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一个中午进入破山寺，所以没遇到在清晨入寺的唐代诗人常建。
　　 清晨入古寺，常建看见初日与高林，获得平静和喜悦，泼墨题壁，写下《题破山寺后禅院》这首名诗，安抚了唐代以来的光阴和人心。对于千年前的常建而言，破山寺已经是一座古老名寺。建于南齐，名字数度变迁：大慈寺，福寿寺，破山寺，兴福寺。但常建喜欢“破山寺”三字。我也喜欢。“破”，动词，非形容词——寺前有涧水破山而下，涌进茶馆、灶房、手掌、砚台、禾苗、马嘴、鸟喙、诗词歌赋、弹琴说哀。
　　 “兴”与“福”，是主观感受、普世追逐。对诗人而言，一道涧水破山而下，如高僧顿悟后破壁而出，多么好。沈德潜、康有为等人在诗文里言及这一古寺，也都写成“破山寺”。他们手持狼毫，在宣纸上走云连风，的确像破山而下、破壁而出。
　　 唐代后期，一个名字叫作李漼的皇帝，闻悉这座寺、这首诗，就题匾“兴福禅寺”，试图与其齐名流芳。他不喜欢“破”字，无论其作为动词还是形容词。皇帝与达官贵人，都不喜欢大破大立，也不喜欢破败萧条。如今，寺门前的匾额红底金字，充满世俗喜气，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皇帝的墨迹。
　　 寺内安静，阳光透过树枝，在青砖地面上影印一页佛经。来访者可取三炷香，各自点燃。没有某些寺庙常见的可疑僧人，向信众或游客推销包装华丽、价格昂贵的香火，或者借抽签来蛊惑牟利。
　　 一个怀抱经书的少年僧人，缓缓走来。我问他，常建诗碑在哪里？他引领我穿过竹林、长廊、观音楼、救虎阁、藏经楼，在清潭边指了指一个亭子。亭子下，就是那一块被玻璃密封保存的诗碑：唐代常建诗，宋代米芾字迹，清代穆大展雕刻——三个时代的人，穿越千年时光，拥抱于一块石头，共同呈现汉语之美。
　　 显然，穆大展是一个懂得事理的人，把自己藏在石碑最左下角一列小字之中——“半百玩松山人穆氏大展铁笔”。有些俏皮和窃喜。一个五十岁的石匠，通过锤子和铁凿，与常建、米芾一同获得永恒。他要适度控制自我，不宜喧宾夺主。雕凿过无数官吏豪绅的墓碑、纪念碑、题词，他大约羞耻于在那些石头上署名。破山寺内的这首唐诗，对于穆大展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他把握住了。
　　 这块碑上，其实隐含第四个人——言如泗。
　　 孔门弟子中唯一的南方人言偃，即子游，有“南方夫子”“言子”之称。其第七十五世孙言如泗，于乾隆二十九年任襄阳知府，在坊间得到米芾书写的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一诗真迹，大喜，带回家乡常熟。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在言如泗力促下，常建诗碑刻立落成。
　　 这些石刻的字迹，似乎充满回到宣纸上、墨汁里的愿望。我俯身观察这一被封存于玻璃之内的诗碑，姿态谦恭，向前贤巨擘致敬。从少年时代初次遇到一本残损不全的《唐诗三百首》，到破山寺，与常建再度相逢，我已经老了，心境或许更能贴近这个唐代诗人与周围的群山众水。
　　 一张脸在玻璃上发出反光，与一首唐诗相叠加，像纹面与刺字？我是一个文人或逆子？文过饰非或逆流而动？
　　 二百多年来，无数人慕名而至，伫立、俯身、凝眸，面孔与一首唐诗短暂叠加后，总会发生种种微妙的变化吧。
　　 来了，看了，走了，像尘埃，无数面影被亭前清风打扫得没有一丝痕迹。
　　
　　 二
　　 米芾所书的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与我熟悉的版本不同。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明）高林。曲（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都）寂，惟闻（但余）钟磬音。”
　　 括号内的言辞，是米芾书写的版本。
　　 不知道是米芾修改了常建诗，还是常建本意就是如此。
　　 我觉得“照高林”胜过“明高林”——“照”，强调光线穿枝拨叶的动感，未必“明”，光影斑驳、层次丰富也很美好，就像我在这一天沿寺旁石阶登上虞山途中所见景象，多变幻，有难度。“高林”，也可指高拔的庙宇丛林，需佛法之初日，持续照拂僧人香客内心，消解不断变幻的隐痛，有难度。
　　 “竹径”与“曲径”各有其长。破山寺后院，的确有一大片竹林漫上半山。小径通往幽暗处的长眠之地——历代高僧的二十多座小石塔，错落而立。小石塔前落有几个松塔，不知是少年僧人摆放在这里作为供奉品，还是被风自然吹落的果实。都好。松塔也像小石塔，松子是安眠其中的高僧。常建及其身后三百年才出现的米芾，都应该沿着竹径或者说曲径来此地一走。“竹”比“曲”具体，但把松径、草径、石径等等同样逶迤曲折的小径排除在外，就有些狭隘了。
　　 “都寂”，读音比“俱寂”生硬。
　　 “但余”比“惟闻”响亮。我也姓余。破山寺乃至整个常熟城、苏州、南方中国，只剩余钟磬声音。闻或未闻，仅系于个人的听力与心力。“但余”好于“惟闻”。
　　 我认为米芾修改常建诗的可能性很大，因为米芾又被称为“米癫”——一个癫狂人，有可能在酒后进入破山寺，趁醉意展纸挥毫，表达对常建诗中空澄之境的理解。修改也是一种敬意和爱意，让自我与他者融通无间。当然，米芾没料到，七百年后，言如泗、穆大展把这一版本的常建诗刻成石碑，一首诗再被斟酌修改的余地，没有了。
　　 米芾，字元章，集诗人、书画家、收藏家于一身，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合称“宋四家”，的确有癫狂高傲的资本。所藏晋唐真迹，日日展开于案头揣摩，夜晚必置放于枕边才能入眠。爱石成癖，呼石为兄——宋徽宗请他写字，写完了，就把御砚这一个小兄弟藏进怀里，一路滴滴答答着墨汁，出宫。宋徽宗站在廊檐下目送、大笑，不点破，任由米芾的一袭长衫成了一卷水墨图。
　　 选女婿，未见面，米芾就喜欢上一个姓段、名拂、字去尘的人——“真吾婿也！”把女儿许配给一个好名字。写信，至“芾再拜”这一客套语，米芾竟真的搁下毛笔，对窗外云朵树影所代表的远方友人，拱手屈身一拜。临死之前，有预感，与故交一一写信告别，“芾再拜”，搁下毛笔，拱手屈身一拜，这姿势已经极其困难，也就更加动人。如此真性情者，我喜爱。写到此处，停笔一拜。
　　 晚年定居镇江，距破山寺不远，米芾应该多次入寺，看见小松塔落在石塔前。
　　 苏轼来过破山寺否？没有资料佐证。贬谪黄州，米芾千里迢迢来探视。一见面，苏轼就要求这个小他十四岁的友人，“君贴此纸壁上”，交流笔墨，无关庙堂。自岭南归，苏轼与米芾在镇江一带同游。他人请题字，苏轼一概说：“有元章在。”米芾也不谦让：“苏兄知我也。”米芾与苏轼，一概癫气四溢。那其实就是稚气、天真烂漫气，为容易腐败的人性保鲜存真。
　　 这次游历，苏轼与米芾日夕并肩，畅聊痛饮。苏轼肠胃被冰镇米酒刺激过度，得了细菌性痢疾。米芾遍寻药草相送，无效。数月后，苏轼死于常州。家人欲把其从米芾处借来赏玩的紫金砚放进棺材陪葬。米芾闻讯，马上索回，理由写在著名的《紫金研帖》中：“传世之物，岂可与清净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住哉。”紫金砚乃尘世之物，怎么能与苏轼先生的清明之体埋葬在一起？这理由，合情合理。
　　 我猜想，这紫金砚，或许就是早年米芾怀中暗藏的那方御砚。
　　 苏轼传世画作《木石图》中，有米芾题跋：“四十谁云是，三年不制衣。贫知世路险，老觉道心微。已是致身晚，何妨知我稀。欣逢风雅伴，岁晏未言归。”猜测这一题跋，应该书写于苏轼离世后。晚年米芾深感“知我稀”。幸而有水墨，融解这人世的险峻与孤独。
　　 今天，这人世的险峻与孤独仍然在。尽管已经有痢特灵一类药物，支持我们放任口舌之欢，但苏与米的癫狂气、真性情，安在哉？
　　
　　 三
　　 在虞山顶，看不见山脚下树木掩护的破山寺。
　　 山顶有藏海寺，与破山寺关系密切。破山寺正门两侧由翁同龢题写的那一副楹联“山中藏古寺，门外尽劳人”，就是从藏海寺“借”过去的，再也没有归还。或许因为破山寺离人间更近，离劳人更近，肩负的责任更艰巨？当然，缺少一首常建名诗，也使藏海寺在破山寺面前内敛、谦逊了几分。藏海寺内僧人少，香客更少，连钟声也似乎敲得低调。它隐藏东海也隐藏人海，秘而不宣，暗自广阔。
　　 虞山不大。从破山寺旁边走上去，半小时就登峰造极，可以像大人物那样，俯瞰常熟城里的人烟、尚湖上圆熟的荷叶。更远处，苏州城像刚刚苏醒的人，惺忪眼睛睁开一抹微光。清代，沈复曾经于“愁苦之中快游”虞山，捡得山中著名的赭石十余块而归。他用那些赭石研磨出的赭色，绘画否？《浮生六记》没有叙述。黄公望墓地周围的赭石最好，赭色最深。我去了，没有找到赭石。他为虞山所作画卷，没有超越《富春山居图》，就失传了。光荣属于异乡，骨肉还给故土。
　　 如果绕山脚走一圈，周长大约是两小时左右的路程。我没有那么走，我是知难而退的人。石刻、碑林吸引我徘徊不前。它们像满山旧事前情的索引、脚注、小标题，让这座南方山岳拥有大气象。
　　 黄公望墓地不远处，是诗人、歌妓、烈女柳如是之墓。墓碑顶端摆放有几个苹果和香蕉，大概是路边摆摊卖水果的妇人献上去的供品。有一亭立于附近，楹联为“远近青山画里看，浅深流水琴中听”，系后世文人为柳如是代言抒情。但柳如是如果操琴弹唱，歌词可能还是“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只不过，这唱词中的“青山”，仅仅是青山、虞山而已，不再作为丈夫钱谦益的隐喻和象征了。
　　 钱谦益墓在柳如是墓之外五十余米处，像夫妻分居于两个卧室。墓前石亭镌刻楹联：“遗民老似孤花在，陈迹闲随旧燕寻。”钱谦益的手笔和独白，似乎在为自己申辩。明末清初的这个文人，进退失据，众叛亲离，只能在孤花旧燕间寻安慰。墓碑前，没有苹果和香蕉。
　　 陈寅恪先生在1963年完成《柳如是别传》，写这一个南方奇女子，其实，也是在写明清易代史、精英心灵史。在这部跨越诗学、小说、传记、考证等等文体的著作中，陈寅恪认为，柳如是与钱谦益相互酬唱的三百余首诗中，“谁家乐府唱无愁，望断浮云西北楼。汉珮敢同神女赠，越歌聊感鄂君舟。春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莫为卢家怨银汉，年年河水向东流。”一诗，为明末清初之最佳，非钱谦益所能为。这首诗，写于钱柳热恋期，充满对钱的赞美和期待。柳如是后来痛悔的是，青眼相加的这一白头男子，哪里有望断浮云、乐府无愁的大格局。
　　 柳如是的这首诗用典颇多，与常建写在破山寺内的那首诗相比，晦涩了，像明清时代的中国比汉唐黯淡了。只有通过用典来传情达意，才不至于被网罗罪名。其中，嵌有“柳河东君”四字。
　　 秦淮八艳，从柳如是到李香君，每个女子都大义嶙峋，但“好花枝不照丽人眠”（孔尚任《桃花扇》）——所爱男子无甚可观，从钱谦益到侯方域，花残枝败。明末兰溪诗人、学者、批评家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写道：“文人无行，信乎？”创造出一个成语“文人无行”，让无行文人每每遇到这成语就脸红失语，也让壮大文人在这一成语前，时时自省。胡应麟去世十多年后，明亡，清立。从钱谦益、侯方域等等同代文人身上，他早已看到了明王朝的无行与败象——一个时代的语言，就是一个时代的风貌命运。
　　 虞山上这三座著名墓地周围，还有以下长眠者：先秦南方思想者言子，明代学者瞿景淳，清初画家王石谷，晚清重臣翁同龢，民国初期写出长篇小说《孽海花》的小说家曾朴……各种时代、立场、履历、人格的才子佳人，杂居群聚，使这座青山像一篇五味杂陈的文章。好文章必须五味杂陈、一言难尽。好作家是五味子。
　　 在一个破败纷乱的时代里，怎样整合家国与内心？这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难题，也是每座青山，尤其是著名青山，都深深铭刻、扪心自问的主题。虞山上，擘窠石刻纷纭呈现：“果然”“剑门”“去思石”“奇观”“仰止”……文辞简省，言志寄意。
　　 明万历四十三年，即1615年，破山寺法门凋零，钱谦益出面邀请维摩寺的洞闻禅师出任住持。后又邀请当时著名高僧憨山大师来破山寺弘法。钱谦益与故乡这一名寺之间渊源甚深，可见其孤愁之浓重。
　　 柳如是也应该去过破山寺。当时，常建那一座诗碑尚未镌刻树立。一个女子，在寺内，默诵诗篇，试图用干净的汉语，清空内心与潭水中浑浊的一部分。
　　
　　 四
　　 在跨文体一般跌宕繁复的虞山下禅修，佛经的力量必须异乎寻常。
　　 佛教自西土传入中国，流派众多，如天台宗、净土宗、禅宗、密宗、律宗、唯识宗等等，像中国诗歌流派众多一样。破山寺，在华严宗中处于核心地位。尤其在民国初期，经月霞、应慈、持松等高僧的教育传播，次第涌现出苇舫、苇乘、正道、福善、智开、默如、存厚、潭月、妙真、归云、大谦、竹吾、谷峰、圆湛等等名僧，使清末显露败象的华严宗，振拔一新。
　　 1914年，戊戌变法失败的康有为，在佛学中安慰身心。经他提议、周旋，月霞高僧在上海创办华严大学，为华严宗传薪布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