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丰富胡同19号，是老舍1950-1966年在北京时的住所。1966年8月23日那天，老舍就是从这里出走，自沉于太平湖的。
　　 临行前，老舍从容整理衣冠之后，手拿一本《毛泽东诗词》走出居室。走到院子里，看见四岁的小孙女在那里玩耍，他招招手，把小孙女叫到面前，拉着孩子的小手，要求小孙女说一声“爷爷再见”。天真的孩子哪里知道，这是和爷爷的永诀？她笑嘻嘻地说：“爷爷再见！”并向爷爷摇了摇粉嫩的小手。老舍满面凄然，怅然若失。出门后，一直向北，恍恍惚惚走到太平湖边，坐在那里读起了《毛泽东诗词》，凝眉深思。天黑以后，他头朝下，脚朝上投入了那一汪平静的湖水。水声巨响，浪花飞溅，太平湖吞噬了一代伟大的人民艺术家，激荡的波浪久久难以平静，隐没在黑沉沉的夜幕里。
　　 老舍去向不明，一夜焦虑的儿女，寻踪闻讯来到太平湖旁时，他已被好心人捞了上来，平放在地面上。他的嘴、鼻流着血。上身穿白汗衫，下身穿蓝裤子，脚上的黑色千层底鞋子、白色袜子等干干净净。他随身所带的那一本《毛泽东诗词》，浮在水面漂来漂去。此时此刻：1966年8月24日——中国著名作家、人民艺术家老舍在北京饮恨太平湖，终年67岁。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人。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先后任北京市方家胡同小学校长、天津南开中学国文教员。1924年去英国，在伦敦东方学院任华语讲师，1930年回国，任教于济南齐鲁大学、青岛大学。期间，写了大量长篇小说和一些短篇小说，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享誉国内外。抗战爆发后，老舍由济南转道武汉和重庆，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帮助下，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1944—1946年完成百万字巨著《四世同堂》，这是一部结构严谨、气势磅礴、饱含感情的民族抗争史。1946年老舍去美国讲学，1949年末回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给老舍注入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他相继写作20几个剧本歌颂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话剧《龙须沟》的问世使他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这些简要、明朗、清白的文字，绝对难以构成“人民艺术家”投湖自杀以殉道的动机。
　　 那么，老舍饮恨太平湖的原因是什么呢？
　　 诸多回忆录的情节描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语文知识词典》老舍词条写道：老舍“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不幸逝世。生前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由此可见，老舍是不堪凌辱和残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选择了一种悲壮而凄苦的自我葬礼，以文坛巨擘的辉煌生命，对邪恶和无端诬陷做出血淋淋的抗诉！正所谓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一个不可以用著作等身、蜚声海内外9个字来评说的文学巨星，没有在他坚韧战斗、奋力埋葬的旧世界里杀身成仁，却在自己火热讴歌、倾心建设的新世界里以死明志，后来者不禁冷气攻心，冰冷彻骨，痛感那个忧伤年代的可怖，似乎感到鸿篇巨著的字里行间，隐伏着令人心悸的杀机，舞文弄墨之时，如履薄冰。世态炎凉，人心冷暖的古人意绪如幽灵缠绕笔端。
　　 其实，姹紫嫣红的春天，也会有寒流袭来，阳光普照的寰宇，也难以驱除暗淡阴影。天道的辩证法演绎着世态百相，因而，人们有幸观赏埃斯库洛斯、阿里斯托芬的经典名剧，从而在记忆里播种洋洋洒洒的评论文字，化作朗照荒寒的警世恒言，让芸芸众生象金蝉子感悟佛法那样品味天道和人道的奥妙。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或者具有杨戬的那一只天眼，你就可以看到，在老舍饮恨太平湖的忧伤年月，学术自杀的文化名人并不鲜见。
　　 近读《作家文摘》胡戟所写《汪篯之死》一文，怵目惊心之余，甚觉扑朔迷离。
　　 汪篯是史学泰斗陈寅恪先生的学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20世纪50年代在中央党校学习两年，有党内红色史家之称。1953年，他以季铿的笔名发表了《唐太宗“贞观之治”与隋末农民战争的关系》一文，引用唐初实行“均田制”的史实，论证唐太宗“采取了对农民作相对让步的政策”，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光明日报社60年大事记（1949—2008）记载：“1965年9月22日《史学》（第315期）专刊发表孙达人的文章《应该怎样估价“让步政策”》。毛泽东主席看了，十分赞赏。”
　　 孙达人的文章强调：“伟大的农民战争冲破了封建罗网，根本改变了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才使农民获得了自由。相反，在农民战争失败之后，新建政权的‘让步政策’实质上恰恰就是剥夺农民夺得的这种自由，重新束缚农民。”
　　 显然，《应该怎样估价"让步政策"》与《唐太宗“贞观之治”与隋末农民战争的关系》两篇文章之论点截然相反，针锋相对。汪篯先生不是轻易违心认输、投降的学者，他强烈地为“让步政策论”作辩护。时人认为这是史学领域内司空见惯的学术争论。
　　 据《光明日报社60年大事记》及相关文史资料记载，毛泽东主席比较爱读《光明日报》，读得非常仔细，非常认真。尤其爱读几个专刊。大概是因为这些专刊经常发表学术、理论文章，能够反映较多的学术思想信息。他所注意的这些文章之作者，不乏誉满全国的年长学者，也有许多初出茅庐的后起之秀。
　　 1959年1月，郭沫若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上发表的《读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中，首先提出为曹操翻案的问题。2月19日，《光明日报•史学》专刊第152期发表了翦伯赞撰写的《应该替曹操翻案——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这篇文章讲到：曹操“一贯地把统一中国当作自己的政治使命”和他的征讨对于以后西晋统一所产生的作用。文章认为：“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而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毛泽东主席看了翦伯赞的文章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西晋的统一铺平道路。”“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还不敢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1965年9月，翦伯赞、范文澜等人任《光明日报﹒史学》专刊主编时，刊出孙达人《应该怎样估价"让步政策"》一文。翦伯赞说：“不能一见农民起义就大谈让步政策。让不让，让多少，要依战斗双方阶级力量的对比而定。”（翦伯赞：《初步意见》）这一段引文表明，对于“让步政策论”，翦伯赞不肯无条件接受。毛泽东主席读了孙达人的文章，十分赞赏，并于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说到他对这篇文章的看法。
　　 1966年3月下旬，《红旗》杂志上刊出了戚本禹等人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应当批判》，把“让步政策论”的发明权归之于翦伯赞，使翦伯赞惊诧莫名。其实，此地无银三百两——戚本禹派人查阅了资料，“让步政策论”的发明权归之于陈伯达。“只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是毛泽东主席的著名命题。陈伯达作出的补充命题是：在农民起义推翻了旧王朝建立了新王朝之后，鉴于旧王朝因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而招致祸乱，便不得不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因此获得经济的复苏——这就是所谓让步政策。“让步政策论”既然是当时理论权威所提出，深刻影响着史学论坛，所以，凡是论述农民起义历史作用的，大部分依循这个基本观点。有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还把让步政策的前因后果概括为一个简化公式，凝固成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可更改之轨迹。
　　 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之社论，称：“他们叫嚷反动阶级的所谓‘让步政策’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把劳动人民和农民战争的伟大作用一笔抹杀……是史学界里的保皇党。”“这些‘权威’，有的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的堕落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边缘。”史学界的正常学术论争改变了性质，上纲上线，变成了冷峻的政治问题。汪篯先生所享有的红色史家之美誉，霎时烟消云散，变戏法似地成了“史学界里的保皇党”，坚持“让步政策论”的“权威”，在方兴未艾的“红卫兵运动”中被抛入“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行列，受到错误批判。汪先生深深陷入不能自拔的学术困境，出路在何方？他的灵魂在烈焰中挣扎，凛冽肃杀的人文环境窒息了他的学术生命，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学术自杀——那篇社论发表之后两三天，连续服安眠药数日，6月10日，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汪篯先生看不到希望，知道自己熬不过凌辱加身的凄惨日月，以熠熠生辉的生命代价捍卫了史学学术领域的纯真和尊严——这个无比昂贵的代价令人心碎！
　　 《应该怎样估价“让步政策”》一文，对农民战争的作用作了更充分的估价，认为社会的进步是农民战争直接作用的结果，并非“迫使统治者让步所致”。当时应者寥寥，然而，毛泽东主席赞赏这个史学研究的新观点。刚刚30岁的作者因此享有一时之殊荣。可是，在那个骚动不安、激情燃烧的年代，明朗的世事忽然混沌而芜杂，迷茫而微妙，孙达人先生并没有因为《应该怎样估价“让步政策”》赢得的盛大赞誉而幸免于厄运。
　　 据陕西方志和陕西师范大学有关校史资料所述，1935年，孙达人出生于浙江富阳市新登镇古竹坞的一个小山村，幼年丧父，母亲另嫁，由祖母——一位普通的农家妇女将其养育成人。195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孙达人，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3年后，又被调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来陕不久，孙达人被下放到贫困的陕南山区劳动。60年代末，为了进一步扩展自己对农民史的研究，孙达人把陕西省图书馆、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的陕西地方志及相关资料全部通读。正在他踌躇满志之时，“文革”开始了，孙达人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无端的人身和精神攻击，辛苦多年积累的珍贵历史资料，也被“抄家”的红卫兵毁于一旦。最为凄惨的是，相濡以沫的前妻受到株连，不堪诬陷迫害，含恨自尽。但是，孙达人的信念没有破灭，他顽强地活了下来。“文革”刚过，又投入到了对农民史的研究。
　　 1983年，中央的一个工作组来到了陕西师范大学，与孙达人单独进行了谈话。过后，他忐忑不安地找到了学校党委书记说：“你了解我，我想搞一搞业务，希望你替我向有关部门说一说。”这次考察后不久，陕西省人代会召开了，孙达人被推选到了领导岗位上。他服从了组织上的决定:担任陕西省副省长，分管文教、外事、旅游工作。
　　 虽然离开了讲台和史学研究，但是，孙达人并没有放弃对农民问题的关注。他只要有时间还回学校给学生们讲课，还常常要到农村去走走，三秦大地上，无论是小康村还是穷乡僻壤，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孙达人的思想中，这样的观点越来越明确：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是农村现代化。要使人口众多的农村实现现代化，其任务之艰巨是难以恰当估价的。就改变中国面貌、迅速提高中国人口素质而言，他认为，目前最重要途径是大力推行农村普及教育，尤其是中等教育。
　　 1985---1988年，孙达人两次书呈陕西省委并转中组部，提出辞职要求。1991年，他第三次面呈陕西省委，自己也到中组部提出辞职申请。组织上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同年岁末，他离开工作、生活了30余年的黄土地，回到阔别30余年的故乡，在杭州大学拿起了久违的教案。迄今为止，孙达人先生已撰写出《中国农民史的价值和意义》（《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6期）、《论宏观与微观的衔接》（《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中国农民变迁论》（1996年1月，中央编译出版社）等专题论著。
　　 一轮秋影转金波，危亭残棋，朦胧山色，思如絮，往事哪堪回首。把酒问嫦娥，被白发，欺人奈何？
　　 老舍、汪篯、孙达人夫人等等，一个个逝去的冤魂重返人间。冤魂无语，明月有痕。对月长啸，临风浩叹：学术自杀剥夺了他们的生命，他们以自己的鲜活生命驱除了沉重的学术暗影，如同悬挂高空的寒月，给人间遍洒清光，照亮纵横沟壑，山川道路，使行路人明辨前进的方向。
　　 莫说气吞万里如虎，世事若梦，人生几度秋凉？休言横槊题诗，登楼作赋，万事空中雪。是非成败随风去，敢夸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实践检验真理，春秋笔法昭示人心，最终还是历史说了算数。因此，“世路如今看惯，此心到处悠然”便是对学术自杀的绝妙祭奠，也可以说是常人难以企及的至高境界。
　　 汪篯先生的恩师陈寅恪老先生进入了这样的至高境界。
　　 陈寅恪老先生似乎谁都看不惯。袁世凯当大总统，他讥为巴黎选美：“花王哪用家天下，占尽残春也自雄”。张群组阁，他讥为妓女作秀：“催妆青女羞还却，隔雨红楼冷不禁”。国民党长江防线失守，他幸灾乐祸：“楼台七宝倏成灰，天堑长江安在哉”。如果认为这是恋新怀旧之情结，就是误解了大师的深层寓意。
　　 陈寅恪老先生在回忆洪宪称帝之事时，曾经说过，当时不少文人都对袁世凯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让他深为道德的沦丧而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君主还是民主，这在许多人看来是至关重要必须力争的，而陈寅恪以为其次。如此看来，德高望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学贯中西的陈寅恪老先生看重的是道德，是人品，是气节。换言之，无论政治倾向、才能、学问如何，价值取向的核心是道德，是人品，是气节。
　　 一个学界泰斗、历史学家的人生价值取向，在《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得到生动而精彩的诠释。他谈到这样一个历史惯例：但凡新旧交替之时，总有人占便宜，也总有人吃大亏。那些乖巧的小人，“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而那些刻板的君子，则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为什么呢？因为其时新旧道德标准和新旧社会风气“并存杂用”，有的人善于适应环境，而有的人则无此“乖巧”而已。
　　 ---此处无声胜有声。
　　 谨以此文，为学术自杀祭。
　　
　　 201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