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农是朝阳农场的简称。在中国，叫“朝阳”的农场起码有五六个。文革期间，最出名的“朝农”应该是指辽宁朝阳农学院，那里曾经出一个“白卷英雄”而红极一时。
　　 在上海，“朝农”就是指上海朝阳农场。上海朝阳农场原是上海东海农场北片的12个连队，1974年筹建农场，1975年9月30日正式成立。
　　 在传达成立朝阳农场成立的大会上，场领导说，“朝阳”有两个读音，也有两个意思，我们选择“Cháoyáng”，是为了表达我们农场知青一心向太阳，一生跟党走的决心。
　　 我确实想一心跟党走，但真没有打算一生扎根农场。1979年，我顶替回了上海。
　　 今年秋天，朝阳农场基建队的部分农友相约去早年战斗和生活的地方看看。几年前，我曾去过朝农，但是没有找到原来的连队。现在有人带队，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了。
　　 我们沿着去浦东机场的路一直走，穿过浦东机场两个航站楼向南，辗转进入盐朝公路，从一个不起眼的大门进入。这就是我们的施工一连（后改为基建队）。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幢白色的三层楼房子，那是我们当年的宿舍楼。
　　 一楼最东头那间东房间，就是我原来的宿舍，我和景逸鸣、朱志强、傅颂伟、陆志华、谢增桂、袁立民、张大伟住在一起，陆志华受伤回家休养以后，泥工黄金福搬来。
　　 郭志伟住在东头第三间，他看到自己的房间，非常激动，要我帮忙拍照。
　　 宿舍的正南面的一幢平房是原来的木工间，木工间里的西北角（也就是最靠近我们宿舍的位置）有一个小房间，叫领料间，景逸鸣是那间房间的主人。我和袁立民、李大薇是那里的常客（甚至是主人）。领料间的南面是我和丁慧娟划线的工作场所。领料间的西面有一台平刨机，我们很多农友的手指在那里被“咬”掉过。木工组里的最西面，也有一个房间，那是圆作间，倪建德、龚师傅、周燕娟在那里工作。木工间的中间部分有很多作台（即工作台），是木工组最基本的工作场所。
　　 木工车间西头一幢平房是木工机动组，主要负责把圆木或大料锯开加工成可以制作各种木器的小料。
　　 木工机动车间正南面的一排大平房是机电组（正式名称应为机电排）。
　　 宿舍楼的北面是预制场和食堂，那里现在归另一家单位管理，中间隔着围墙，我们也不知道从哪里能过去。
　　 宿舍楼的西面向北一栋楼位置有一幢二层楼房，那是我们的连部办公楼。二楼西头第三间房间曾作为政宣组的办公室，我和政宣组的领导和组员杨豫洛、闻为民、景逸鸣、陈东风、陈振尧等人在这里学习中央文件，起草学习辅导材料；和小分队张晓文、三毛、小黑、闻为民、景逸鸣、陈振尧在这里排练了很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
　　 我从中间的楼梯上到二楼，站在政宣组办公室的门口，让郭志伟给我拍了一张照片留念。
　　 不久，农友大部队开了过来，我们在楼前拍了大集体照。然后我们去盐朝公路汇合，这里有一个朝农新村，很多老职工住在这里。于是我们就开始联络他们，后来还是木工组的高宝荣、杨菊奎加入了进来。他们已经七十多岁了，其他人中有好几个已经去世了，让人唏嘘不已。
　　 杨菊奎带我们去老港附近的一家类似会所的酒店吃饭，这里价廉物美。大家边吃边聊，餐后还拍了很多合影。
　　 我在朝农总共待了四年，去过三次鬼门关，其中一次患中毒性菌痢，虽然没有夺取我的生命，却给我留下了终身的印记——习惯性腹泻。
　　 回顾我在农场的岁月，我对生活的艰苦，工作的辛苦，学习的刻苦都淡忘了。唯独对一次次新的挑战，一次次艰苦奋斗，一次次团队活动记忆犹新。
　　 和农友相聚时，很多人认为在农场的那段时间是蹉跎岁月，我缄口不言，不能苟同。
　　 我不敢说天降大任，劳我筋骨，因为我并没有承担大任，成就大事。但是，农场的经历确实让我的吃苦能力、忍耐能力、适应能力有所增强。现在的我，基础的坯子就是在朝阳农场塑造的。
　　 我们不能因为没有成就大事，就否定之前的苦心智、劳筋骨。就像我们不能因为没有成为专家、学者，就否定在小学、中学、大学的学习。
　　 路已经走过，楼已经盖起，我们不应该忘记起点，更不能否定基础，推到重来。
　　 人生不是空中楼阁，只有现在没有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