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4日，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杰出诗人、著名学者、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斗士、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闻一多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
　　 为纪念这位著名的“诗人·学者·斗士”和中国民主同盟卓越领导人,民盟随州市委筹备委员会以“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为宗旨，组织部分盟员来到黄冈市浠水县闻一多先生纪念馆。凭吊这位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
　　 关于闻一多先生，我最早是从教科书上读到的《最后一次演讲》，依稀还记得一些片断性的文字……“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不都在人民之前倒下去了吗？翻开历史看看，你们还站得住几天！你们完了，快了！快完了！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我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眼前……”
　　 那种激愤、铿锵有力的声音似乎一直在我的耳边回荡，我仿佛看到闻一多先生站在西南联大那个简陋的讲台上，一手握着拳头，一边慷慨陈词……
　　 后来，我读到了他的《红烛》。
　　 又读到了他的《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我是黄帝底神明血胤／我是地球上最高处來的／怕米爾便是我的原籍／我的种族是一条大河／我们流下了昆仑山坡／我們流過了亞洲大陸／我們流出了優美的风俗……
　　 闻一多先生是新月派杰出的诗人，他的诗永远闪耀着不灭的光辉，他创作的诗歌，描绘真实的社会发出铿锵有力的呐喊,呼唤真理与光明，表现出无限的爱国主义感情。
　　 闻一多是中国现代新诗的评论家。剖析中国新诗发展现状与前景，主张创新，追求艺术质量，他评点诗作，是非分明,尖锐而坦诚。 他是中国现代新诗的理论家。创立新诗格律理论，并勇于实践，为中国现代新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观看闻一多先生的生平，你会为他传奇的经历、渊博的学识、高尚的品格所折服！闻一多先生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上海）。
　　 1920年4月，闻一多先生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
　　 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 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
　　 闻一多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细观闻一多先生的短短的一生，经历过两次重大转折：
　　 1.由狂放归于沉静
　　 1912年，年仅13岁的闻一多从湖北乡间一户富裕人家来到北京清华学校，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1922年他赴美留学专攻美术。从考入清华到1925年留美归来这十余年间，闻一多基本是沉浸在艺术与文学之间，对政治只是偶有所涉。
　　 在回国近两年的时间里，闻一多耳闻目睹的都是阴谋、战争、屠杀，面对民族的巨大灾难，他再也难抑悲愤，发表了《贡献》《罪过》《收回》《你指着太阳起誓》《心跳》《一句话》等充满爱国激情和痛挞社会现实的诗歌。但火山喷发之后，他又备感无奈，最终走了一条文人的传统老路，躲进书斋，钻入故纸堆，成了对世事过问无多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
　　 2.由“自由学者”转为斗士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华里的 步行团。对社会下层生活的真切了解，埋下了他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使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
　　 闻一多的变化，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了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同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情况。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中关于全延安只有“四个警察”的记述使他印象极为深刻，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难怪在浠水——闻一多先生纪念馆，有那么多的中、小学生成群结队，对这位进步诗人、民主斗士顶礼膜拜，仰慕之情溢于言表。
　　 而我，作为民盟盟员和一个文学爱好者，则对先生有着更虔诚的，双重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