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八之后，春节的脚步愈发近了。城里的年货大街建起来，大红灯笼挂起来，大大小小的超市里挤满了人跟货，穿梭的车辆匆忙地在路上跑，回家的心情更加急切。
　　 一个熟悉的声音从窗外飘过:“严禁燃放烟花爆竹！严禁燃放烟花爆竹！”
　　 大年三十，快要到了……
　　 这使我像许多人一样，想起了童年，想起了小时候在乡下所过的那些年。
　　 乡下的年，大抵也是从腊八开始。腊八这天，母亲剥了包谷，喊我跟大姐推大磨，把黄灿灿的包谷磨成大包谷米，再掺些大豆、黄豆和小豆，拽了几个干瘪的红枣，又切了两个萝卜和蔓菁，熬了一锅香喷喷的腊八粥，用画了两道蓝圈的土碗盛了一碗递给我，指着门前的那棵大柿子树:“去，把柿子树喂喂，树吃了粥，来年柿子才结的密，树上的雀鸟，也要吃了粥过年。”
　　 按照母亲的教导，我爬上柿子树，将这碗粥在树枝桠上抹了一些，又哧溜下来，把另半碗倒在树根的四周。还没离开，那树上的喜鹊便叽喳一声，叨起一砣粥飞进树顶的巢，一群麻崔闪过一片黑，那树根的粥便不见了踪影。母亲笑着说：“就是要让雀鸟吃，雀鸟也要过年呢。”
　　 父亲操心的是过冬的柴。门前屋后的山坡上，是父亲一手留下的桦栗树，都是碗口粗细，父亲平时不舍得砍，只在几里以外的安沟熊洞洼，或者在茅草坡的大山梁上，趁着放羊的便，打些柴火扛回来。但现在要过年了，门口的桦栗树，也要砍几棵，干柴湿柴搭着烧。母亲烧湿柴，吹火筒吹坏了好几个，眼睛也熏得麻麻糊糊，父亲心疼母亲，要在过年的时候，多弄些柴，在屋檐上靠墙齐齐地码起来，堆一大堆，干着。
　　 母亲着急的，却是案头上那堆花花绿绿的布。母亲要帮一河两岸的亲戚邻居们，把这些布做成衣服，给孩子们过年穿。父亲在郧西给母亲买了一台“大桥”牌缝纫机，母亲裁缝的手艺便发挥了作用，经常有人拿来布，请妈做衣服。这过年了，大人不穿新衣服可以，小孩子不换新衣服不行，再艰难，也要给孩子们换个新，于是母亲收了一堆布，一个个答付着，赶年前做出来。母亲给亲戚邻居们做衣服，从来不收一分钱。母亲说，都是乡里乡亲的，谁还不铪谁帮个忙啊，收钱，情分就薄了！
　　 母亲连树叶带糠皮煮了一锅猪食喂了猪，撤了一捧从包谷尖上剥下来的碎包谷籽儿喂了鸡，又搅了一锅浑芋糊汤张罗一家大小吃了晚饭，便点个煤油灯儿，叫大姐照亮儿，一边咳嗽着，一边做衣服。
　　 母亲用划石粉左量右比地划了线，熟练地裁了一件，放在一边；又裁一件，放在一边。一连裁了三件，便叫大姐照灯，搬开缝纫机头，坐上凳子，脚踩踏板，缝纫机便“踏踏踏踏”地转了起来，线梭子抖得欢，那缝纫针也是鸡啄米似的直点头，母亲咳嗽着，拉住手上的布，让手上的布，该直跑的直跑，该跑弯儿的跑弯儿。她晚上要把裁了的三件，都做出来。
　　 大人都在忙年，我也要做自己的活儿。看母亲的裁缝案子空着，我便裁了红纸，就着母亲做衣服的煤油灯，开始给队上的几家邻居写对子。我还在上小学，哪会写对子啊！这里写对子的，只有佘老师、冯老师和蔡老师，王老师偶尔也写几副。只是从去年开始，父亲便命我自己写，说上了学，无论写的好坏，都该自己动手。我遵了父亲的命，磨了墨，歪歪扭扭地写了两副，一副是“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一副是“幸福不忘毛主席，翻身全靠共产党”，队上的看了，说还行，今年便买了红纸，找我写。
　　 风从门缝里呼呼地吹进来，刺骨地冷。清鼻子不争气地往下滴，手指冻僵了，毛笔不听使唤，那字愈发难看。母亲停住踩踏，咳嗽一阵，转身对我一笑:“你看你脸上的墨汁，成花脸猫了！”
　　 腊月二十以后，日子一天比一天快。父亲把队上的羊照料得妥贴，夜夜上包谷杆儿。队上卖了一批，没了大奶和小花，剩下的这群羊照旧吃草，吃饱了照旧抵架，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门口的柈子柴，一块一块的，码了老高，杀猪，磨豆腐，炸老鸹头的柴是不缺了，差不多还能管到明年春天。父亲便跟母亲商量：明儿请几个帮忙的，把猪圈里的那头香猪杀了吧。
　　 队上的劳力，个个都是杀猪帮忙的好把式，父亲和大哥自然也不例外，不仅能帮忙，而且会操刀，杀起猪来，庖丁解牛一般。年年风里行雪里走起早摸黑地去帮人杀猪，无论是本队的外队的，还是陕西的湖北的，父亲都不要一分工钱，只把那猪脾拿了回家喂猫。妈舍不得喂猫，便与萝卜一起炖一吊罐，我和弟妹们吃得喷香。
　　 现在轮到自己杀猪了，周围的邻居便想还这个人情。一大早，全富、全喜各自担来一挑水，倒进大锅接着挑，宝德叔扛来了自家的木盆，银德叔也抱了一抱葛藤，梆肉用。大均在码脚上发了锯子，跟大发一起一个上锯一个下锯，一会儿就把道场上那堆还没锯完的桦栗树锯完了，劈成碎柈子，在屋山头另码了一堆。
　　 母亲烧开了水，大成和几个年轻人便进圈抓猪，抱头的抱头，捉脚的捉脚，提尾巴的提尾巴，猪嚎叫着，不肯出圈。母亲站在窗口，透过被风吹得一晃一晃的窗户纸往外看，心里不忍，眼闪泪花，自言自语道:“猪啊猪啊你莫怪，你是阳间一碗菜。”我也要出去看，母亲一把拉住我藏在身后:“小孩子，不准看！”
　　 人多果然手快，不到两遍烟的功夫，那猪便杀完了，吊边的吊边，翻肠的翻肠，吹猪尿泡的吹猪尿泡，军德叔倒了水，帮会德叔把那猪肉一块块抺了盐，腌在我们自家的那口磨盆里。妈喊我和大哥:“饭快好了，赶紧去把队上的都接来，吃杀猪饭！”父亲一手拎一只猪腿，一手拎一块礼吊儿说：“今年你安沟三爷和樊家表伯没喂猪，你俩给他们一家拿一块！”又补一句:“都请来啊，吃杀猪饭！”
　　 又有邻居拿来布请母亲做衣服，缝纫机不停地响，母亲天天熬到半夜，那案头的布却只增不减。鸡叫头遍，被窝怕是还没暖热，母亲便端着煤油灯，看泡在水桶里的黄豆涨透了，便喊我跟大姐:“快起来，推大磨！”我和大姐睡眼惺忪地抱着磨杆，母亲也抱了一根，一边用勺子窊黄豆填进磨眼儿，一边一起使劲往前推。随着大磨的转动，那豆浆羊奶般地往外流，母亲赶忙拦住，连稠带稀装进盆里。
　　 滤了渣，点了浆，长了豆腐皮儿，就成了一锅白花花肥嘟嘟的豆腐脑儿。母亲把纱布铺在筛子里，把豆腐脑儿包了，用一扇小磨压着，过年的豆腐就做成了。队上分的黄豆少，也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豆腐。
　　 木盆里的酸浆，还在冒着热气。母亲把床上的被子拆了，泡在酸浆里，又找来弟妹的脏衣服泡在一起。母亲要用这酸浆，把衣服被子洗个头道，这样就节约了清水。冬天没水吃，门前的那口井已经干得见了底，阴坡洼的那个水潭结着厚厚的冰，用斧头冰凌四溅地砍开了，下面的水也舀不了半桶，还有一些树叶和泥浆。耳爬和苇子园抢水的人多，接一桶等半天，我和大姐还抬不回来。所以母亲用酸浆洗，洗到鸡子进笼，天上开始飘起雪花，那酸浆早冷了，母亲的双手冻得通红，捶捶背，又是一阵咳嗽。
　　 那年闰年，小年那天，母亲做了十三个饼，又做了八九个平时吃不到的菜，一字儿摆在锅台上敬灶王爷。净了手，跪在灶门上，点着三张纸，母亲嘴里念道:“灶王爷，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见父亲推门回来，慌忙叫我把饼子和菜端上小桌，喊一家大的小的都吃饭。
　　 许是没有发现，父亲并没责怪母亲。吃了饭，架了一炉柴火，泡了一壶酽酽的茶，又烤了几匹烟叶揉碎装进烟包儿，便坐在火炉边儿做煤油灯儿。过年要把每间屋都点的亮亮的，板柜上要放灯，灯笼里要放灯，上坟要送亮儿，羊圈、猪圈上要点灯，就连门前的水井上，也要送一盏灯去。灯的用量大，父亲就自己做，找瓶盖儿，规灯芯儿，搓灯捻儿，准备齐了，过年用。
　　 窗外的雪大起来，雪粒儿把窗户打得哗哗地响。父亲边做煤油灯，边讲他当年为什么没跟李先念的队伍走，讲他如何把土匪追到了西坡梁子，讲他到大寨参观握住的陈永贵的那双手。我们兄妹个个伸长脖子听古今似的，虽然已经听了多遍，但却一点也不瞌睡。炉火暖暖的，还想听下文，父亲拍拍我的肩膀:“走，照亮儿，到羊圈上包谷杆儿！"
　　 渐渐地有了鞭炮的响动。先是前头屋放一个"嘭”地一声；再是银德叔那边放一个“啪”地一声；过了一会儿，南坡上又“啪”地一声。站在雪地里，我呆呆地想，前头屋那个炮，可能是四娃放的；小叔那边的炮，可能是冬娃放的；南坡上那个炮，可能是三叔或者四叔家里的哪个兄弟放的。连续几天，那炮在马家坪东响一声，西响一声，这家放一个，那家放一串儿，一天比一天多起来。
　　 我心里猫抓似的，手上直痒痒，要是有炮放，该有多好呀！便找了铁丝、针头和皮筋，自己做火炮枪玩。父亲见我想玩炮得很，便到湖北代销店涂伯那儿买了一挂“万字头”和两封小鞭炮，在“万字头”里拆出几个奖励我:“好好给人家写对子！这炮三十吃团年饭放一卦，正月初二送年放一卦，这卦万字头，正月初一出天星放。”用报纸包了，放进竹筐，说挂在灶头上炕两天。又拍拍我的头，告诫我：“照护着，不许你们偷着放！”
　　 腊月二十八，母亲给耳爬大姑做完了大襟掛子，便跟父亲商量:“别人的衣裳快做完了，咱家也给几个娃子做件新衣裳吧！”父亲想了想，同意了，在箱子里翻出一年的布票，到王家干老那儿扯了布，灌了煤油，称了盐，办了年货，交给母亲时说:“忙一年到头，你也做件新的吧！”母亲看看布:“我就不做新的了，倒是要省下布，给大清那几个娃儿做几件。”
　　 几只锦鸡在门前的桦栗树林里跑，雪地上的爪子，带出一些树叶。母亲抓一把包谷从花坛上扔出去，说雪地里找不到吃的，这锦鸡想是饿了。屋山头的竹园，几根竹子被雪压倒了，斜斜地压住栏杆，母亲给队上喂的那头老母猪，便伸长脖子，哼唧着啃竹叶。母亲叹息一声:“过年了，把剩下的糠皮和包谷米都煮了，也叫你吃点好的。”
　　 陈大伯拿红纸来，叫我给他家写对子，我拉住他的胳膊，央他：“大伯，你给富娃扎的灯笼，好看得很，给我也扎一个吧？”陈大伯答应着，划了篾子，也给我扎了一个圆圆的绣球模样的灯笼。
　　 缝纫机嗡嗡着不停地响，到了腊月二十九的下午，案头上的布终于做完了，母亲咳嗽一阵，站起来，伸伸腰，捶捶背，把缝纫机头合住，挪到屋角。
　　 掌灯时分，母亲按按盆里的面，已经发了，便抱了干柴，烧了灶，嘱咐大姐坐在灶门掭柴禾，自己在锅里倒了麻油炸老鸹头，还炸了圆子和豆腐，那队上分的麻油虽然不多，但过年还是要炸点炸货，麻油炸出来的炸货香得紧。
　　 我给父亲帮忙，围着火炉坑儿糊灯笼，陈大伯给我做的灯笼，也一起糊了，再化点洋红洋绿，照着刘家小叔教我的样子，在灯笼上画几株竹子和干枝梅，又叠了红纸绿纸，给灯笼做穗子。雪花从窗户飞进来，转来转去地不化。父亲见糊灯笼的糨子还剩下半碗，便揭了几张皮纸，把窗户糊住。
　　 三十那天一早，父亲扫了门前屋后的雪，扫了通向耳爬和刘家小叔家的路，连大洼口通向湖北的路，也扫出了两三里。给羊圈上了一梱黄豆杆儿，洒了一碗盐水，父亲喊母亲:“赶紧搅糨子贴对子！”我拉着对子的一角，帮父亲把两副大门和两幅小门都贴了，这门的两边，立马变得红彤彤。父亲端详了一会我写的对子，微微地点点头，又摇摇头，把糨子递给我:“剩下的，你贴！”
　　 那剩下的，其实是一些写了毛笔字的红纸绺儿。我便从屋里到屋外地贴，在堂屋的大板柜上贴了“五谷满仓”，在鸡笼上贴了“鸡鸭成群”，在蜂箱上贴了“蜜蜂兴旺”，在羊圈上贴了“牛羊成群”，在猪圈上贴了"槽头兴旺”。临了，刚在门前水井边的那棵梅子树上刷了糨子，贴上“对我生财”，父亲便吼起我来:“啥子？啥叫对我生财？这是自私，要对大家生财才对！对全大队生财才对！毛主席说了，要斗私批修！”又撂下一句:“这水井边儿，你再写一副，贴上‘吃水不忘挖井人’！”
　　 耳爬那边，谁又放了个炸子雷，鞭炮一串一串地响，那是对子贴好了，放一串儿。忽然半空里一缕轻烟，哧溜一声，那是前头屋湖北放的冲天炮，飞到陕西这边，响了。想了想，我也拿出父亲从那饼万字头上拆下来给我玩儿的几个炮，立在门凳上，捂着耳朵，远远地点燃了炮引。
　　 给羊圈上了一梱包谷杆儿，又添了一筐黄豆壳儿，父亲便把所有的煤油灯儿都倒满煤油，棉花捻子捏得软软的，每间房子里放两盏。大门上的灯笼，也高高地挂了起来，红红绿绿的灯笼穗子，伴着飞舞的雪花，随风摆动。
　　 鸡瑟瑟地在屋檐下吃了包谷慢慢进笼。母亲给那头老母猪的槽里倒了不加糠的细猪食，在鸡笼门上放了半碗包谷，又捞了一块肯头扔给小黑。母亲说猪狗都有三天年，她要让牲口过年也吃些好的。
　　 渐近黄昏，母亲解了围裙，擦了手，出来在门口张望:“大清他们过来没？饭好了呀！”大哥虽然分了家，住到了耳爬，但过时过节还在一起，这过年了，更是要在一起吃团年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