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宿石家庄
　　
　　 一回生，二回熟。再次来到石家庄，才知道这座城市竟是如此年轻，年轻的没有多少历史的印痕——只是清末因缘了平汉铁路与正太铁路的交汇，才在近代化的地平线上陡然崛起。历经国家进程的百年震荡，河北省会一度频繁迁徒，最终花落石家庄。随着改革开放的凤凰涅槃，超越数百年间直隶总督府署的保定，成为全省新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一座座历尽沧桑的燕赵古城之中，傲然耸立。
　　 反观这一时代的演进，与同为华北省会城市的济南何其相似：同样是清末铁路的开通，改变了社会与文明的面貌。不同的是，古老的济南选择了自主开埠，迅速成为新的商贸中心；而新兴的石家庄选择了以工业立身，长期以工业为重心。沿着这条现代化道路一路走来，吹不散的雾霾成为工业化的并发症，时常困扰着这座城市。可以想见，如何搭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快车，实现地方定位与发展模式的再次飞跃，将成为城市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重大机遇。
　　 在古典中国近代转型的历程中，铁路的基础作用，在两座华北省城的崛起与转型中昭然可见。难怪百年之前，哪怕国难方深、手中没有政权，中山先生总是急于寻找铁路建设的一切机会，不惜退出政界之关系，极力让中国的车轮驶上近代化的快车道。而西方列强除了海权扩张之外，以路权作为殖民东方大陆的主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辛亥革命的导火索也由保路运动点燃，从社会政治上深刻改变了中国文明的面貌。
　　 百年已降，高铁的开通，则是又一场深刻的交通革命，以神奇的“缩地之术”，再次改变了东方大陆的地理概念，驱动着现代中国超越世界发展前沿的车轮。纵观人类历史，从中原古商国发明牛车，到基督教世界海外殖民，从铁路的开通到高铁的飞跃，科技决定交通，交通改变世界。
　　
　　 再访西柏坡
　　
　　 如果把我们的共和国比做参天大树，那么国民的共同祈愿，无疑便是让这棵大树枝繁叶茂，荫庇百代。如果说，这棵大树必将深根于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土壤，那么，西柏坡便是在满地榛莽之中破壳而出的地方。为什么走进西柏坡？因为我们的共和国正是从这里走来。
　　 从上海一大会址、井岗山、遵义，再到延安、西柏坡，中共党史所谓“五大革命圣地”，恰恰构成一幅革命易代的路线图。后起的中国共产党，譬如一颗种子，在近代以来世界性的大震荡中诞生，从洒落、播迁，转而生根、滋长，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终于开辟共和国，奠定了今日政治中心的地位。
　　 在中国政治哲学的语境中，天下神器的奠定，取决于“天命”，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历史的选择。而所谓天命，归根结底就是民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得天下易，守天下难；得民心难，失民心易。从得天下到守天下，一个伟大政党，只有真正做到代表人民、引领人民，才能聚人为家、聚家为国；从为民做主到以民为主，也就是以人民为中心，才能让家国之大容得下天下之人，才能超历史的“周期率”。
　　 “参天之木，必有其本；浩浩之水，必有其源”。历史的长河，沧海横流而又大江东去，只因“源泉滚滚，不舍昼夜”。历史所以成为历史，总是进行时，而非过去时。在一个政党开辟历史的关键节点上，必然谱写着宏大的精神谱系，关乎立党、立国、立政。其中的精神传承，必须常疏常浚，才有源头活水；必须常培常溉，才能深根固本。从“两个务必”，到“两个善于”，再到“两个坚持”——西柏坡精神的提炼与弘扬，需要常读常新。
　　 纵观中国现代政党，都是在近代百年革命中诞生、发展，在风起云涌的国家进程中顿挫、转折。但无论党内党外，执政参政，党之所为党，在于为民先锋，其间不变的初心，就是为民族谋复兴，为国家谋富强，为人民谋幸福。从平天下到天下平，通过统战的大舞台，汇聚众力、凝聚共识、萃聚群才，化一盘散沙为众志成城，化各奔西东为一致百虑，汇聚成民族复兴的滚滚洪流。在谋求共和国长治久安的基础上，携手做好中国的事情，乃当代中国政党，需要共同演绎的大合唱。初心的止处，便是彼岸。
　　
　　 冉庄地道战里的群众路线
　　
　　 走进冉庄，看到的不仅是曾经交错在冀东平原的地道，更是一条生动的群众路线，连接着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著名的冉庄地道战，便是腾跃其中的一朵浪花。在中国大陆广阔的敌后战场上，共产党人紧紧依靠人民，祭出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三大法宝，迅速发展壮大、以弱为强，为共和国在西柏坡的破壳而出奠定了基础。
　　 民国时代，邦基不固，内忧外患，风云激荡，终究成为开辟现代中国的过渡阶段。1935年10月，红军抵达陕北，在遥远的大西北开辟了新的根据地，随后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次年双十二西安事变爆发，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暂时中止了国共内战；仅仅半年后，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三个月后，1938年10月，八路军一一五师跃出敌后，向晋察冀地区展开，成为共产党人进取全国的“前进阵地”——短短三年之间，酝酿着整个国家进程的大转折。
　　 纵观抗日战争，是在近代化中成功崛起的小国，对近代化中断而崩溃的大国的战争，决定着战争的基本态势。在抗战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政府及其领导的正面战场迅速从东部沿海向内地退却，不难想见，紧邻东北陷区的河北平原首当兵锋。传统中国社会，群众一盘散沙，一旦在党的团结带领下组织起来，便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在保家卫国、赢得解放的正义斗争中，原本无险可守的河北平原，上演了一幕地道战的奇迹。
　　 倭寇的烧杀掳掠，恰恰唤醒了中国人民，激起了中华民族无坚不摧的生存意志。八路军进取晋察冀后，倭寇随即抽出兵力，试图将敌后抗战扑灭在萌芽中。面对敌强我弱的态势，八路军根据“保存力量、消灭敌人”的作战思想，在广袤的农村地区开展了灵活的游击战。几经较量，倭寇无法消灭敌后军民，只能龟缩在铁路沿线的据点之中，农村包围城市的宏大布局逐步展开。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倭寇发起“治安强化运动”，企图集中力量消灭敌后抗战，建立稳固的后方。对所谓“非治安区”进行残酷扫荡，实施野蛮的三光政策和“囚笼政策”，以“纵横梳篦、“铁壁合围”的战术，在包括冀中平原在内的广大战区，修建了大量公路、炮楼、封锁沟，企图将之细细切碎，绞杀敌后抗战。
　　 在此背景下，从群众躲避追杀的单口洞“蛤蟆蹲”开始，历经无数血的教训，冀中人民的地道战逐步发展成熟起来，挖掘出户户相通、村村相连的地下长城。仅冉庄人民便修筑了长达32华里的地道，作战157次，歼敌达2100余人，显示了人民战争强大的威力。不可一世的倭寇不得不哀叹：“宁绕黑风口，不从冉庄走”。迄今走进冉庄地道战遗址，地面、地下巧妙而实用的工事，令人叹为观止，俨然全民皆兵的堡垒。
　　 武装斗争的刀锋，厚实的刀背来自于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针对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按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成为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方针的重要基础。在决定成败的土地政策上，根据地采用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相结合的政策，调和了农村社会的关系，争取了最大公约数。事实证明，与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照顾同盟者的利益，成为根据地政权蓬勃发展的民意基础。
　　 回顾历史，“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放手发动群众，”乃共产党人无可比拟的政治优势，在抗日战争的砧板上，将党的生命力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自古所谓“失其所强者弱”，又说“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群众路线体现了以人为本、民惟邦本的中国政治哲学，乃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也便是共和国不能丢掉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