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年脚跟下，照例年前要回老家看看长辈们，送些年货节礼。从婶婶家出来，回到母亲居住的单间平房，母亲正一个人躺在摇椅上看电视。我下意识地瞄了一眼旁边的床，床上空荡荡的。父亲走了，走前就躺在这张床上，每次我回来，他就静静地看着我，不说话，然后别过脸去，双眼茫然地瞪着天花板。
　　 父亲在世的时候，眼前的事总记不得，过去的事老拿来说，我们兄弟姐妹听烦了，常常敷衍他，他看我们总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便闭上了嘴，不再说话。后来渐渐地不爱说话了，就喜欢静静地躺着，一躺就是一整天。先前隔些时日我们还逗他说话，后来也由着他了。父亲走前我们感觉不到他存在，但是真真切切地活着，以致走后，我们依然觉得他仍然活着，就躺在那张床上，只是静静地，不说话。
　　 父亲老年时的安详与他年轻时的性情，简直判若两人。
　　 其实父亲年轻时候的样子，我没见过，我出生时父亲已44岁，我记事时他已年近半百。我所知父亲的经历大多来自他老年时的絮叨和母亲的片言只语。父亲参加过抗日战争，由于个子小没有去前线打仗，而是在陈毅担任军长的新四军军部任卫生员，一次在战场上抢救伤员，他被炮弹震晕了，后来从泥土和死人堆中扒了出来，捡回了一条命。解放战争后，复员回到老家，又不甘回归从前的生活，他苦苦自学文化知识，考取了南京农业干部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县农业局。可惜命运多舛，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再次遣送回乡。
　　 由于我是老来子，父亲格外宠爱，小时候我就像个影子似的黏着他，不管去哪儿我都跟着。父亲是村里的兽医，我们一群小孩好奇地看他给鸡打针，给猪割骟。父亲每次上街（去镇里），都用他温暖的大手牵着我，遇见熟人就介绍说我是他的小儿子。邻村放电影，每次电影没结束我就睡着了，任由父亲背我回家。最开心的是晚饭后的时光，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床上疯，父亲愿意陪我疯，我可以骑到他的脖子上，可以踩在他肚皮上，还可以命令他趴下当马骑，每晚我都累得筋疲力尽才沉沉睡去。
　　 六岁那年有一天，我仍像往常一样上了床就疯，没注意到父亲铁青着脸，就双脚腾空踩到他肚子上，父亲突然暴怒，象一头怒狮，面目狰狞，气急败坏，他毫不留情地一巴掌打在我的屁股上，“啪”地一声，清脆、响亮，身体震得弹出好远，我被打懵了，半晌才回过神来，疼痛、惊愕、委屈、迷茫一齐涌上心头，忍不住号啕大哭，泪眼婆娑中瞄见父亲扭曲的脸，瞬间感到无比陌生。
　　 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突然翻脸无情地打我，后来母亲告诉我，当年农村搞大集体拿工分，父亲个子小做不过人家，为了多挣工分，吃了不少苦，右肩磨出了一个很大的肉瘤，胸背也练出了肌肉，但还是挣不了多少钱。家里日子艰难，母亲有胃病，哥哥在当兵，我和两个姐姐要上学，每到年底分红，我们家都是超支户，所以父亲常常唉声叹气，喜怒无常。那天父亲只是想跟大队借钱，没借到。
　　 父亲的这一巴掌刻骨铭心，这一巴掌打掉了我对他的亲近和依赖，也匆匆结束了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此后再看到父亲，就想起那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脸。而父亲也似乎从那天起换了一个人，变得自私暴躁，动不动就发脾气，怪我和两个姐姐不能帮他下田干活，怪我吃饭时不能先紧着大人，怪我考试没考好……后来我去镇里读初中，父亲去学校看我，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去校园看我，不知什么原因，他突然在学校发牢骚，大骂教育不公，学校腐败，吵得学校不少老师、学生和家长围观，而我远远地避开，生怕别人知道我是他的儿子。
　　 每次从学校回家，父亲几乎都没有好脸色，遇到农忙回家迟点，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即便是农闲也会有各种不顺心，时不时地发脾气。有一次从学校回去，父亲意外地没发脾气，母亲准备了一桌菜，高兴地对我说：新儿，你爸平反了，右派的帽子摘了，公家给他恢复了工作，还补发了工资。父亲也高兴地不停地为我夹菜。
　　 父亲工作没几年，就办了离休手续，而我也如愿考取了高中。高一寒假前，我在街上意外地碰到了父亲，他亲切地拉住我的手，嘘寒问暖，然后抱怨道：你在班上考了前几名，怎么不告诉我一声？要不是别人跟我说，我都不知道。我笑了笑没吱声。自从父亲那一巴掌后，我与他的交流少了，当我一个人背着行囊到镇上求学时，丝毫没有离开大人羽翼的恐惧，却像一只放飞的小鸟自由而快乐。
　　 高考落榜那年，父亲脸色阴沉，逼我跟着二姐去田里干活，薅草、打农药、挑粪、收割几乎所有的农活都让我们干，我知道这是父亲本能的反应，他还没有达到“用逆境磨练儿子”的境界。有一次挑粪，二姐不慎滑倒，弄得满身都是粪便，臭气熏天，狼狈不堪，二姐委屈地坐在地上流泪。我暗暗发誓，必须离开这个地方，离得远远的。
　　 可惜我考取的是人民银行总行下属的金融院校，大学毕业后还是一层一级地分配到了老家所在县城的银行。后来买房置业、娶妻生子，一切按部就班。
　　 俗话说父子没有隔夜仇，我却气恨了父亲许多年，不能释怀。父亲一天比一天老，我与他难以割断的血缘，注定此生不能回避，后来他和母亲搬到了城里和我一起生活，可能年纪大了，父亲性情温和了许多，面容变得慈祥，时光磨去了他一身的戾气。2005年我因工作原因调动到了另一个城市，父母没有随迁，他们和二姐一家住在一起。那个时候父亲已有点老年痴呆，我回去看望他，有时站在门口听他和母亲谈话，父亲问：新儿回来了吗？隔一会儿又问：新儿回来了吗？母亲一遍又一遍地回答：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