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越来越严峻，昨天小区和方通广场超市建了一个群，说是需要买东西的话让在群里报，方通广场给送过来。看来隔离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了。不过，我们也倒理解，因为只有严格的隔离才能有效阻止病毒传播，早日结束疫情。
　　 隔离的时间长了，和孩子一起在家的时间长了，两个人聊得也就更深入了。
　　 做午饭的时候，我们俩交流着自己在网上看到的各种信息，感叹这一次是真的感受到国家的强大：各部门能够迅速进入状态，这么快就控制局面。
　　 “你看，该干什么的干什么，各种措施都立刻实施到最基层，有哄抬物价的，有尸位素餐的，比如湖北红十字会，比如黄冈卫计委的领导，但是都很快得到处理。我觉得这个国家虽然就像是一架运转的复杂的机器，遇到问题却能够很快做出应对反应。”
　　 她同意我的说法，但是立刻跟我抱怨自己看到的一些娱乐圈的事情，“我就不明白了，都这时候了，为什么还有人让韩国的明星上热搜？……”她不停地抱怨着，我根本不想听她所说的那些明星的事情。更让人受不了的是，她还时不时让我评判一下她对这些人的批判对不对。如果这时候可以用表情包，我一定会用一个抓狂的表情。听了一会儿，我实在听不下去，开始了我的批评模式：“真是吃饱了撑的！”
　　 “对！他们就是吃饱了撑的。”她很高兴我和她一样批评那些人。
　　 “不是，我是在说你。”我明确告诉她我的指向，她闭上嘴，不说话了。
　　 好久，我们俩都默默地干着手里的活。但是，她肯定是受不了俩人在一起却不说话的状态的。她找到了话题。
　　 “妈，我问问你，如果我三十岁还不结婚，你会着急吗？”
　　 这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直觉告诉我，我肯定会着急。但是，这个问题又不是很简单的问题。
　　 “我不知道啊！我现在要说不着急，也许那时候又着急了；我现在要说着急，也许到那时候又不着急了。谁知道呢！”我用模棱两可的话敷衍她。
　　 “不！你必须说你真实的想法。”她不满意我的敷衍，要求我给出明确的态度。
　　 我笑，不回答。
　　 她换个角度问：“我菲菲姐到现在了还不结婚，我大姨大姨夫他们着急吗？”
　　 “肯定着急呀！年前我们去你大姨家，你大姨夫还和我们说起这件事呢。”听我这样说，她的眼睛亮起来，期待着我接着说下去。
　　 “但是，我给你大姨夫讲了个故事，劝他不要着急。”
　　 “你讲了个什么故事？”她急切地想知道。
　　 “我的大学辅导员赵红同志的故事。赵红同志是我们上大学那年毕业留校的，她非常优秀。你知道她多么优秀吗？上大学期间，她就做导演，排练了一出话剧，而且她是话剧的主演。这出话剧当年还得了大奖。”
　　 “哎呀！这跟刚才说的没有关系。”她打断我，“她优秀不优秀跟我们刚才说的结婚的事没有关系！”她再次强调。“你讲故事总是这样，老是说着说着就跑题了。”她指出我的缺点。
　　 我笑：“我这是想让我的故事更丰满一些。”
　　 “我不想听那么丰满的故事，我只想知道她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好吧，我马上告诉你。赵红同志只比我们大一岁，她非常优秀，她是中文系学生会主席，大学生艺术团团长，学校学生会主席，而且她学习还十分优秀。这么优秀的一个人，留校肯定是学校珍惜人才。但是，留校对他们来说又十分不公平，因为学校跟他们签了合同，必须工作五年之后才能离开，而且，系里之给他们安排做辅导员，即使讲《大学生修养》之类的课也需要几年之后。对于像他们那样优秀的同志而言，这真是极大的浪费，所以很多人都想离开。赵红同志在我们大三的时候想考研，系党委书记坚决不同意，为什么呢？因为以赵红同志的优秀，她肯定会考上的，而考上了她就会离开中文系。系里不让考研，也不让做一些更有价值的工作，赵红同志一气之下辞职，只身去闯北京。有时候我就想，上帝给她堵上了这一条路，她却转到了另一条更宽的路上。赵红同志也没有再考研，而是在北京做起了生意。”
　　 “她做大了？”
　　 “嗯！她跟我们说，她在法国就有两个种酿葡萄酒的葡萄庄园，有一个挨着赵薇的庄园。赵红同志为了做生意，她自学了很多种外语，比如法语、西班牙语、德语，欧洲那一块儿的语言她基本上都学了，都是自学的。她做生意，根本没有大块儿的时间去上什么补习班之类的，就是靠着自学。而且，最主要的是，她一个中文系的学生，她自学了做葡萄酒生意，还做得很好。”
　　 “那她什么时候结婚的？”她还没有忘自己一开始问的问题。
　　 “2015年。”
　　 “和谁结的婚？”
　　 “一个英籍印度人。”
　　 “2015年的时候，她都四十多岁了，那么大的才结婚啊！”她感叹着。
　　 “是啊！你刚才问你三十岁的时候还没有结婚会怎么样。其实，三十岁的时候，结婚不结婚只是你人生中一件事而已，三十岁的时候，一个人面对的事情还有很多。中国有句古话‘三十而立’，你想想，三十岁的时候，除了结婚或者不结婚，你还在干什么？三十岁的时候，我已经结婚了，你三岁。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是我们那个学校的语文老师，班主任，语文教研组组长。也许这都不算是什么，但是在那个学校里，我也算是佼佼者。你想想，你三十岁的时候呢？”
　　 她点点头，没有说话。
　　 “赵红同志三十岁的时候还没有结婚，但是人家并没有被困住，她在做她想做的事。我们知道，任何事业都是干出来的，不是在手机上刷娱乐新闻刷出来的。你想想，你三十岁的时候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从现在开始需要做什么准备？而且，之前我们也说了，现在这个时候属于艰难困苦的时候，越是艰难困苦的时候越是能够显出一个人的品格、人性、格局，越是艰难困苦的时候，越是修炼一个人的品格的时候。而什么是修炼？佛家、道家还有其他的经常讲‘闭关’，我理解，‘闭关’就是在一段时间内把物质的需求降到最低，但是更刻苦地训练，比如武功，比如更深入地思考。”
　　 她看着我，不说话，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她希望听下去。
　　 “为什么说艰难困苦环境中修炼对于一个人的意义和价值更大？我再给你讲个故事。奥地利心理学家弗兰克尔开创了心理学治疗的意义疗法，医治了很多人。二战的时候，他因为犹太人身份被逮捕，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他在集中营待了三年时间，那是非常艰难的三年时间。这段时间，奥斯维辛集中营共有150万人被杀害，1945年苏联解放奥斯维辛的时候，只有7650人活着走出集中营，弗兰克尔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是什么支撑弗兰克尔在存活率那么低的集中营坚持了3年，成为了千分之五的幸存者之一呢？
　　 通过一些资料，我们知道，在集中营里活下去就要承受长期的饥饿，超过极限的劳作，突如其来的毒打和身体机能的退化。面对这些，大部分人都会觉得活不下去，心存死念。可是，弗兰克尔在入狱的第一天他就告诉自己要活着离开集中营。为了让自己活下去，他给了自己一个画面。在这个画面里，他幻想自己有一天离开了集中营，会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讲述自己在集中营中的经历，会为自己的学生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在集中营这样一个极端的环境中，人的心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些囚徒的各种经历会怎么影响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那些囚头、纳粹狱警又是如何决策他们的行为的。
　　 弗兰克尔带着心理学家的视角观察在自己身上和自己身边发生的一切，狱友、囚头、纳粹，甚至他都把自己当成研究的对象。他给自己的痛苦赋予了非比寻常的意义，正如他所说：当给痛苦赋予了意义，那么痛苦将不在痛苦。
　　 现在我们就是处于一个艰难困苦的时期，不过，我们需要明白的是，疫情肯定会过去，只是，在疫情结束的时候，我们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进入工作，我们那时候的状态很可能就会成为我们进步的节点。”
　　 她不住地点头。
　　 “所以，你一定要找到你三十岁时候的意义和价值，你想自己到时候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你从现在开始需要怎么做，这都是你现在需要想需要做的。”
　　 我以为，作为一个已经上大学的人，她应该能够听得懂我的故事。我对她有很高的期望，但是，我知道，如果她自己不动，那也只能是我的期望。她没有再接我的话，也没有表决心，我的这些话在她那里可能还只是种子，我期待着它慢慢发芽，成长，也许在三十岁的时候，她就不会被结婚不结婚困扰了。至于到时候她会遇到什么问题，只要这颗种子萌芽了，成长了，她也就不会再被困扰，变得焦虑不安了。