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与我而言，是个非常遥远的过去。但就是这份遥远，时时撕扯着我的心，在怀念中颤抖。祖父在母亲生下我一个月时就离世了。祖母去世那天，是个大雪纷飞的寒夜，我早上踩着鹅毛上学，下学后看到大伯家门前高高挂起的白幡，立刻嚎啕大哭，与白雪一起为祖母哀悼。
　　 疼爱我的祖母，早在半年前就经医生诊断为肺气肿无药可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社会经济刚刚起步，医疗条件和水平并不高，何况祖母又高龄，时年七十六岁，那时算长寿了，只能在家调养。母亲和两个婶娘经过几个月的轮翻照料，祖母终于气若游丝，回天乏术了。就在前一天，母亲还亲自做了祖母最爱吃的鸡蛋饼，我至今记忆犹新，记得祖母吃过后说了句:这就吃好了，以后再不吃了。也许人在死时都有预感，灵魂可能早就离开身体了，才有生命的回光返照。我在灵柩前矗立许久，点燃了一张张纸，让思念随着轻烟飘走，瞌了头后，默默地回到了家里，冷冰冰的家里没有一点声音，站在祖母住过的屋子里，任泪水泻洪而下。
　　 以前，祖母一直是在我们家里和我们一起生活，因为我父亲排三，四叔、五叔都在外省。父亲有固定工作，祖母的一日三餐，日常起居就是母亲和我们在照料。后来儿孙们都大了，大伯建议，都有责任与义务赡养老人，由三家轮流照顾。记得祖母在二伯家呆了一年，二伯家和我家挨着，我经常给祖母煨炕、洗脚、梳头。又到大伯家呆了大半年，身体每况愈下，刚开始身上肿也不咳嗽，我们几个孙子推着架子车（人力手推车）去大队卫生所看，后来又到公社(现在叫乡)医院，医生说人老了，心肺功能衰竭了，只能调养了。
　　 祖父是个帐房先生，识文断字，还教过私塾，按现在的话叫应该是知识分子，也许受祖父的影响，大字不识的祖母一肚子墨水，给我们讲故事，三天三夜也讲不完，讲得绘声绘色，我们听得如痴如醉，记得祖母给我梳头时变着法让我安静，给我抓身上的虱子(一种人体寄生虫)，便讲故事便抓，我就在祖母的怀里睡着了，醒来时祖母还轻拍着我在口若悬河，涛涛不绝。
　　 祖母的炕上有一个大柜子，除了放衣物，里面还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美味点心，那时的蛋卷、饼干，都是稀罕之物，一年里也吃不到几次。只有祖母那里是个“聚宝盆”，孙辈数我最小，我时常贪婪着光顾，祖母总是给我留着，和我相依偎着共享。
　　 祖母的炕被我烧的火热，祖母的脚被我洗的净白。祖母的脚是旧社会对女人的残忍折磨。听祖母说，已经十三岁时被强迫裹脚，硬是把正在成长中的少女，生生压在旧社会的石头下，让一双平整的脚板变成了“三寸金莲”，旧社会对女人的压制，除了裹脚，就是“三纲五常”对妇女的遏制，女人在家、在社会没有地位，足不出户，连饭桌都不能上，祖母成了旧社会最后的牺牲品。当然，到了祖母嫁给祖父时，已经在孙中山先生提倡的新民主革命思想里得到解放了，那双被缠裹变型的小脚却永远穿不上新思想的鞋子了。祖母的臭脚，是其他孙辈们的禁忌，望而怯步，而我，是祖母最疼的，这份责任理应由我承担，不到十岁的我，端着热水到炕沿上，拆开腿上缠了一道又一道的白布，再取开裹了一层又一层脚的白布，当祖母的三寸金莲露出时，屋子里顿时臭气熏天，我强忍着刺鼻的气味，给搓洗揉捏好后，由祖母再一层层包裹，像小心地包裹一颗从未涉世的心。
　　 祖母的离世，使我一度非常难过，再没有人给我留好吃的东西，再不能倾听好听的故事，再也没有臭脚让我洗了。那间房屋的墙上，挂着唯一的祖母的照片，留下了祖母对我最后的慈爱。我时常站在那沉思，默念。
　　 祖母过世的第二年秋天，我十岁，我们举家迁入了城里，房子留给了大伯家的二哥居住。从此，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那个有祖母相伴的故乡的家，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宣告结束，祖母慈祥的音容也永远留在故乡的墙上，自此以后，老家的黄土地上，再也没有出现过我的脚印。故乡的家，成了今生最深刻的牵挂，挥之不去的记忆。天堂里的祖母，愿你和祖父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