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寒潮，就让上海的最低气温到了零下。叶子从快递包裹里抽出一件件衣服，让妈妈和天天试穿，喜欢的留下，不喜欢的退回去。五岁的天天已经过了任人摆布的年纪，他穿上一件，对着镜子左右侧身看了看说：“这件比那件漂亮太多了。”叶子在边上笑得合不拢嘴，她开心于天天的眼光随她，而没有遗传我那乡土气息浓郁的审美。我没敢跟她说：“你还不是我挑的？就像我是你挑的一样！”结婚七年了，家里东风西风早已分出了胜负，愿赌服输，身为败军之将，学会听话而不是顶嘴，这是基本的觉悟。“这件是最贵的呢。”叶子美滋滋地说，那眼神都不舍得从天天身上挪开。“天天最帅了。”我在边上附和着。不过，天天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喜悦来，我想他可能会觉得我有点烦吧，老是唠叨一句公认的事实，很没劲。这点随我，我小时候，也觉得自己就是最帅的那一个，因为，娘一直是这么说的。
　　 我是在山东东边的一个小山村长大的，至今，那里的冬天都比上海冷得多。在我小时候，比现在还要更冷一些，能到零下十二三度吧。纷纷扬扬的大雪，一夜之间，就能在地上积起厚厚一层，脚踩上去，能没到小腿肚子。上学的路上打雪仗，沿着冰冻的废水或雪水溜冰，那就是当时最常见的娱乐项目。男孩子拿着雪球偷袭女孩子很常见，多数女孩骂两句也就算了，但也有少数泼辣的，其勇猛勇冠全班，追得男生满街乱窜。我当时身体瘦弱，偏长了一张不饶人的嘴，有一次不知道怎么惹到了一位女同学，她扬言放学要揍我，吓得我都不敢回家。好吧，那是个明礼诚信的女孩子，说到做到，她就那么拿着一块板砖站在我家那条巷子口。后来，好像是天黑了她母亲来找她回去吃饭，狠狠踢了她两脚她才放了我一条生路。都说不打不相识，遗憾的是，她的样貌和名字，我却都早已遗忘。
　　 那么冷的天，黑灯瞎火的，我躲在墙角一边喝风，一边不时探头去看看她走了没。之所以没冻出个好歹来，靠得是一身黑色的棉袄棉裤，那是我穿过最保暖的衣服。保暖，并不全是用料和做工本身的出色，也是因为它够重，穿上那么一身铠甲，动一动就容易出汗。衣服都是娘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那时候“女红”、“厨艺”和“农活”是村里人评价一个妇女是否贤惠的主要考核指标。是的，一个女人只要在这些方面表现好，哪怕她打骂老公和孩子，村里人仍然认为她是个“贤妻良母”。娘在这三项上都不拔尖，但是胜在没有明显短板，样样都拿得起来。今年9月份我回老家上坟的时候，在路上碰到一个婶子，说起我母亲，那仍然是伸大拇指的。我把这事儿跟娘说了，虽然，我也不知道，她是否泉下有知。最好还是没有吧，早点投胎个好人家，挺好。
　　 做棉袄棉裤的棉花，有时候是自家产的，有时候不是。对几乎所有东西都大大咧咧的娘，会在选棉花上精挑细选，如果家里的那些棉花入不了她的眼，她甚至舍得花钱去集市上称一些回来用。嗯，真正去买的次数也不多，更多的时候，是找亲朋好友家借。说是借，其实是交换，实际表现为更符合国情的礼尚往来，你给我几斤棉花，我隔几天给你一只鸡，类似的吧。妙处在于“隔几天”，不能当时就给，买卖味道太重，没了人情，会让人瞧不起；也不能太晚，让人家误会你是贪小便宜，那不但让人瞧不起，还会怨恨。长年累月生活在农村的人，大多对此门清，能够稳稳地踩着那条时间线把人情分量等值的回礼奉上，从而进一步深化两家人的感情。类似这种事，如今社会是越来越少了，但是其中微妙之处，其实依旧放之四海而皆准，只是表现形式不尽相同。
　　 那年，娘的癌症本来通过药物和化疗控制得很好，过年时我和哥哥回家团圆，一家人其乐融融。等我回到上海没多久，就接到电话说娘不行了。癌症晚期，对于娘的离去我有心理准备，但是奇怪的是，怎么这么快？娘走后，父亲跟我说，是邻居家身子听说娘得了病，上门送了一只老母鸡。娘觉着不能收，跟人家平时没什么交往，收了不确定什么时候能还给人家，于是，她就又以串门的名义给人送回去了。就这样，娘感冒了，癌症晚期的身体，经不起一场感冒折腾，她就这么走了，缘起一场礼尚往来。当然，我们没有怪那位邻居的意思，人家甚至都不知道我母亲得的是癌症，哪怕平时交往不多，但是一听说娘病了，人家就送上老母鸡，可见一片心意。只是，这个事儿本身还是让我觉得很无语。娘走的时候是春天，乍暖还寒的初春，但已经穿不住棉衣。
　　 比起棉花来，缝制的棉布就没那么讲究。可能是店里随便扯块棉布，但更可能就是拿旧衣裤拆了用。农村人讲究实用，棉花对于保暖很重要，布不重要。更何况，棉袄棉裤又不穿在外面，总归还有衣服裤子遮掩。尤其是过年的时候，村里人一个个穿得光鲜亮丽，但凑一起围着炉子打牌或者喝酒的时候，没多久，热了，相继开始脱掉外套，那里面的衣服，才叫一个有趣。当然，这是说八十年代初的事儿了，后来也就里里外外都换上了崭新的衣物。说白了，主要还是穷，其次才是卫生和审美的差异。当然，人跟人的卫生习惯其实可以差很多，这一点，跟叶子结婚后我有着极其惨痛的认知，三天两头被鄙视。不过，三十年前的我完全没想过自己会有这么个“下场”，那时候的我穿着娘做的棉袄棉裤跑在乡间的小路上，满头白雾蒸腾，赶着回家去看“恐龙特急”。跑得最快的一次，是一年级的时候，我上课拉裤子了。那时候年纪小，害羞，没好意思举手要去厕所，而是想着忍到下课，但是，不成熟的膀胱经不起信任。
　　 娘一边给我换衣服，一边笑着轻轻打我屁股，嗯，很轻，她不舍得打，一辈子都没舍得真打过我。父亲比她更宠我，连骂都没舍得骂过一句。初中最后一年，上课看武侠被老师抓了现行，逼着回去叫家长。我们三个同学的父亲都来了，另外那俩都是见面先揍孩子，然后跟老师说：“孩子不听话，老师随便打。”唯有我父亲说：“孩子不听话，老师你跟我说，我自己打。”打个屁啊，他都没舍得说过一句重话。“宠孩子”，是我们家唯一的家风。就像有一次跟叶子吵架时，我跟她说的，天天爷爷奶奶没了，但那份，我得给他。父母走的时候，也没留什么遗愿，我猜他们除了希望我过得好之外，大约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对孩子好了。有时候，叶子把我和天天一起训的时候，我就在心里想：“天天，也就是你爷爷奶奶不在了，要不然，咱爷俩哪儿用受这欺负？”当然，这话不能说，自己逗自己乐罢了。
　　 棉袄棉裤穿了很多年，胳膊腿和身体都没冻着，但是，总有护不住的地方。耳朵和手脚上的冻疮几乎每年都有，又痒又痛。棉手套也有，护着耳朵的坦克军帽子也有，但是，上课总得听课写字吧？娘再疼我，也不会允许我不好好学习。于是，我就又记住了人生中第二件护肤品——口子油，用于涂抹在皲裂的皮肤上，效果，也还行吧。比口子油更早认识的护肤品是“雪花膏”，去年冬天，我还让叶子给我花9块9买了一小袋，特意重温了一把童年的感觉。抹上后，仿佛真得年轻了几岁。“这种用着不也挺好？”我笑着炫耀：“不比那些国际大品牌差。”叶子的回复是用手机点开网页给我看，那上面明明白白写着，这家名字听起来就是国货的品牌，早就被老外给收购多年了。今年，我不想再买了，虽然，我也不知道，它们家大股东是谁，这事儿到底是否重要。
　　 哪年开始不穿棉袄棉裤的，却也记不清了。娘给我做过很多棉衣、毛衣、鞋垫、手套这些，多数都不知道去了哪里，现在我就只保留了一件红毛衣。我说过，娘的“女红”水平并不拔尖，其实，我对此完全不在意。只要是娘做的，我就穿得很开心，还记得毕业后不管是去那家香港杂志社还是去瑞士公司上班，我都还是穿娘给我买的衣服。但是，娘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她一直苦练针织，希望给我织一件最漂亮的毛衣。她做到了，我还记得那年她拿给我那件红毛衣的时候，我是真觉得漂亮。鲜红色的，看着就暖和，跟原来那件身子是绿色，半截袖子是灰色的比，天上地下。可惜，没穿多久，羊毛衫就流行到我们那小县城了。“脱下来，去买件羊毛衫吧。”娘笑着说：“还是人家的式样好看。”那件毛衣我一直带在身边，从群租到合租，再到成家。叶子找了个真空袋把它装了，放在衣柜最下面，放在一起的，是一件蓝色的衬衣。那衬衣领口袖口都磨得起毛了，当年是别人送父亲的，他没舍得穿给我了，两年后我觉得旧了不穿了，他又拾起来穿。父亲走后，这件我没给他烧，否则，他去那头，估计都不舍得穿新的。
　　 “今年，别给我买新衣服了，这么多衣服呢。”我笑着跟叶子说，换来的是一个白眼，那意思大致是，这个家，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了算？果然，没多久，她就又给我买了两件新的毛线衫。我乖乖穿上，照照镜子，也挺好看的。如果娘在，她又该笑得合不拢嘴了吧。
　　
　　 河蚌赌徒
　　 2019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