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江中下游与鄱阳湖的交汇处，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县城——湖口。
　　 湖口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据相关史料考证，这块富饶的土地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夏、商时属扬州南郡，春秋、战国先后属吴、越，秦朝时属九江郡，汉初属豫章。东汉建武二年（公元26年）属彭泽县，著名的田园诗人晋陶渊明曾为彭泽令，治所就在今天湖口境内的江桥镇柳德昭村，留下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历史佳话。宋建隆三年（公元962年），湖口考生马适高中状元，成为湖口封建科举时代考生的楷模。至于亲历湖口的文人武将，则不胜枚举。宋代大文豪苏轼曾夜探湖口石钟山，亲笔写下千古名篇《石钟山记》；元末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之滨的鞋山脚下大战七天七夜，清时石达开在石钟山下大败曾国藩的湘军水师，还有民国陈铁军在湖口响应蔡锷将军的护国军起义，反对袁世凯称帝……
　　 只是在我最初的记忆里，老一辈人口中的湖口，仅仅等同于养家糊口的“糊口”。在我还只有八九岁的时候，一听这种说法，心里颇不服气，还曾经与小伙伴们争论过，说我爷爷曾告诉过我，湖口的地名是因为鄱阳湖与长江交叉之处开了一个小口子，是老天爷特意留给我们的祖先居住的，近水吃水，是一块风水宝地呢。
　　 玩伴光头小时候有点结巴，眼见争不过我，就胡搅蛮缠一番：
　　 “你——你这家伙天生——就是一个——好——吃——鬼，不早——不晚，偏偏赶在家里煎——煎豆粑的时候——出生。”
　　 一开始，我总是理直气壮地顶回去，并且连忙找个垫背的。
　　 “我才不是呢，不像喜年，他是大年三十晚上出世的，才是真正的好吃鬼呢。”
　　 后来我长大了，才知当年是自己理亏，因为我的的确确就是在我家煎豆粑的那天出生的，冬月十一，晚上9点至10点之间。至于当时具体的细节，我在一篇关于自传性质的文章里有写过，这里就一笔省略了。我只想强调一点，我是最喜欢吃豆粑的。如果非要我在湖口的几种粑俗里选，豆粑、发粑、炒米粑、印粑、麻滋粑、柳米粑……豆粑无疑会在我的食欲记忆中排第一位。
　　 豆粑是我的最爱，同时又是我的忧伤。
　　 因为我的母亲是在煎豆粑的那天生下了我，却又在我不满两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我。
　　 我只知道她得的是吸血虫病，因为外婆家是住在江桥镇坝桥村沱家渡边的一个沈姓的小村庄。听舅舅说，母亲小时候特喜欢去沱家渡的浅水滩里捉鱼，很有可能是那个时候惹上的病根。吸血虫的幼虫最喜欢寄生在不卫生的浅水里，吸血虫病是旧社会根本无法根除的一种顽症。1958年6月30日，当毛主席看到《人民日报》上报道了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时，欣然提笔，写下了著名的诗篇《送瘟神》，其中有这样气吞山河的四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母亲在她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她心里最记挂的，最难舍的，还是那个身体瘦弱、连哭的声音都比同龄的孩子要小的我。听我舅舅说，母亲在临终之时，曾经千叮咛万嘱托，要我祖母想尽一切办法，将我养大成人。舅舅当时顶了一句说，你自己都是快要死了的人，还管孩子干什么！
　　 “我当然要管孩子。如果他有幸长大成人，又碰巧有点出息，这句话便是为娘的留给他最后的念想——”
　　 当时我听了，泪如雨下！如今我想起，肝肠寸断！
　　 我的母亲，我那苦命的娘啊，你离开人世的时候，仅仅只有三十六岁。你走的时候，竟然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娘啊，您每次出现在我脑海里的时候，总是不断变换着不同的九千九百九十九张慈祥而又善良的面孔……姆妈，我的娘亲，是你，给了我生命，你是天底下最伟大最无私的母亲……
　　 没了母亲，我的祖父和祖母为了抚养我长大，吃尽了人世间各种最难吃的苦，古人曾说的“总之父母比天大，杀身难报父母恩”这句话乃是人间至理。
　　
　　 我从小便与奶奶相依为命。每年一到农历冬月，我就向奶奶吵着要吃豆粑。
　　 在湖口人的饮食习惯里，豆粑的吃法至少有五种。
　　 一种是煎好的时候直接抓在手上吃，不要油盐，能吃出一种真正的原汁原味的豆粑香味。
　　 二是将煎好的豆粑用锅铲划成小块，再倒入菜油、香油、酱油、盐、味精，装在盘子里；
　　 三是将冷却好的豆粑卷成筒状，用刀切成细条条，伴入青菜叶子，葱、姜、蒜，最好是用猪油，喜欢吃辣的人放些干辣椒，大火翻炒，起锅便吃。
　　 四是等豆粑晒干以后，像煮面条一样，不同的只是豆粑要与冷水同下，烧开后放入青菜，再加油盐和调料，又是另一种美味。湖口人习惯于早餐或晚餐这样吃，怕饿的话便将印粑与豆粑同煮，二者才是最佳的素食搭档呢。
　　 五种是将油烧至滚烫，再放入储藏的干豆粑，炸至微黄时捞出，吃起来又香又脆，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爱吃，吃完第一口马上又想吃第二口。
　　 吃豆粑容易，煎豆粑却是一种技术活，更是一种力气活。记忆中父亲总是不辞辛苦长年奔波在外做些小生意，姐姐和哥哥要上学，家里只剩下老的老小的小，要煎豆粑需要左邻右舍的人帮忙才行。因此，我们家煎豆粑往往会比一般的人家晚。这样一来，倒是让我捡了一个大便宜。
　　 也许因为我是一个从小就没了娘的孩子，近大半个村子的人家只要煎豆粑，一定会“请”我到场，美其名曰去“帮忙”，实则只是要我吃豆粑。吃完以后，还要带几张热豆粑回家给奶奶吃。简直没有办法哟，从小我就是一个吃百家饭的人。襁褓中的我因为没有母乳，那年头市面上又没有如今各种各样的牛奶，每当我饿得无力啼哭时，正在哺乳期的大妈婶婶们就忍不住将自己的孩子丢在一旁，解开衣襟喂我一阵。这样的吃法或经历，在全湖口县乃至全国，也找不出几个吧。
　　 当我年龄稍大一点，每到煎豆粑的季节，除了吃豆粑，也会帮点忙。分给我的主要工作有三种：一是打托，二是烧火，三是次日照看晒在竹筐里切成细条的湿豆粑，防止鸟啄鸡吃。比较之下，打托的活最简单，可也最累，因为要跑腿。
　　 煎豆粑一般会选在晴天的晚上，天上有亮堂堂的月光照着，空中有干爽的秋风吹着，屋顶有轻轻渺渺的炊烟直冲云宵，土灶里有红红的柴火咆哮着，周围近百米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闻着香、吸着饿的豆粑的香味……
　　 记得有一回，我在帮近房的婶娘家煎豆粑烧火，正好在堂弟手中发现一本小人书，便一边往灶里送毛柴，一边津津有味地看起来。本来当一张煎好的豆粑起锅时，灶里就要减柴火，我却一个劲地往灶里添柴，结果好几张豆粑都烧老了火。虽然当时婶娘没有责怪我半点，可我当时心里真的难受极了。当天晚上，我还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无数张烧得乌七八公的豆粑排成一个圆圈，我被围在正中心，豆粑们向我哭着喊着，骂我是个不诚实的孩子，说我浪费粮食可耻，我吓得大叫一声“奶奶”便惊醒了。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总是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的，错过一次，便长了记性，吸取了教训，以后便不会在同一件事情上错第二次。
　　 无论是家里煎豆粑还是我去别人家帮忙，每当我端起第一碗豆粑时，总是在心里默默地喊：
　　 “娘啊，你的儿又长大了一岁，又在吃今年的新鲜豆粑，你也尝尝鲜吧！”
　　 记得上学时第一次读鲁迅的小说《祝福》，当我读到祥林嫂问“我”人死后有无灵魂时，幼小的我在心里也是希望百分百有的。因为有的话，总有一天，我就能见到我的亲娘，我相信她和父亲早已在天堂里相会，他们一定会过着平凡而又满足的生活，他们很高兴地看到他们的小儿子早已成家立业，他们的孙子孙女目前正在学校里读书，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下一辈总是会比上一辈更有出息的。每个人只有到了一定的年龄，才会明白：人世间最幸福的日子，并不是拥有金山银山或高官厚禄，而是当你自己五十岁时，年逾八旬的双亲依然健健康康，四世同堂。
　　
　　 今夜，我身在彩云之南的昆明，看到微信好友发在朋友圈内煎豆粑的照片，我的眼眶又湿润了，我又想起了我的亲娘，我似乎闻到了从湖口上空飘过来的2019年家乡豆粑熟悉的香味……
　　 朋友圈里每天都有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老城区改造，文庙学宫的修复与重建，石钟山5A风景区的申报……湖口，祖祖辈辈赖以生息的这片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正以工业兴城，旅游创优的发展速度，经历着亘古未有的翻天覆地的巨变。我相信湖口的粑俗文化，总有一天也会像湖口的青阳腔、湖口草龙一样，载入人类非物质遗产的史册。
　　 我的娘欣喜地在天上看着湖口的这一切。
　　 我的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沈金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