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人人都有一个梦。梦里有天堂。
　　 ——题记
　　
　　
　　 若在四十年前，走进石板头，你问大食堂在哪，三岁小孩都会指着老街的方向告诉你：“大队部，北大院。”
　　 其实，那时的北大院也不是食堂，而是用机器加工米面的地方。一风吹，小钢磨，从早到晚轰隆隆隆，几个身穿蓝大褂、头戴白帽子的女社员在机器旁忙碌着，鼻孔、眉毛白花花的沾满了粉尘。
　　 大袋的麦子、玉米，小篮的谷子、黄豆，在院里排成歪歪斜斜的长队。
　　 唠着闲话的小媳妇、老太太，满院疯跑的孩子。
　　 也不知谁起的头，明明是碾米磨面的地方，偏偏叫大食堂。
　　 老村主任吴连才坐在墙根晒太阳，他已经九十一岁，却耳不聋眼不花，牙齿还留着几个，慢腾腾地说：“五八年大跃进时，这里是个食堂。”
　　 “那时村里有三个食堂，这个最大，七八百号人吃饭！”坐在旁边的退休干部张有富七十二岁了，补充说。
　　 他们身后的土墙上，白色的灰皮大部剥落，上半截有标语，红漆书写，斗大的宋体字依稀可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这是陈玉开的笔迹，那年，陈凤吉当村主任。”老吴说。
　　
　　 一．陈凤吉和他的“互助”时代
　　
　　 早年间，村里有家铁匠铺，主人名叫陈凤吉。
　　 铺子在村南，迎路的山墙挂张白铁皮，用黄漆涂着一个斗大的“吉”字，两间铺面，向阳，屋正中砌个火炉，齐腰高，旁边架台风箱，呼嗒呼嗒，炉堂内呼呼声起，火苗飞窜。老陈用长火钳将烧得通红的铁块从炉中夹出，放在铁砧上，小铁锤叮当一敲，儿子久长便抡起大锤，咚咚铛铛，狠劲击打，小锤子就像指挥棒，前后左右不停地变换着敲击的方向，大铁锤便随之改变着敲打的位置，一边锻打，小锤还不停地穿插进去，修改着关键部位，很快，在铁块由红变黄由黄变灰逐渐暗淡的时候，方铁块变成了圆铁棒，大铁坨变成了薄铁片，任何坚硬的铁件在他们手里，就像玩泥巴一样随意揉捏，变方，变圆，变短，变薄，变尖，变长……
　　 门口经常有一堆孩子，尤其在寒风凛冽的冬季，一个个小脑袋挤在一起争着朝门里探望，看那火炉里像蛇信一般喷出金黄的焰火，看铁砧上那红艳艳的铁泥巴怎样从铁匠的手下一会儿变成一张锨头，一会儿变成一把镰刀，一会儿变成一条索链，一会儿变成一根细长细长的大铁钩，然后被钳子夹着落到墙角的水桶里，随着嘶啦啦咕噜噜的滚沸声，白雾便笼罩了整间屋子。于是，“呜哇”一声，毛头们惊呼起来。铁匠不耐烦，朝门外跺下脚，“一边玩去！”小孩子们又“啊”地一声，散了。
　　 陈凤吉主要打制一些小型物件，锨镢锄镰、斧头剪刀之类，换小米养家，几乎天天有活干，加上四五亩山地，冬种麦，夏种谷，在正常年景，倒也过得去。
　　 民国三十年，林虑大旱，本来就贫瘠的山区，夏麦枯，秋谷死，颗粒无收。家家关门闭户，三五成群地踏上了逃荒的山道。有歌谣唱道：
　　 咱林虑，真苦寒，
　　 光秃山坡旱河滩。
　　 雨大冲得粮不收，
　　 雨少旱得籽不见。
　　 一年四季忙到头，
　　 吃了上碗没下碗。
　　 也就是在此时，陈凤吉的铁匠铺停了工。
　　 正是秋冬之季，万物萧疏，山野已经没有什么可填肚子的食物，石板头的村民遇到了真正的荒年。铁匠把仅有的几升麦种洒到了地里，企望来年有成，又将十二岁的大闺女香儿童养给观台村一家姓秦的，以减少负担。然后锁了铺门，挑起风箱、铁砧，领着一家老少十口人，向山西方向乞讨。每到一处，就支起小火炉，他拉风箱，久长操锤，给人家打制针锥，修补铁锅，换几口剩饭或两碗玉米。就这样有一顿没一顿地逃到了山西武乡。
　　 武乡也是山区，高坡低岗连绵不断，满山遍野长满了蚂蚱腿子、荆条、酸枣、山羊草，这里地多人少，当地人靠山吃山，生活不算富裕，但也未闹过大的饥荒。由于地势高寒，秋分刚过，西北风就嗖嗖地来了，昼夜不停，吹得人透心凉。铁匠一家靠给人打短工，换点米面，或者土豆，勉强度日。
　　 冬至那天，香儿突然从老家赶来，哭得死去活来，说是在婆家备受虐待，说啥也要跟爹娘死在一起。老伴见女儿可怜，想留，铁匠摇头：“多张嘴不好养活，还是让她回去吧。”他和久长连夜赶工打制了十几个针锥子，“拿着吧闺女，路上能换碗饭吃。”女儿抹着眼泪走了，铁匠心如刀绞，对久长说：“儿啊，这要饭的路，可不能走啊。”
　　 这年春节，他们住在一座破庙里，初夕之夜，寒风呼啸，大雪封门，远方传来零星的鞭炮声。全家人围在一起，冻得睡不着觉。大年初一，乞讨无门，一家人连顿稀饭都没有喝上。
　　 就这样饥一顿饱一顿，好不容易熬到夏天。其间，陈凤吉的父母因水土不服相继去世，一个孙子也病死了。剩下七口人，个个皮包骨头。一天，陈凤吉听说老家去年秋播下的小麦长势不赖，赶忙带家人往回返。又是一路乞讨，走了七八天，回到了石板头。
　　 此时，麦子刚刚泛黄。陈凤吉等不及熟透，便割下搓麦籽，推成“碾转子”（麦片）接济生活。因怕把饥肚子撑坏，每顿还不敢多吃。就这样，一家人熬过了荒年。
　　 民国三十二年，林虑山地面已是共产党的天下。当时，区政府在二十里外的秦家岗设有“修枪所”，专门为八路军修理枪支。陈凤吉闻知，喊上羊洼村的铁匠周二，跑去参加。两人很快建起一座烘炉，叮叮当当干起来。修理的东西大都是前线淘汰下来的武器，长枪有“土金钩”“汉阳造”“大盖板”，短枪有“驳壳枪”“撅把子”，但无论哪种，都难不住这哥俩。他们用铁架支着一个石磨盘，人工摇着就可以给一根铁棍钻眼当枪筒，装出的枪结实耐用，射程还远。由于不惜力气，活又做得好，两人受到区长粱永德的赞赏，完工后，都做了本村村委会主任。
　　 此时，土地改革开始了。
　　 对于石板头村的农民来说，土改的最大好处就是手中有了土地，像放羊工田锁、张文艺，像长工老邦、二木愣，除了几间破房，哪里有过一抷土？现在平展展的几亩地出现在面前，那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千年铁树开了花。也许这好利来得太快太突然，像做梦似的，许多人面对属于自己的这些田地，竟有点不知所措。
　　 过去给财主扛长工打短工，除了干活，每天三个饱一个倒，像农具种子问题根本不用操心，东家的库房里一应俱全。现在问题来了，不是缺耧犁，就是少锄耙，要么就是没牛短驴，人手不足。眼瞧着那一片片土地要撂荒，老陈急了。
　　 他带领全村人组织了拨工队，我帮你耕一天地，你帮我拉一天耧；我借你用一天牛，你帮我撒一天粪。人工换人工，牛工换牛工，人工换牛工，女工换男工，自愿结合，等价交换。这办法还真灵，很快解决了农户的燃眉之急。张文艺高兴极了，编了段顺口溜，很快流传开来：
　　 拨工队，自由碰，心合眼，居住近。
　　 你来干，我还工，驴啃脖子工拨工。
　　 不记工，心里明，两三天，就兑清。
　　 学技术，增感情，强弱户，都称心。
　　 石板头村的拨工队解决了农耕大问题，被梁区长作为先进典型在全区推广，有人还编成了歌谣：
　　 换工呀，互助呀，
　　 快来呀，参加吧，
　　 一块做活多热闹，
　　 多做活来不疲劳。
　　 ……
　　 随着歌谣的传唱，陈凤吉也出了名，方圆百十里都知道，陈铁匠是个有办法的能人。
　　 接着，陈凤吉又在村里成立了互助组，由几户或十几户农民，按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起来，共同劳动，换工互助，集体劳动的规模更大了。到1956年，在政府的倡导下，他将互助组扩大成初级社，又由初级社发展到高级社，成为全区的先进典型。
　　 陈凤吉能干，敢干，却有个毛病，就是炮筒子脾气，直肠子说话，容易得罪人。得罪个别群众是小事，得罪领导就麻烦了。
　　 这年冬天，他去城里开会。会场在县委对面的招待所里，期间，主抓宣传的武县长说：
　　 “领导想听听同志们的意见，大家座谈一下，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尽管提，言者无罪。”
　　 陈凤吉第一个站起来说：
　　 “百灵鸟叫的好听，但不解决实际问题，老叫驴叫的难听，但又能拉犁，又能拉磨，农民都喜欢。我不会学百灵鸟叫，愿做老叫驴和政府讲几句知心话。”
　　 说到这儿，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年抗旱种麦，因旱的厉害，种下的麦子出的七齐八不齐，县里张书记过来检查，见此情景，马上指示，犁掉重新播种。他赶紧照办，组织社员又犁又铲，正干得欢，刘县长也来检查，看到铲苗，火了，不问青红皂白就怼他一顿，让立即停工，改为保苗补苗。“你们领导不一致，叫俺们群众咋整？”陈凤吉说话风趣幽默，又十分中肯，在会议上引起轰动。但武县长的脸却顿时黑了下来。
　　 没过多久，整风运动开始了。石板头中学校长陈玉开被批斗，牵扯到了陈凤吉。有人揭发说，当年土改时陈玉开逃避斗争，是陈凤吉通风报的信。于是，新账老账一起算，他在县里的发言也被说成是恶毒分裂党的领导，在村里进行批斗，并把他内定为右派分子。好在当时梁永德是专区委员，听说了此事，极力从中协调，才算把他从右派名单中划掉了。但村主任是干不成了，副主任吴连才接替了他的位置。
　　 石板头村的“陈凤吉时代”到此结束。
　　
　　 二．吴连才办食堂，粮食没了
　　
　　 论资历，吴连才也算是解放初期的老村干，四十多岁，矮胖的个子，小眼，扁鼻，大嘴巴，能说会道，用村里人话，叫彭城的夜壶——好嘴！无论干什么，眼睛都好盯着上边，只要领导中意，他什么事都能干出来。土改时斗争陈玉开，他本来想立个头功，带着民兵去抓人，谁知天不遂人愿，陈玉开跑了。后来得知，是陈凤吉走露了风声，反右时，便偷偷奏了一本，结果，陈凤吉下台，他上位，也算达到了目的。
　　 那是一九五八年八月，林虑山发生了一件大事，全县五十多万人，五百多个初级社，一夜之间合并成九十六个高级社，十天之后，又一跃成为十五个人民公社。变化之快，让善于察颜观色的吴连才都感觉跟不上趟。
　　 数十年后，谈起此事，吴连才依然满脸兴奋：“啥叫跑步进步共产主义？那就是！”说着他又补充说，“财产归公社，全民所有制，一天等于二十年，那变化，真的是翻天覆地，旧貌换新颜。”
　　 没几天，他参加了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会，县长亲自作报告：
　　 “全县实行供给制，按照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农民的吃饭要包下来，今年包吃，明年包穿。”
　　 台下沸腾了，台上的县长也热情洋溢，他列举了人民公社的十大优势：
　　 “第一，每人每年发布料十三点五尺，棉布一斤，社员穿衣达到一年一单，两年一棉，实现人人有衣穿。
　　 第二，吃饭不要钱，全民公费医疗。
　　 第三，男女婚娶，每人补助二至三元，休假两天。
　　 第四，每个大队建有妇产院，产妇享受四十五天产假。
　　 第五，街道小队建立托儿所。
　　 第六，建立幼儿园。
　　 第七，建立敬老院。
　　 第八，各大队小队成立文工团俱乐部。
　　 第九，各生产小队建立理发室和澡堂，每个社员都能免费洗澡理发。
　　 第十，社员死亡由公社包葬，学生上学不出钱。实行九年一贯制义务教育。”
　　 这该是一幅多么幸福美好的生活蓝图啊！
　　 但真正实行起来，却有无数的事情要做。首先第一步就是吃饭问题。
　　 吴连才回到村里，连夜召开群众大会，宣讲政策，提出办食堂，“合锅吃饭”。当场有人反对：“还是自家做饭随意。”
　　 “是啊，那么多人挤在一起，能吃好吗？”
　　 吴连才瞪大眼睛，高声说：“为啥办食堂？解放妇女啊。”他指着台下正在议论的一群妇女，接着说：“你们不用在家烧火做饭了，和男人一样参加大生产，一样挣工分。”
　　 他是这么想的，上面领导也是这么说的。食堂就像心脏一样，有了它，人民公社才有生命。
　　 张有富当时才二十出头，许多细节自然记忆犹新。
　　 他刚调到县委会，机关已实行供给制，在机关吃饭不掏钱，下乡到村里的公共食堂，就需要“顿饭证”。证上印着“县内有效”，“只要不出县界，到任何地方都饿不着。”他笑着说。“那时机关还设有‘无人售货处’呢，里面有牙膏、牙刷、香皂，让自己取东西，自觉往箱内放钱，结果许多人把东西取走了，箱内却不见钱。后来，箱子也不见了。”
　　 石板头村的食堂以小队为单位，九个生产队，办了九个小食堂。
　　 一小队食堂在大队部的北大院，离老邦家最近。很快，他家的街门被摘去了，做了切菜的案板；两口大缸也被抬走了，和其它户的十几个水缸一起，排列在食堂大院；社员们献出蒸笼、马勺、水桶、大锅、大盆、大笊篱，最重要的是，还有常年积攒下来的粮食……
　　 粮食，对山里的农民来说，比命都金贵。
　　 过去的林虑山区，十年九旱，灾荒频仍，百姓历来就有“耕三余一”的说法，农户每年都会省下三分之一的粮食以备灾年。刚解放那几年，耕者有其田，生活安定，家家户户都积攒下不少粮食，如谷子、麦子、大豆等等。一九五三年，政府搞“统购统销”，要求农民卖余粮，卖出去后，多数人家剩下的粮食依然够过一年半载。这一次，搞公共食堂，很彻底，各家各户必须把粮食全部“共产”，老邦是贡献最多的一家，他献出了三千斤小麦，两千斤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