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时期，县及以下分县、公社、大队革委会三级。大队支委会成员，通称大队干部，是半脱产或不脱产的干部。生产小队队长、会计、保管不是大队干部，但领导和管理着一个生产队。凤凰山一带的人们，笑称他们为“干部毛”，有长着干部毛的意思。换句现在的话说，是“准干部”。
　　 大伟那年高中毕业，大学也不招生，就回乡务农了。他二十出头，长得很英俊，细高挑的个子，白白净净，尤其那双手又细又软，手指又长又尖。上衣口袋老插着支钢笔，说话不紧不慢。因此，乡亲们说，大伟不上大学可惜了。而大队支部书记，也就是大伟的父亲说，这有什么可惜的，没见城里的知青，都来接受我们教育了吗？于是，大伟就和大伙一样，下地干活，开始蜕学生皮了。
　　 人有点文化还是有用的。大伟的那个凤凰山第二生产队，会计老张头老了，经大队研究，让大伟接替老张头。一开始，大伟的父亲不同意，怕别人说徇私情。庄大队长说，大伟是高中毕业，有文化，再合适不过了。再说了，生产队会计就是个“干部毛”，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于是，大伟当生产队会计这事就定下来了，大伟就成了“干部毛”。
　　 大伟虽然当了小队会计，但是按照他父亲的要求，照样下田干活，晚上回来记工分。只有庄稼上了场后，大伟才和保管员老李头一起，照顾庄稼脱晒，装仓、交公粮。大伟也的确听他父亲的话，下田干活不惜力气，当会计也认真细致。不到一年，大伟在凤凰山大队和公社里就出了名。
　　 那年头，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儿。社员干了一天的农活，到了晚上，要按照生产队队长派的活的轻重，到生产队部里计工分。一般由几个记分员来记。别小看这些计分员，笔头子一弯弯，就可能多记出几个工来。由于记工员水平参差不齐，社员素质高低不同，所以，闹纠纷吵架是常有的事。大伟当了小队会计后，向小队长建议，要解决一些社员干活磨洋工，出工出不力，干挣工分的问题。提出对一些农活，定好工作量，下达给生产小组，由组长选人，干完后由小组成员评工分。这样一来，平时一些偷懒耍滑的人就不好混了，一个是人家小组不愿意组合他，一个是评工分评不上去。于是这些人就怨恨大伟这个馊主意。实行小组评工分后，记分员也失业了，只有大伟一个人，就可以很快地记上了，透明度提高了，吵架的也没有了。最大的好处，是提高了生产效率，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
　　 大伟接生产队会计时，会计老张头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干会计这个活，一定要账对表平，不差一分钱。大伟记着这个嘱托，记账一丝不苟，真正做成了“铁账”。每到年终分配，当时叫“开支”，就是将生产队一年的结余，除以全体社员总工分，得出每个工分值多少钱，然后乘以某个社员的工分，就得出该社员年终分红的数额。因此，年终“开支”，这是社员们最高兴的日子。因为辛劳了一年，年终终于有现金了，那怕是五块六块钱，也给社员一家带来欢乐。到春节可以给孩子扯几尺布做几件衣裳。大伟对此很重视，认真计算每个社员的分红，按户张榜公布，不仅一目了然，还对大家是一个促进，因为工分多的分得就多。懒汉到年底是分不到钱的。就在这一次年终分红时，一个平时不好好干活的刘耳，跳了出来说：“我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不但没分到钱，还欠生产队的，这是什么理？这里头肯定是算错了。”大家就起哄，你平常一个懒蛋，给你口粮吃就不错了，还想分红？！”大伙这么一激，刘耳更下不了台了，脸红耳赤地说：“大伟这个干部毛，笔头子老弯弯，我要查账！”大伟笑着说：“查账不怕，就怕你下不了台。刘耳拿出他的工分本与大伟的账核对，结果还真是不一样。但只见大伟看了一会儿，脸上微微一笑，从橱子里拿出了各小组长的派活单和评分表，一合计与记账丝亳不差。刘耳很是尴尬，大伟小声对他说：“大哥，别嚷嚷了，你那工分本能自己改吗？”于是，刘耳嗫嚅着走了。
　　 当时流传着一句话，“保管的秤砣不敢戳”。保管员也是有实权的“干部毛”。保管分东西，将秤砣拽一拽，秤杆子撅一撅就不得了。生产队的保管员老李头是一个很爱沾便宜的人。谁家吹捧他几句，谁家送他一把葱蒜，他就偏向谁。人们都知道，都不敢惹，当时会计老张头为人和善，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生产队里有一个叫王燕的寡妇，身体有病，还带着三个还没成人的男孩子，生活过得十分恓惶，是有名的贫困户，救济户。可不知怎的，老李头就是对她们过不去。分粮食缺斤少两，分瓜果蔬菜总是分给她们最次的。王燕总是为了分东西与老李头据理力争，吵嚷不停。大伟看在眼里，觉得老李头太过分，对孤儿寡母没有恻隐之心，没有同情怜悯之意。但又不好管得太多，只能在他分东西时主持公道。有一件事，大伟对老李头彻底改变了看法。那时候，公社每年对贫困户实行救济，救济些粮食，布票。王燕家每年都是救济户，孩子们的衣服也就是靠救济的那几尺布票，才不至于穿的破衣烂衫。可那一年，救济的粮食少了许多，也没有了布票。王燕不好直接问老李头，就问大伟，大伟看了看账，与王燕说的不一样。大伟问老李头，明明有布票，怎么没给王燕她们家呀，粮食也少发了一半。老李头没好气地说，她们年年吃救济，我今年分一半给“五保户”唐奶奶了。大伟说，唐奶奶有她的“五保”，王燕家的救济是民政到户专款专用，你怎么能挪用呢？老李头甩了句，你跟她们什么关系，这么上心。事后了解，这救济粮和布票也根本没给唐奶奶，而是留给自己用了。老李头对王燕家这样，也是因为王燕那死去的丈夫，先前是生产队长，因为工作和老李头有过节，在老李头偷掰玉米时让王燕丈夫抓到过。
　　 生产队的粮仓，是队里的余粮和种子，仓库的钥匙都是由会计和保管各拿一把。粮食入库、出库，都是由会计和保管一块开关门。粮食要定期搬出来晾晒，以防霉变。每次晒粮，总会挑出一些鼠啃虫咬的或霉变的粮食。大伟发现这些粮食都让老李头拿回家去了，心想让这样贪心的人当保管，怎么能放心呢？这可是贪污挪用呀！可也没办法，听说老李头的一个侄子，在公社派出所里当公安，挺能撑腰。不过，大伟对老李头更加留心了。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大伟工作这样认真、实干，上级和大多数社员都夸赞，却得罪了少数人。对大伟的一些风言风语开始私下发酵。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铁姑娘队，是生产队的“娘子军”。原来的时候，男女同工不同酬，实行大伟的小组评估工分后，根据工作难度和工作量计工分，男女真正平等了，同工同酬了。铁姑娘队长桂芝，是一个活泼开朗，身材健美的女孩子，也是一个高中毕业生。干起农活风风火火，不亚于强壮男社员。大伟对工作负责任，有点子，深深吸引了桂芝，对大伟产生了爱慕之情。两个年轻人，因为共同的爱好，谈得来，处得好，自由恋爱了。那时候青年人的恋爱，不是那么浪漫，也不是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其实两个人在一起，也就是劳动时的默契，交流的投合。大伟在生产队记账，桂芝就在会计室看看有限的几份报纸和杂志，有时交谈一下对报纸新闻的看法。或者是织双手套、织条围巾。就这些正大光明的事情，被传得沸沸扬扬。有的说，大伟笔头子老是向桂芝的“铁姑娘队”弯弯，多计工分。有的说，大伟与桂芝作风不正，伤风败俗，说的有鼻子有眼。什么场院草垛亲见，什么会计室黑灯，还有的说桂芝去公社打胎了。流言蜚语，污言秽语，普天盖地。这些下作的手法，没有击倒两位年轻人，他们大大方方，一如往常，谣言不攻自破。
　　 一个夏天的晚上，天气异常闷热，桂芝陪大伟在会计室记完账，已经很晚了，俩人没打算回家，朝村外的大柳树走去乘凉。当路过生产队仓库时，大雨下了起来，大伟和桂芝赶紧到一个仓库屋檐下躲雨。雨越下越大，一时半会停不了，俩人正好说起了悄悄话。大伟向桂枝讲最近看的一本手抄小说《叶飞三下江南》。当他讲到侦察员潜伏在南京长桥下面，发现一个黑影在安装定时炸弹时，桂芝作了个噤声的手势，指了指另一个装粮食的仓库。只见那儿有手电灯光亮了一下，有一个人影，手里提着一个口袋，在墙根儿蹲了下来，接着听到刷唰啦唰啦的声音。大伟拉着桂芝悄悄来到那个人身后，问了声，谁？干嘛呢？那人听了，啊的一声，坐在地上。大伟上前一看，是老李头，正拿着一根竹杆，从一个墙洞里往外掏粮食。一切都明白了，怪不得粮仓的粮食老是亏空呢。老李头见是大伟和桂芝，一下子就跪了下来。向大伟求饶，保证以后再也不敢了。请求大伟别告发他。大伟十分厌恶地说，你恶习不改，监守自盗，本应该把你送进去。你也这把年纪了，做出这些没脸的事。说着就拉着桂芝气愤地走了。
　　 过了不久，老李头辞去了保管职务。人们也不知道老李头是何缘故。
　　 又过了不久，信用合作社招干，选上了大伟，成了“三不干部”，再后来，正式转成国家干部。大伟和桂芝也成就了和美的婚姻。
　　 （编者注：百度检索为原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