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出门，外面住宿的有宾馆有酒店，吃的有酒楼有饭店，还有大排档甚至街边小摊，至于超市、小商店、面包店馒头包子店更是应有尽有，随自己的喜好和经济能力任意选择。
　　 然而，在计划经济的年代，特别是在农村，大一点的村子里除了有个小商店之外，没有饭店，也没有地方让你住宿。即是你口袋里有钱，也照样没有饭吃，找不到地方住。但是并不是说那个年代的人就不出门，出门还是有的，或者去亲戚朋友家，只能在家做饭，很少说出去在外面花钱吃饭的。如果去县城或省城晚上要住宿的，要大队开介绍信，才可以在国营旅社住宿。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大队上来了上级检查工作的领导、或者不在本村小学教书的老师，他们要吃饭，只能是村子里统一安排，将这些人员分派到各家各户，这种方式叫派饭或者管饭。
　　 小时候，我家偶尔就会有这种上面派来的人吃饭。不过，他们吃饭是给钱和粮票的，我记得当时的标准是一顿饭给一毛钱四两粮票。这样的标准，在当时来说，还是比较公平合理的。大队派饭的时候倒不是很多，倒是管老师饭是每个学期都有一两次，因为我家孩子都上学。管老师饭是按上学的人数算，一个学生一学期管一天。那个年代，许多村子都有这种外村的老师，他们才是真正吃百家饭的人！
　　 管饭，也要看是什么人，一般的干部那就比平时稍微好一点，一两个人，通常吃一顿饭就走了。也有一些不是干部，是临时来帮忙村子里干活的，那多数家庭就是家常便饭，主人做了什么饭就吃什么。比如我们上小学三年级还是四年级时候，曾经到安平村帮生产队拾棉花，也要村里人管饭，吃饭时我们五六个同学分到一家管饭，吃的就是和平时在家里一样的馒头稀饭加凉拌菜。只是我们是学生，吃饭不给人家粮票和钱，不知道这种情况村里怎么给他们补偿，也许是计工分或者给一定的粮食作为补助吧！
　　 我们新堡村的小学老师，多数是本村人，民办教师多，他们自然是回自己家吃饭，不用村里派饭。要管饭的多数时期只有一位老师：刘玉琴老师。
　　 刘玉琴老师是我们同一个乡上洼村人，确切地说是嫁给上洼村的人，上洼村距离我们村大约五六里路，村头有火车通过，那时也有一个火车站，在火车站工作的人多数是外地人，似乎有不少是河南人。至于她的娘家，好像说是王家洼乡的那个村子，现在已经不清楚了。
　　 刘老师是公办老师，从我记事时起，她一直在我们村的小学教学，村子里的人都认识她，估计她也差不多能认识村子里的人。所以，除了寒暑假，她每天都要在村子里的某一家吃两顿饭，路过的时候，她要和村子里的每个人打招呼，其他人呢，也和她打招呼，无非是“吃饭去”、“吃过了”之类。
　　 我很幸运，从上小学三年级开始，刘老师就做了我们的班主任，兼上语文课，一直到小学毕业，她总共教了我三年半——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学校由春季生改为秋季生，所以我的小学总共读了五年半。
　　 刘老师上课，声音特别好听，清脆响亮又温婉柔和，听她讲课，真是一种舒适优雅的享受。在村子里，成天听到的多数是高喉咙亮嗓子的合阳土话，给人的感觉是生冷倔硬，说话入声特别多，像柏杨先生说中国人的陋习就是一开口说话就像吵架，也像是骂人，从小我已经习以为常了。而刘老师却与村子里许多人不同，她一开口说话，先是微笑，然后听到的是美妙悦耳的声音，那时真是特别羡慕她，也特别喜欢她！
　　 当然，刘老师讲课也是无可挑剔，我从进入三年级之后，对语文课充满了兴趣，语文成绩一直很好，这得益于刘老师的课讲的很清楚和对我们的悉心培养。上课时，刘老师跟平时和别人聊天说话不同，非常严肃，特别认真，特别仔细，对于课文中的知识点，也是丝毫不马虎。
　　 其实，那时还是文革时期，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参加各种劳动：春天干旱时拿个盆子、水桶浇地，秋天帮生产队拾棉花，麦收时节捡麦穗，秋收之后帮生产队拾棉花、拿个铁锨翻地、到红薯地里净红薯……只要组织劳动，刘老师就带着我们班参加劳动，回来之后老师还要简单地总结一下劳动的情况，当然主要是表扬劳动时表现好的同学。所以，那时参加劳动，总是尽心尽力地做好，希望得到刘老师的表扬。除了这些全体组织的劳动，还有平时每天安排值日生要做的：我们班在二年级养鸡、三年级养羊、四年级养猪，每天放学之后，负责值日的学生要去喂它们。养鸡最好办，给鸡撒一点玉米谷子之类的吃的，打扫鸡粪；养羊养猪时夏天还要去给猪羊割草；养猪最麻烦，夏天要割草，冬天要给猪煮猪食，天天还得到涝池里打水烧热水给猪煮食。猪圈羊圈还得经常清理、打扫。只是学校里的各种劳动，在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制度之后统统取消了。
　　 即使这样，刘老师在上课时依然是严肃认真，依然是“传道受业解惑也”。不上课的时候，刘老师或者在办公桌前办公，或是搬个小凳子坐在办公室门口批改作业、作文，看到好的作业作文，她就会心一笑，上课时就表扬；碰到作业写的不好的，作文写的不认真的，她的皱着眉头，有时也会叫一些同学给他讲解一阵子。所以，那几年的作业作文，我一律认真地做，不想让老师批评，更不想让老师失望。
　　 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她办公室拿作业，刘老师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批改作业，她的先生坐在炕上，背靠着墙壁，刘老师回头对她先生说：“这就是我给你说的，作文写的好的那个学生。”她的先生说：“是不错。”之后对着我点头微笑。听了老师的表扬，我特别开心，也对着老师笑一下，拿了我的作业就走了。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文革时期那些造反的学生批斗老师时，我听说我们村有一个大家都讨厌的、游手好闲的人，他冲上去打了刘老师一下，但是马上有人制止了他，其实村里人绝大多数人是不愿意批斗老师的，更不能容忍有人这样对待老师的。
　　 粉碎“四人帮”后，刘老师上课依然和从前一样认真严肃。只是给我们教了一些当时还没有听过的校园歌曲，如《拖拉机》等。在此之前，她教过我们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北京的金山上》《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红歌。刘老师教我们唱歌时，用的是普通话，嗓音甜美，余音绕梁。这些优美的歌曲，让我们在那个时候多了许多乐趣，让平凡的日子增添了不少亮色。
　　 当时，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
　　 打倒“四人帮”后，我们学了一篇课文，内容大概是华国锋登上天安门，文章后面有一个问题：华主席登上天安门标志着什么？我们当时都不知道怎么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刘老师先提问了几位同学，后来就总结出了答案，而我把这些答案记住了。后来期末考试，正好就考到了这个题目，我当时就想，太好了，很快就将答案写上去。到了考试结束，再看参考答案，几乎和刘老师的答案相同。那个时候，觉得刘老师特别厉害，对她十分佩服！
　　 而那一年，也就是76年，我们村要管饭的老师，不再是刘老师一个人，而是多了一个从邻村西同鞮来的一个校长，教政治的，有一米八还是一米九高，村子里的人叫他大个子。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位大个子校长只在我们村小学呆了一年，之后就调走了。有一次轮到我家管饭，我听到这位校长对刘老师说，这次考试，我有一个填空题做错了，填空题问的是党和国家的主席是谁，我填写了华主席，他说应该填写华国锋。至于其它事情，都没有太多的记忆了。
　　 每次轮到我家管饭时，特别是管老师吃饭的时候，母亲提前几天就开始念叨，很早就筹划到了那天给老师做点什么好吃的。那时，母亲说要管先生的饭，还是延用了解放前人们对老师的称呼。其实，那个年代，好吃的也很简单，至多炒或者凉拌一点青菜萝卜，总之能想方设法准备上包括盐和辣子的四个小盘子就算是很好了。至于青菜，即黄瓜、韭菜、萝卜、青椒等，如果那天凑巧，村子里来了卖豆腐的，割一点点豆腐凉拌或者隔水蒸，那就是非常奢侈的菜肴了。如果是夏天，凑巧家里有鸡蛋，炒一两个鸡蛋加青椒，这就是招待贵客了。总之，能把想到的尽着家里能变着花样做出来的好一点的吃的，都要拿出来给老师吃。
　　 而我呢，到了那一天也特别期待，快到放学的时候，盼望着早点下课，下课后飞快跑回家，到厨房看一下，问问母亲饭做好了没有，如果做好了，我就马上到学校叫老师来我家吃饭。此时，老师和我一起走，有时老师会问我一些问题，有时会和我聊天，平时觉得还要走五六分钟的路，这时觉得很短，好像没有和老师说上两句话，转眼间就到家了。
　　 等我带老师回来以后，母亲和姐姐早已摆好了小桌子、小凳子，父亲母亲姐姐全都出来欢迎老师，请老师坐下，然后只有父亲在小桌子旁陪着老师吃饭，姐姐和我就开始端盘子、端饭，摆好之后，母亲和我们则在厨房吃饭。平时，我们吃饭时是全家一起围在小桌边，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平时盛饭、菜碟子，旁边偶尔有一点点饭菜，也不一定要擦掉，而这一天，菜碟子、饭碗的边缘，都要擦的干干净净，就连菜在碟子里的形状，也要用筷子弄的好看一些。而这一天，家里除了父亲和老师在聊天，我们其他人都不怎么聊天，而是在留意着老师碗里的饭吃完了没有，留意着父亲叫我们给老师盛饭。
　　 吃过饭，老师就会拿出一毛钱四两粮票，放在盘子角落，父亲照例说不要给了，学生家长请老师吃顿饭，让老师不要客气，可是老师一定要给，说这是上面的规定。
　　 老师吃过饭回学校的时候，我们全家人一定要把老师送到大门口，还要说几句客气话，然后老师自己走回去。
　　 等老师走了以后，我们再接着吃完饭。因为那时在农村，有客人时经常这样，等到客人吃饱饭了，主人才开始吃。就像有一次管老师饭，母亲提前几天就开始准备，说是管老师饭时给老师做乔面吃。结果那天我去叫老师吃饭时，老师来了一位客人，老师让我回家问父母，要带一位客人来我家吃饭行不行。我跑回家问母亲，母亲说我笨，老师都问了，还不快点请老师把客人带来，我又跑回学校说母亲说可以。那一天，老师带了客人到我家吃饭，而那一天我们家准备的乔面不是很多，母亲就让我们先不要吃，等到老师和客人吃过饭走了以后，我们才可以吃，这样可以保证让老师先吃饱。当然，老师带客人来吃饭，也是会给我家钱和粮票的。
　　 刘玉琴老师身材高大，比较丰满，浓眉大眼，肤色稍黑。起初梳着两根细长的辫子，后来干脆剪成齐耳短发。她教我们的时候，大约三十来岁。听村子里人们说，刘老师的丈夫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了，留下刘老师和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叫小红，好像比我大一两岁，黑黑的，瘦瘦的，眼睛倒是大大的，还有那脸上永远是阳光的笑容，很可爱。在三年级清明节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去县城的烈士陵园扫墓，听说刘老师找到丈夫的墓碑，一边拜祭，一边默默流泪。
　　 后来，大约她丈夫牺牲之后第九个年头，刘老师再婚，对方在韩城矿务局马沟渠矿工作。当那个人在学校出现的时候，大约一两个月的时间，整个村子里的人们都在议论这件事，那时人们的思想还比较封建，有些人认为刘老师似乎不应该再婚，村子里有一些丈夫去世的人，守在婆家，终生没有再嫁；也有人认为刘老师可以再找一个，丈夫去世已经快十年了，刘老师这么多年一个人也不容易，现在还算年轻，碰到合适的当然可以重新组织一个新的家庭，毕竟现在是新社会，婚姻自由了，即使农村里的许多人，因为丈夫去世，再招赘一个人回来过日子，有什么不可以呢？还有一种古怪的传说，说是她丈夫并没有死，似乎半夜又回来敲门了……
　　 议论归议论，可是没有人当着刘老师的面说这些，只是刘老师再嫁后的先生经常来学校，人高马大，冬天则穿着蓝灰色制服，夏天就是白衬衣，性情倒是温和。只要他一来，刘老师就特别开心，经常能看到他帮刘老师做饭洗衣，或者帮刘老师改作业。所以我们班谁的作文写的好，那个学生表现突出，他也略知一二。
　　 第二年，刘老师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女孩，给她取名春红。我们不上课的时候，经常去抱一下那个可爱的小胖妞，逗她玩。刘老师忙着上课时，就找了我大妈帮她看孩子。这个时候，村子里人们的看法渐渐一致了，大家以为，刘老师再婚生孩子，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再到后来没有过几年，刘老师就调到韩城工作了，和她丈夫在一起了，也算是苦尽甘来。
　　 在刘老师教我的时候，有一天，她问我家里有没有柿子醋，我告诉她肯定有，她让我拿一个汽水瓶子，回家打一瓶醋。回到家，我告诉母亲，老师要一瓶醋，母亲让我自己到醋缸里打。到我回学校给老师送醋时，发现老师在涝池边洗衣服，老师接过醋瓶子放在旁边，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毛钱给我，说是买醋的钱，困为母亲没有说让我要钱，我就坚决不要，推来推去，我给老师把钱放下就跑回家告诉了母亲这件事，母亲也说，不能要老师的钱，就一点点醋，自己家酿的，又不是掏钱买的。
　　 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村子里派饭管饭的事情就改变了，变成了和责任田一样的承包制。如果有检查工作什么人需要管饭，如果有人愿意赚做饭的钱，就固定在谁家吃，不用今天东家明天西家地轮换着管饭了。
　　 其实，那个年代村子里管老师饭的情形，有些村子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初，农村小学基本上没有了，管饭的事情也就随着停止了。我的大伯子也是一位小学老师，在十多年将的时间，在邻近许多村子里教过学：乌泥河、高家岭、白家圪垯、杜家塬、汉村河、郭家河、潘家山……直到后来全乡只剩下杨家庄村一个学校的时候，学校就有饭堂，不用再让学生家长管老师吃饭了。
　　 现在我们工作的学校，是不允许学生家长请老师吃饭的，担心会产生教育腐败的，真是时代不同了。
　　 可是，在那个管饭的年代，家长们都觉得管老师吃饭是天经地义的，那时人们的思想是多么的纯朴！中国在那个阶段也正是用这种方式发展了乡村教育，让我们这些人也是通过在这样的乡村学校上学，才得以接受基础教育，才能够有机会考上大学继续深造，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