁夹紧紧地咬住，一翻哗哗地响。老师们一下课了就爱翻报纸，我就等他们都去上课了才翻，或者在办公室里只有父亲一个人的时候翻。父亲在批改作业的间隙里常常会抬起头，看着我微笑。我不认识那些密密麻麻的小黑点，至于那些小黑点到底有什么魔力惹那些老师们喜欢，我并不问。我知道那些小黑点有名字，它们叫“字”。
　　 六岁那年，我才真正意义上背上小书包。小书包是母亲用不同颜色的小三角布片拼接成的，够大，挂在身上，跑动起来吧嗒吧嗒地响。我的课桌是家里的一条宽宽的长凳，至于它最初是做什么用处的，我不知道，只晓得它够宽，差不多是同学们长凳课桌的两倍，搁上书本、文具刚刚好。但是它也好沉，沉到我根本不可能自个儿扛着它去学校。老是健在扛它，一学期两次——开学和放假。健长我两岁，是我家后门邻居婆婆（注：婆婆是依风俗按辈分来叫的）的儿子。他每天和我一起上学，是我小学的第一位同桌。
　　 健懂得比我多。第一天上学，健就知道要先把“课桌”在教室里占个居中的位置，然后再去教室外头找砖头。他尽量在室外墙角的砖堆里挑到整砖，或者半大的，一叠四块，摞成金字形。那是我们一学期的凳子。健总是把摞好的整砖放在我的一边，他就用半大的砖块。半大的砖块不够稳当，常常会因为身体的挪动而倾倒，许多次在课堂上毫无预警地发出哗啦的响声。
　　 健并不擅长认字。他常常会被老师点起来拼读音节，但多数读不好，所以经常会被老师手里的炸刺条（刺槐树的枝条）招呼。炸刺条呼呼地抽在脖子上，我听着千疼，健仿佛并不觉得，我只看见他常年垂着的两条鼻涕急促地一进一出，却并没有眼泪。
　　
　　 王老师
　　 教我们一年级拼音的是王老师。王老师做了一辈子的民办教师，教了一辈子的一年级。她责任心很强，很有些急脾气。她手里的炸刺条谁也不认，都敢抽。校长的儿子不听话，照样得伸着脖子挨那么几下。她自己的儿子挨得最多。初学写字那会儿，王老师总会大手握着我们小手，挨个儿，认认真真地教我们横，竖，撇，捺，然后发我们一人一个小小的粉笔头，在地上练习。
　　 王老师满希望自己的儿子是块读书的料，可偏偏事与愿违。她常常会辅导儿子的数学，可那孩子就是不开窍。王老师教儿子做算术：
　　 “三加七等于几？”
　　 “等于六！”
　　 “你有三颗糖，我又给你七颗，一共有几颗？”
　　 “十颗！”
　　 “对了！三加七等于几？”
　　 “等于六！”
　　 “怎么等于六啊？还越加越少了？你弯指头数唦——”
　　 我们看见王老师的儿子一根一根弯着手指头：“三——加——七——等于——六！”他每念一个字音就弯一根指头，弯到最后就正好是第六根指头。他很委屈地望着他的母亲，望着他母亲手里高高扬起的炸刺条。王老师一跺脚，把刺条恨恨地抽到了自己的裤腿上：“这要安个把丢到太平洋才好哦——”
　　
　　 都是孩子
　　 我的小学很小，仅有教室两栋外加一栋办公室，办公室较教室年长得多，屋檐的瓦线已呈出波浪状，两扇厚重的大木门推拉之间总要长声短调地呻唤：嘎——吱——，嘎——吱——，很幽远的音调。自从坐进一年级的教室，我就很少走进那两扇门，仿佛一夕之间有了禁忌——除非父亲喊我吃药。
　　 我的小学是在药罐里泡大的。药的苦味让我深深体味到生之苦味。王老师常常会辅助父亲，用牙刷柄翘着我拒绝的嘴，让药汁妥妥地潜伏进我的胃。至此我也有了两项特权：课堂上可以自由吮吸嘴里不能马上化尽的冰糖，可以自行上厕所而不需向科任老师打报告——这些都是中药闹的。
　　 但琼却不这么认为。她以为我是沾了父亲的光，所以艳羡里也不乏带些小小的“敌意”。
　　 琼是我们村南头的孩子王，长我们两三岁，个子高挑，长圆脸。她常常会理直气壮地要求我们这些小喽啰们“进贡”：铅笔，小刀，擦头，草稿纸，本子……林林总总的学习用品。只是那个年代的我们，每个本子都是用了再用，不留一处空白，本子的壳面也是被字迹挤得满满当当。铅笔短到已经无法成握了仍然舍不得丢弃，擦头就是被笔迹裹得乌七八黑的橡皮的一个角，如此囧状又哪有什么能够余积“上供”的？于是便常常因为“供”不应“求”而惹来琼的惩罚——孤立策略。
　　 倘若“贡品”不能到位，琼就一声号令：都不和谁谁玩！她的兵将们丝毫不含糊，军令如山嘛，于是那个谁谁瞬间沦落为孤家寡人——当别的孩子们乌拉拉快快乐乐游戏的时候，谁谁却只能一个人单调着于某个墙角探出半个脑袋，垂涎欲滴地张望。琼最得意于能看见这种张望吧？
　　 我从不张望，也无需张望。因为我总是“抗旨”。健总是“抗旨”。我没有“贡品”进贡。健也绝不和我绝交。
　　 琼仿佛打小就是一个政治家，她很会分析形式，目标瞄得准，有心机和谋略。在逼我“进贡”之前，她一定审时度势了许久，她应该是找到了好几个“军师”对我的日常行为作了考量。我虽有个父亲在身边，他们却从没看见父亲为了卫护我而磕谁的立枣，父亲的立枣是出了名的。谁的作业不完成，就会被罚站到教室的一角，挨上两立枣。父亲屈起四指，令中指突出，蓄势而发：“咚咚”，额头被磕得委屈极了，急赤着脸。
　　 琼和利打得火热，她们上个厕所都是勾肩搭背着欢跳而去。琼和利的火热并不是没有因缘。谁都知道，利和我干过架。利极擅骂，她一开腔，那些鱼贯而出的词汇瞬间抹杀了她的年龄，她一下子不是个孩子了，那分明就是个行横撒泼的乡野婆姨。利的攻击性很强，骂是她手里的刀。她眼睛里有的是目标，因为碍她眼的沙子太多，比如一件新衣服，一双新鞋，一条红领巾，一次表扬，甚至于一个微笑……这些所有者的主人都能成为她拔刀的对象，更不消说我身边有一个当着老师的父亲了，那是她眼里多大的一颗沙砾呀，咯得她每天得乜斜着眼睛看人。
　　 她是这么看我的，带着不屑带着恨意。她的刀常常朝着我挥舞，只不过划伤的只是空气。空气有神奇的愈合能力，所以她常常会承受反噬的痛。痛直接操控着刀挥舞的频率。有时候想想，已近天命的我之所以仍会那么敏感于腌臜词句完全拜利所赐。虽然母亲的家教严，但她用于严格教导的细竹条的影响力远远不及利的身体力行，利张口唾骂的形象过于深刻，那是魔影，叫人深恶痛绝。
　　 琼应该知道我是一块硬骨头的，以她的机谋，她应该能从那件打架事件中分析出来的。但是她被利的勇气蒙蔽了眼睛，她一门心思地认定了利的勇敢，从而忽略了谁先亮出拳头的事实。其实，忽略也是正常，哪有弱者先向强者亮剑的？
　　 个性这种东西到底是如何生成的，到现在也不知谁能说得清。有人说是童年决定了成年，但这无异于是对俗语“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一种抄袭，就算这是真理一条，那么三岁的性情七岁的脾性又源于哪里呢？对于圣人们“性本善”和“性本恶”的观点，如今能看到的注解也是当今学术高人们的诠释，这些注解的契合度到底是多少呢？我们到底还是不知道圣人们提出论点时的初衷。我总琢磨着“本性”二字，本性的源头在哪呢？是在母亲肚子里的教化吗？
　　 利的勇气直接催化了琼的胆识，我成了琼最后一个发难的对象，可是琼万万想不到我敢“不供”，而且我是明目张胆的“有供”而“不供”。健的态度应该比我的“不供”更令琼难堪吧？不然，那天早上上学，我和健正欲跨过那条窄窄的围校沟时，就不会听见那一阵盖过一阵的嘶吼：“奸臣！奸臣！”
　　 琼和她的虾兵蟹将们，手拉手拽成一条粗壮的绳，站着沟的那一边，整齐划一。
　　 深记得那是我的小学三年级。小学三年级的我完全不知道“奸臣”的意义，那时候村里没有电视，父亲的故事里也没有“忠奸”的环节。健知道吗？我不晓得。我们一块儿跨过围校沟，只感觉耳边有清风拂过，空气清新如昨。
　　
　　 杉树林
　　 我的小学没有围墙，只有那么一条小小浅浅的围校沟，围校沟里清清浅浅的水流，躲躲闪闪，似有却无。
　　 似有却无的还有它区别于围墙的那道禁锢。它没有围墙单一死板的条条框框，它仿佛一个大写的省略号，那里有默许，有宽容，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孩子的双腿是拘宥不住的，就像他们天马行空的思想，他们是最强劲的行动派，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心神合一。
　　 杉树林是村里的一大片坟场，因为栽满杉树而得名，它在我们学校大门的右手边，跨过围校沟便是，那是男孩子们的乐园。
　　 杉树林里除了树，便是草，其间毛毡草尤多，蓬蓬勃勃簇生在坟头坟沟。毛毡草硬而直，割下来晒干了极有韧性，用来当做扎秧草正合适。因而杉树林就常常会有大人的身影，他们三五个人，错落有致地散开，一边挥舞镰刀一边拉着家常。一茬一茬的毛毡草在他们的手边铺陈，任由着阳光小口小口地吮吸曾经沸腾在它们身体里的汁液。
　　 杉树林里常常会传出狗吠，会出其不意地蹿出野兔的身影。那是有人在打猎。打猎不需要猎枪，只需要家养的那么一只土狗。土狗成年了，驯好了，带到杉树林，晚上的饭桌说不定就会多出一道野味：野兔肉，野鸡肉，刺猬肉，有时候还会有蛇肉。
　　 不知道杉树林是不是因了这些人迹，致使它原本该有的阴森可怖的固有模式被打破。阳光常常会眯缝着眼，透过密密展展的杉树叶，出神地窥探着那一颗一颗的小脑袋。那攒在一起的小脑袋，是因为什么而那么专注呢？在捉蚂蚱？在拨弄一只小刺猬？在……男孩的世界不是我们这些女孩能懂的，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偏偏要选择在杉树林的某一个角落里赌画片，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从翘出一角的棺材缝里掏刺猬，掏出刺猬了为什么要放在女孩的课桌下（后来我们也有课桌了，连体的二人桌），为什么要倒提着水蛇的尾巴一边抖动一边呵呵的笑，为什么……
　　 女孩们不喜欢杉树林里的阳光，因为它过于隐晦，丢失了那份光明正大的敞亮，那份能给人以安全感的敞亮。只不过早春时节的风筝还是要放的，尽管那风筝的骨节取材于杉树林某座坟头的花圈。花圈上的竹片被男孩们（至今想来他们应该是最纯粹的无神论者）抽剥下来，变成了天空中那朵最美的云，编织出了那份最无邪的最耀眼的快乐。
　　
　　 劳动
　　 我的小学虽小，操场却挺大——这是我每学期的劳动课上的感受。拄着恨不得比我个头还高的锹，展望整个操场，我觉得那简直就是一片油汪汪的大草原。操场上的绊跟草，一年有三季总是那么葳葳蕤蕤，一点也不怕我们那一双双小脚的践踏。绊跟草一节一节的，匍匐在地面，仿佛随时随地都能伸出根须，那是它偷偷潜藏的神秘的手脚，纤细而充满力量，一旦它攀住地表，就算你拿出吃奶的劲也扯不开它。
　　 我的小学里有永无止境的劳动，劳动的形式很单一——铲草。
　　 吃过早饭，一人从家里带一把锹，两节正课后（我们把语文数学称为正课）就是劳动。班主任以锹把的长度为基准，一人两锹把的宽度，顺着往下铲，铲出大约近五米的长度。如果说我认字还行的话，那劳动就是我的软肋。我的锹永远比别人钝，别人一锹下去，“呲”的一声，白汪汪光溜溜的一块地面就露出来了，平整又好看，仿佛他有着给操场剃光头的好手艺。我的锹呢，一铲一滑，充其量只算得给草地卸了个妆，眉眼还是那个眉眼，只是少了一些灵气。我常常不服气地和同学换锹铲，可是那些锹仿佛只忠心于它们的主人，并不愿听我的使唤。“人无用，扯刀钝”，我想到母亲常挂在嘴边训斥我们孩子的话。谁愿意做一个无用的人呢？
　　 所以劳动任务是必须完成的，虽然慢，虽然没有同学们那么高质量，但认认真真，多充点时间，多流点汗水，做到属于自己的极致，正像我成长的岁月里经历的许许多多的事：我热爱的工作，我钟意的文字，我生活里的必不可少的琐屑……
　　 了无遗憾就好。感谢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