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梦中我也没有这个胆量：敢于与镇长卢大爷分庭抗礼。直至眼下提笔的时候为止，我从未对他的权威采取任何挑衅性的行动。我不过是个登上讲台才三个月的小学教员，并且生性怯弱、遇事优柔寡断。我做过许多梦，唯独没有做过英雄梦。
　　 然而，卢大爷至高无上的权势（至少在麒麟镇）却在我显赫的名声（莫名其妙！）面前一败涂地，溃不成军。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初懂人事时，心中就树立起卢大爷巍峨的形象。他肩膀很宽，比别人横躺着还宽。两腮饱满浑圆，像塞着两个皮球的大柚子。双眼永远仰视天空，却从来不曾摔倒过。一根烟杆乌黑闪亮，足足有三尺长，既可当拐杖，又可作武器使用——虽则他从未使用过，但正是这一点使它显得更可怕。
　　 当卢大爷挺着宽阔的胸膛，噙着沉重的烟杆，在麒麟镇唯一的街道上踱步的时候，真有点地动山摇。吵架的草草收兵，买东西的顾不上讨价还价，人们一齐扭转项颈，满脸堆笑，点头哈腰招呼一声：“卢大爷，您吃了？”
　　 如果有人措手不及，还没开口卢大爷已经踱过去，就会十分懊丧寻思补救的法子。直到终于找机会也问了声“您吃了”以后，才会心安理得，恢复愉快的心境。
　　 小时候，我怎么也不明白：了不起的父母亲何以恭维那个胖老头？长大以后，我才渐渐知晓，卢大爷高高在上的地位是这样形成的：
　　 其一是他的出身。
　　 我们麒麟镇早先是个荒凉去处。惊涛拍岸，野苇丛生，古堤上寒鸦阵阵，几十里内杳无人迹。每年秋季，割苇的人赶着牛车辚辚地来到这几，搭起窝棚，堤外冒出袅袅炊烟。十天半月后，车上的芦苇堆得像山一样高，人们又赶着牛车辚辚地离去。这儿仍旧是鸦雀狐獾的世界。后来，有个号称“玉麒麟”的勇猛汉子携带家眷到这儿披荆斩棘辟出一个地方，建了一个屋场，又设了一个渡口，才慢慢聚拢了几户人家。渡口四方物产丰饶，交通便利，不多年便形成一个热闹集镇。而我们的卢大爷，据说就是那勇猛汉子的嫡系后裔。
　　 其二是他的家族繁荣兴旺。
　　 老辈人说，卢大爷的祖辈上出过翰林学士，父辈出了个京官，至于秀才举人更不计其数。到了他这一代，虽然卢大爷本人连县城也没去过，读不进去书，被先生把屁股打出了厚茧；可他有几位族兄弟一九三〇年参加了贺龙的队伍，据说现在都成了坐镇一方的将军。他的侄辈、孙辈中，在县里区里任职的也不少。随便拣一个出来，也能叫镇上的老百姓肃然起敬，望而生畏。
　　 其三是他本人的魄力。
　　 解放后卢大爷就当选为镇长，那时他不过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现在孙子都要娶媳妇了，他还是镇长。镇委书记、副镇长就像外江的波浪，哗哗啦啦不知流走了多少，可卢大爷却如岩石一般，巍然不动，好像他是专门为了当麒麟镇镇长才从娘肚子里蹦出来的。人们提起麒麟镇，就一定要想起卢大爷，就好像讲到卢大爷，马上会想到麒麟镇一样。有一年，区长羡慕麒麟镇的富裕，想把政府机关迁过来，被卢大爷断然拒绝。人们理所当然地支持这个拒绝，因为很难设想：镇长之外居然还有个区长！那麒麟镇将要变成个什么样子呢？
　　 这样，镇上的居民，搬运工也好，装卸工也好，弹棉花的也好，开饭馆的也好，我的父母也好，我的舅舅也好，全体一致对老镇长顶礼膜拜。哪一天那根三尺烟杆没在街头出现，人们就惴惴不安，相互打听，以为有什么异常事件即将发生——虽然见了老头儿，大家只不过陪笑着问一句：“卢大爷，您吃了？”
　　 即使在梦中我也没有这个胆量，敢于与卢大爷分庭抗礼。直到目前为止，我从未对他的权威采取任何敌对行动。我不过是个返乡不久的师范学校毕业生，在学校里从来不抛头露面，我担任过的最高公职是语文课代表。
　　 然而，卢大爷具有悠久历史的权势却在我面前一触即溃，不可收拾。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说来惭愧，我是个不成功的文学爱好者。既然当今文学浪潮席卷全国，凡是会造句的人都在写小说，我也未能免俗。关在教室里坐了那么多年硬板凳，骤然回到花红柳绿、水清沙白的麒麟镇，我新鲜得要命，诗兴大发不能自己，洋洋洒洒，下笔则数十百行，一发不可收拾。那些诗作太长，这儿不便引用。而且我缺乏自信，不敢冒昧将其呈献于读者面前。我只能把它们塞进自制的大信封，偷偷摸摸溜进邮电所寄走。反正稿件不需贴邮票，剪掉一个角儿就成，放它们到全国免费旅行去吧！
　　 后果可想而知。我的杰作一一原封不动退回，只是换了一个正规的牛皮纸信封和一页铅印退稿单。——它就是一张布告，宣判了我的杰作的死刑。不过邮电所职工很感兴趣，上海北京那些大刊物的落款格外引人注目。卖邮票的姑娘每次都特意将稿件送到我家门口，外加一个妩媚的笑容。奇迹就从这儿产生，我的创作热忱终于感动了上帝——地区报纸的编辑。他把我一首长达一百八十行的“绿色的长堤”删去一百七十六行，只留下四行发表在报纸第四版的左下角。谢天谢地，他总算笔下留情，没把我的大名删去。
　　 虽然我委屈得几乎落泪，但毕竟发表了处女作。同事们争相传阅，赞不绝口，我的名声鹊起。前来贺喜的络绎不绝。就连我的父母亲也被迫在各自单位买糖买烟分送，花掉的人民币超过稿费五十倍还不止。卖邮票的姑娘一见面就称“我们的诗人”，臊得我只好躲着她走。
　　 事态还在继续扩大。我的最忠诚的朋友和最热烈的崇拜者跃跃欲试，居然拿我来与威严的卢大爷形比。“看看，卢大爷做了三十年镇长，不过麒麟镇一千多人知道。而你呢？三百多万！是的，咱们地区五百万人，去掉不识字的文盲，不读报的老人小孩，至少也有三百万人知道你的大名。你比卢大爷强了不知多少倍！”
　　 这胆大包天的评价通过弯弯曲曲的渠道，传到卢大爷的耳中。有天下午我俩在街上相遇，他用洪亮的喉音问道：“你就是在报上写文章的那位老师么？”
　　 “是的。”我恭恭敬敬回答，虽然我写的是诗。
　　 他于是重新牢牢噙住烟嘴，昂然走了。既没贬谪也没褒奖。
　　 即使这样，我已受宠若惊。目睹现场的人们更是奔走相告。卢大爷主动跟对方搭讪，镇史上记载的仅有寥寥几次，是那些须眉皓白的长者们偶尔享受的殊遇，多半发生在镇长特别高兴的时候。
　　 然而我的父母并不高兴。他们认为，普普通通、默默无闻最安全、最太平、最值得称道。“树大招风”，你能预见哪儿突然吹来一阵风？等着吧，麻烦事马上就来了。
　　 果然，当晚就有个人来找我，是我小学时候的同学。因为班上数他怯懦腼腆，绰号叫做“媳妇”。“媳妇”罗罗嗦嗦讲了半天，唾液横飞，双眼瞪得铜铃大，仍叫人不得要领。为简洁起见，我把他的谈话概括如下：
　　 麒麟镇之所以繁荣富庶，得力于水陆交通便利。这儿靠着荆江南岸，上游巫山一带运来的柑秸药材，下游沙市江陵运来的针织百货，不少是从这里码头中转。到了附近平原的棉花粮食，更得过这儿下河装船，水运出去。镇上两百户人家，倒有一百六十户靠搬运、装卸为生。站在全镇最高建筑物——轧花厂车间的平顶上望去，会看到许多大道向四面八方伸展，像蜘蛛网一样。当然，主要道路只有一条，就是穿过田野、爬上堤坡，衔接街道与水码头的那条。
　　 问题就出在这条主动脉上。它爬过堤坡的那一段路不久要减少一半宽度。因为卢大爷要给大孙子娶亲，准备在道旁盖一幢房屋。堤上、堤下多的是土地，为啥偏偏要在路上建房？因为那些土地都有主儿，得花钱买地基。当然，道路也有主儿，主儿就是政府——可是，天哪，卢大爷不就是镇长、不就是政府么？
　　 “缺德！车子冲下堤时速度最快，那么窄的道太危险！就连往常宽路时，也常常翻车砸伤人呀！”“媳妇”愤愤说道。他是拖板车的，他父母也是，祖父母大概也是。“你有文才，帮我们写封检举揭发信，向上头告他！”
　　 “那……”我吓了一大跳，忙跑去把门掩上。同时很惊讶：“媳妇”竟变成了个大丈夫。
　　 “别怕，天塌下来有赶驴子的哥儿们顶着。”“媳妇”竭力鼓动，区里告不中，县里也告不中，唯有上地区告！报纸不是跟你有交情么？点点老头儿的名，吓唬吓唬他也好哇！”
　　 “卢大爷有那样霸道？”我有些疑惑。
　　 “嘿！墙基石都堆起了，只等石灰买回来就要动工。”
　　 “不能当面提提？”我想起那根三尺长的烟杆。
　　 “提？从前老头子还不错，修码头他出了大力。这些年他越老越糊涂，越贪婪。妈的，恨不得把大堤都搬进他堂屋里，把河水都吸进他肚皮里。他料到没人敢招惹他。你看怎么样？”
　　 我却没爽快答应。我远远不是敢作敢为、见义勇为的英雄人物。我的父母与驴车无缘。同时，我也没有把握：那位删掉我心爱的一百七十六行诗的编辑能否注意到我写的检举信。
　　 “媳妇”谅解地告辞：“老兄，别愁眉苦脸的，只不过跟你商量商量。这事儿谁也得划算划算，其实我心里也捏着几把汗哩！”
　　 眼看他失望地迈出门槛，我真想脱口喊出一个字：“写！”
　　 但这阵正义的冲动很快过去。房子既然还没动工，哪一天写也行！还是等等吧！
　　 第二天晚上，舅舅来了。
　　 如果说卢大爷盖房使“媳妇”由懦弱变得勇敢，舅舅则恰恰相反。他随手拴好门，惊惊慌慌把我唤进母亲的房内，紧张地问：“你要写卢大爷的状子？”
　　 我虽然没写，但可能以后要写，就反问道：“您看呢？”
　　 “活得不耐烦了！”舅舅狠狠呵斥说，“你出风头，想搅得咱几家人不安生哪？卢大爷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
　　 我瞧着舅舅那在灯光下抖颤的嘴唇，真不理解他何以吓成这副模样。在我的心目中，舅舅是刚强无畏的。外祖父外祖母在一场饥荒中死掉，年方二十的舅舅带着三个年幼的妹妹逃出家乡，辗转来到麒麟镇。飘泊异乡，受尽千辛万苦，他从不怨天尤人。凭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勤劳的双手，他在一片野苇滩上白手起家，抚养大三个妹妹，让她们各得其所，从而诞生出我们这一辈人。我从来没见舅舅向谁叹过气，朝谁诉过苦，也从没见他那双伤痕累累的大手闲暇过。三个妹妹家里遇到什么重大疑难问题找他讨教，总能得到满意的答复。
　　 “不都是人吗？”我想激起舅舅的斗志。
　　 “我们是异乡人哪！”舅舅摇摇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是我们干得了的。”
　　 “自顾自吗？”
　　 舅舅苦笑一声：“随你吧，我老了。”
　　 我瞧着他老人家伛偻的背影蹒跚离去，心中老大不忍：“舅舅，我没写。”
　　 舅舅回过头：“你写，你不写，我都管不着啦！我已成了不中用的人。唉！”
　　 这话比硬不准我写更有力量。第二天，我集中全部精力讲授语文课，一口气布置了二十个造句二十个解词，使学生娃娃们叫苦连天。总之我决心不当英雄了。
　　 想不到晚间来了个说客，马上动摇了我的决心。
　　 这是个极端自私自利的家伙，半条街上的人见了他都侧目绕道而走。为了堤脚下一个碗口粗的柳树桩的所有权，他曾抡着斧头把吵架的对方撵了几里路，几乎闹出人命案子。他的绰号也极其不雅，叫“烂眼阿七”。
　　 “不得了！”他进门就把双拳一抱，“敢摸卢老头的屁股，是条好汉。”
　　 “你这啥意思？”我实在不欢迎这位客人。虽说人不可貌相，但他那双没有半根睫毛的肿眼皮后面，肯定隐藏不了什么高明的思想。
　　 “哈哈，把老七当外人！”他诡谲地一笑：“我也算个消息灵通人士。”
　　 “到底啥意思？”我已猜到他的“消息”，不禁又气又急。
　　 “告卢镇长呀！”他唱歌似地说道，吓得我直摆手。我爹妈脸都白了，又不敢得罪这位大爷。
　　 “胡说八道！”我气急败坏地辟谣。“绝对没有！”
　　 他愕然盯住我：“真把老七当外人？堤上半条街沸沸扬扬，墙旮旯的麻雀都晓得了！”
　　 “谁晓得也是白搭，没写就没写。”
　　 “烂眼阿七”眼看我快哭出声来，忙说：“卢老头光天化日之下抢占道路，怎么告不得？”
　　 “你怎么不告？”
　　 “我？我要有你这文章才华，早掀到他妈的县里省里去了！卢老头岂止这件事？”
　　 “碍着你什么啦？”我不相信他也有正义感。
　　 “啥也不碍，就是心里想着不舒服。”“烂眼阿七”在我房里焦躁地走来走去，“我一不拉车，二不赶驴，下河卸我的石头、扛我的棉包，管他妈什么路不路！怪哉怪哉，就是想着不舒服，睡也睡不稳，坐也坐不住。平坦坦一条路，突然拦腰冒出幢房子，就像脸壳子上长个疖子，你说舒服不舒服？”
　　 他拚命眨巴着红肿的眼皮，牢牢盯住我。“别怕别怕。上面来人调查，我第一个给你做证。若是哪个赃官敢官官相护，我老七陪你上北京！”
　　 “别来高调！”我实在不稀罕这个同盟军。
　　 “信不过？”“烂眼阿七”嚷起来，“我老七没得虎气还有三分狗气哩！来——”他从怀里掏出一把票子，“哗”地扔到桌上，“盘缠！”
　　 “没到这一步！”我把那堆票子一推，“拿回去！”心里泛起一股愧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