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五年级的第一堂课，老师就告诉全班同学：“我们这一班叫高秋六七级，要在1967年毕业。”可是因为发生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实际情况却全然改变，到了1968年，我们才进了初中大门，并且未正式上学。这一下彻底改变了我们这一茬学生的人生轨迹。
　　 1967年学校“停课闹革命”以后，同学们就一直在家参加集体劳动，为家里挣工分。1968年听到有人说，初中开学了，我们就随大流背着书包到中学去了,共去了几十天时间，也没正式上课。学校面貌已不成样子，到处长满杂草，教室门窗残缺不全，照明灯具没一个能亮，且大多已缺失。这期间，记得有次一条室外电线掉到地上，老师叫了一群同学拽电线。同学们拉着的电线，一头在另一条电线上搭着，虽然是护套线，但使用时间较长，护套早已破损，正拉着，一群学生轰然倒地，原来是两线漏电处相交通电，好在是低压，未造成恶果。
　　 虽然开学了，老师也没全部到校，即便上课，也没课本，没作业，下午两点放学后，我们又背着书包从后围墙一个大豁口处回家，饭后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
　　 1969年的春季，已经到了4月份仍无开学迹象。后来听说因为当时兴起一股乡乡办中学热潮，各乡镇争着举办中学教育，让自己乡学生在家乡所在地中学上学。但我们乡一时师资不到位，耽误了时间，最后还是妥协让我们到原来就读的附近一所外乡境内的中学就读。记得4月1日这天我正在被生产队派出参加水渠衬贴工地劳动，晚上新闻播送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的消息，我们连忙起床参加游行。就是说开学最快也在4月份，又耽误了几个月。
　　 开学后，分班情况几次变动。我们高秋六七级该上初一，而低一级的高秋六八级也要上初一，当时学校就不管是哪一级的，都分在一个班上初一。中间还变动过几次，尤其是毕业时的那次变动最大。
　　 开学了，正值反修仿修斗争重要时期，中央提出搞好“思想三转弯”，即把面对美帝转为面对苏修、把平时转为战时、把准备打常规战争转为打核战争。同时一场人人动手，轰轰烈烈的打地道活动紧张进行。上学成了次要任务，打地道成了主要工作。在总结表彰打地道活动大会上，发言的一位打地道先进同学深有体会的说：“我把每挖一䦆头土都看成是射向苏修的一颗重型炮弹！”觉悟可高了！
　　 政治空气很浓，学校领导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一接到毛主席最新指示，马上印刷传单，组织全体师生到集镇游行宣传。即便晚上也照游不误。师生列队跑4里地，手捧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高呼口号，开展宣传。经常组织学生到附近各村，挨家挨户宣传。有次我们到学校东南一村子宣传时，我渴了要喝水，这户村民家的孩子我的同学领我到灶房舀了一瓢凉水，当我看到水上漂浮着青蒿叶子时，顿时不想喝了。我没见过这么不干净的凉水，还是在多年后，才弄清：这个村没水井，吃水都在沟底的河里挑，沟陡路远，为防止水流出就撒上青蒿叶，即可防止水抛洒，又无异味。
　　 经常开展军事训练，要求学生人人一杆红缨枪，木柄用白纸红纸相间糊成斜条状。学生肩扛红缨枪，列队行进，非常威武好看。
　　 学校为提高同学们阶级觉悟，不时地将一些家庭成分不好的老师揪出批斗。一次对一位刘姓老师开批斗会上，一位年龄大点的同学竟然冲上台动手打了老师，那个时期，同学们并不觉得有啥不妥。组织全校学生聆听忆苦思甜报告教育，请一位农村贫农妇女控诉建国前受地主剥削压迫的罪行和她一家人遭受的苦难——没粮吃，常靠吃野菜充饥嘴都被野菜的刺扎破。
　　 设立大批判专栏，将一位语文老师日记公布公之于众，让同学们开展批判与其进行思想斗争。有次对当地农村一位“地主阶级孝子贤孙”进行批斗，受批判者被推来推去，胆战心惊的说：“别再拧胳膊了，我的胳膊快坏了。”
　　 教学活动很不正常，整个初中阶段学生课本仅有数学、（共发过两本）语文、政治，农业。语文政治课本内容大多为毛主席著作，其余物理、化学、外语，都没课本。从没布置过课外作业，每天放学后回家参加集体劳动。1970年5月学校要求，同学们到县冯村水库工地支援，我和同村几名同学步行30多里，翻越2条大沟，到工地拉土打坝，累的汗流浃背。吃饭同民工一块在工地吃，饭是热馒头夹辣子酱，喝着浑浊的开水。
　　 对开设的课程，我虽然从小就喜欢看小说，但对语文课一直没啥兴趣。第一位语文老师讲课无精打采，抓不住要点，讲课时像在打瞌睡。后来我们的班主任，一位大学毕业老师教语文，课讲的生动、活波、风趣，重点突出。由此我对语文课产生浓厚兴趣。
　　 外语课开始教俄语，正值中苏关系恶化，矛盾尖锐对立，主要教一些战场用语，如：缴枪不杀，举起手来等。后来改教英语。
　　 课间休息成了我们疯狂玩耍的机会，一群摔跤爱好者围成一圈，推举2位同学摔跤。摔者、观众助威声不断，热闹异常。还有的同学课间休息就摔四角，没见几个学习的。
　　 1969年冬天，学校要求每个班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利用晚上排练文艺节目。我被选上参加，排练舞蹈《贫下中农你们好》。节目由4男4女8位同学组成，因此我这个通生（走读生）也住到学校，参加排练。排练成熟以后，在公社剧院演出过一次。除这一阶段外，在初中一年多时间，一直走读，早上带干粮到校，下午回家吃一顿饭。住校也是吃干粮，根本没有学生灶。
　　 冬天里，晚上母亲把玉米面馍在锅里炕热，早上到校吃就不太冰。吃饭时，到学校的西北角灶房舀一缸子混黄的开水，等淀清了，喝水吃着冰冷的玉米面馍，就是一顿饭。有次家里没馍，在邻居家借了两个玉米面馍，次日早吃时，掰开馍里还有冰碴。由于小时生活条件不好，大半生一直肠胃功能不好。那时，大多数同学都是吃这样的干粮。有一段时间，听说一位同学偷吃了谁的干粮，大家都嘲笑这位同学。现在看来，能偷吃大概就是自己没吃的了，才出此下策，否则谁会这样犯贱呢！
　　 父亲1968年在富平给家买的一辆二手自行车，初中阶段的大部分时间我都骑着上学，有时还带着同村同班的表姐，为此还曾被邻村同学讽刺挖苦。有次早上放学去集镇买学习用品，临村一位同学让捎上他，我欣然答应。走出校门不远，他在后边用胳膊捅我，回头一看，他递给我一块白锅盔，高兴的我真有点喜出往外，可是久违的麦面馍，比如今吃一顿酒席还高兴！
　　 那时的冬天非常寒冷，我只穿件耝布棉袄，里边穿件粗布衬衫。最冷的时候，母亲让我再套上件父亲的中式棉袄，我不愿穿，说怕同学会笑话的，父亲却说：“学生就要和同学比学习成绩，不要比穿戴!”大字不识一个的父亲这句朴实无华而又实在且颇具人生哲理的话激励我一生，我以后也经常用来教育和激励我的孩子。
　　 班里每周末都要开一次班会，对个别政治觉悟低或违反纪律同学进行批评教育。有次班长竟然让一位同学站起来接受批评。还有一次有同学提出某两位男女同学谈恋爱。不知是我开化晚还是不善观察别的同学一举一动，对此类问题全然不信，为此我专门发言：“我们不应当因为自己不同女同学接触交流，就认为人家说几句话就成了恋爱。”当然我的发言的确是自己的真实看法，在多年后，那二位同学真成了夫妻，至于他（她）们是在学校埋下爱情的种子，还是以后建立的爱情，就不得而知。我们一个班49名同学，其中女生7名，上学至今有的女生从未说过话，有的男生再未见过面。
　　 1970年7月4日我们毕业离开学校，虽然毕业了，尽管在校期间没正规上多少学，但我仍然充满惆怅与不快。在学校学到了什么，虽然没真正全部掌握初中的文化知识，达不到初中文化水平，但是掌握了自学能力，激发了继续学习的兴趣和热情。上高中，凭学生所在大队推荐。那天我正在姨妈家帮忙盖房子，当听到表哥说，我们大队推荐的高中生名额没我的时候，心情极其灰暗、沮丧、失望。以致很长时间我都不愿见上高中的同学和正在上初中的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